中世纪时期，宗教无情打压和迫害包括自然哲学在内的异教。伴随近代自然科学诞生和发展壮大，这种打压和迫害也随之猛烈。19世纪以来，在世界各国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公开攻击科学理性和建制的“奇迹信仰”，并且广泛渗透到公众中。一战后，被战争摧毁了物质和精神家园的人们开始向非理性世界寻求拯救。他们不得不再次面对在100年前曾在欧洲一度风行的反理性主义，以及“揭示宇宙谜团”的非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因此，造成当时占星术等各类超自然信仰肆意流行。除此外，继承近代神秘主义思想的有神论者开始宣扬宗教和神秘主义拯救的意义，对科学理性、认知模式和方法展开批判和否定。这些来自宗教和神秘主义的激进批判和否定威胁和阻碍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发展。
　　现代宗教对科学的批判和否定
　　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在一些教堂的圣冥中回荡着批判和否定科学的微弱余韵。直至1920年代，这些隐蔽多年的余韵开始聚集、膨胀。像荷兰神学家、宗教学家莱鸟曾隐曲地说道，在神秘的入迷状态下是体验不到任何可作为客体的东西的，主体与客体融合在一起。天主教哲学家马里坦直接向科学发动攻势，他断言：“科学带来了‘否定永恒真理和绝对价值’的‘致命的疾病’。”诸如此类的批判和否定层出不穷。其中，以个体形式批判和否定科学的宗教言论对科学本身发展虽然没有产生根本的破坏作用，但是，却为敌视和颠覆科学找到了借口。然而，以群体形式批判和否定科学的宗教行为，不仅形成了一定规模和群众基础，而且阻碍着科学本身发展的进程，这是需要我们严加防范和警惕的。
　　莱维特与格罗斯告诉我们，恐惧科学、批判和否定科学的直系后裔可以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特别是各种各样的创世论团体中找到。创世论者主要是以福音派和世纪末分离主义为代表，主张人文、生命和宇宙是超自然作用创造的结果，拒绝任何与其信仰相违背的科学结论。在1922年，美国的反进化论运动提出口号，“把达尔文主义驱逐出学校”。这场运动横扫了美国各个角落。创世论成为了科学解释的“标准替代品”，在反进化论者看来，真正的教育是围绕创世论开展的，不是围绕进化论而建构的。当年3月，美国田纳西州颁布法令，禁止在课堂上讲授进化论。标志这场反进化论运动达到顶点的事件是1925年5月5日发生在田纳西州的斯科普斯审判（Scopes　Trial）。一个名为斯科普斯的高中教师有意违反禁止讲授进化论的法律，在课堂上讲授达尔文生物进化论，因此遭到政府的传唤和审判。从科学史角度看，这个事件的作用不逊于1860年发生在牛津的主教威尔伯福斯和赫胥黎之间的辩论，开启了反进化论运动序幕。反进化论运动的影响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其间，一小撮创世论者还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宗教和科学协会”，其目的是创立一个反对进化论的统一前沿阵线。虽然，1967～1970年，反进化论法在田纳西州、阿肯色州和密西西比州被废除，然而，1972年9月对田纳西州代顿的一所高校的调查表明：75％的学生相信《创世纪》中的记载，而不相信生物进化论。德克萨斯州教育理事会要求各种讲述进化论的教科书要在前言里做一声明，提醒人们注意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一种事实。《华盛顿星报》的主编在华盛顿特区提出诉讼，要求在生物教科书中写上圣经中的创世故事。因此，创世论反对科学的言论和主张在教育中的泛滥极大阻碍了科学在社会发展中的健康发展。
　　那么，反进化论者怎样从其所谓的“理论上”批判和否定以进化论为代表的科学呢？在1974年，创世研究会的创始人莫里斯出版了《科学创世论》一书，目的是将“新的生命活力”注入反进化论的创世论运动。他在书中贬低进化论，抬高创世论的地位。他批判进化论仅仅是将多种学科——像物理学和古生物学——的观察联系起来的模型。在他看来，“六天创世模型”比进化论模型能够联系更多的事实，可以被“实验验证”，这个六天创世模型将是可以被信任的。他欺骗人们说，只要信仰它是真的，那么它便是真的。不仅如此，莫里斯还认为人和世界不是进化过程的产物，而是神的特殊创造。他将符合科学的标准和原则直接嫁接到基督教上，并认为基督教是以客观事实，而不是以主观压制为基础，基督教中的创造、跌落、拯救和复活事实具有有效性，服从于客观探究的一般标准。他对进化论的极尽歪曲，以及对创世论的极度褒扬误导了人们对科学的理解，在社会中产生了极大的破坏作用。宗教创世论对科学批判和否定究其原因为：他们面对科学的迅猛发展，出于自身利益的维护而和科学抗衡。早在詹姆斯·穆尔的题为“新教原教旨主义的神创宇宙”一文中就指出了这个预兆：世纪末的原教旨主义同“占统治地位的进化启蒙的假设”在一场文化战争中将会彼此对抗。但其无力与科学进行角逐，于是将自己粉饰成科学，披上科学的外衣，行恶劣的欺骗行为，这是应该引起我们警惕的。
　　作为原教旨主义的一个分支——创世论者认为自己的主张和科学的主张一样具有同等的解释事实的权威性，甚至给进化论贴上伪科学的标签。他们从不承认自己反科学，并一再强调他们反对的不是科学，而是没有被证明的进化论，在他们看来，进化论没有揭开“进化的实际模型和过程”。创世论对进化论的批判和否定主要集中在生物机体、思想和地质史的进化、太阳系的形成和宇宙的起源问题上。其中严格创世论者相信，进化不能够描述地球上生命的历史、多样性和复杂性。例如他们断言，化石记录在远祖和后裔之间缺乏过渡形式。例如放射性同位素衰变率在过去是不同的，如若衰变率比现在快的话，那么就会误导古代日期的计算。他们认为进化论者只是简单地主观接受他们预想的结果，而抛弃其余结果。创世论者拒绝科学家的理论和研究过程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因为进化论不能符合证据问题。实际上，后来该问题由间断平衡论所解决。二是因为科学无法解决心灵、情感等问题。在罗特看来，创世论等能够很轻易地为人类的生死问题提供答案，而科学中那些抽象的理论无法感动凡人的心灵或激发愿望。如果这个原因成立的话，那么，不仅会误解科学与创世论之间存在的界限，而且势必抹煞科学在未来发展中对人类心灵世界的关切和介入。然而，人类心灵、情感等问题是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各门科学不断发展，这个问题必然会在未来得到解决，所以创世论者否定科学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现代神秘主义对科学的批判和否定
　　从人类诞生开始，神秘主义对科学的前身，即自然知识和自然哲学的批判就出现了。从古代的朴素神秘主义开始，一直影响至今。古代朴素神秘主义怀疑理智的、本体论的思辨，批判面向自然的探索活动。中世纪时期，异端神秘主义教派诺斯替教将古代自然哲学理论综合到自己的神秘体系中，主张通过体验对象，并与对象同一的方式获得真理。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与科学认知模式相对立的神秘主义认知模式。中世纪时期的神秘主义上升为一种非理性主义哲学，主张人们可通过内在的神秘启示来直接与上帝相通，不需要教会作中介。它鲜明反对人的理性认识和逻辑思维。在近代，神秘主义与浪漫主义密切地交织在一起。施密特甚至将浪漫主义看作神秘主义的同义词。自卢梭以来，神秘与浪漫共同表现为一种人的自然天性的内在脉动，这是一种决定着人类行为的普遍因素以及与自我保存的欲望的要素。这些要素促使浪漫主义作家、文学家和诗人倡导“回归自然”，批判和摒弃科学理性方法。现代神秘主义大部分都产生于1890年代至1970年间。现代神秘主义来源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家、文学家和诗人，并逐渐外溢到19世纪中叶科学家群体内部。当时，古老的巫术复活了，出现了各种催眠术、降神术、通灵术、唯灵论，神秘学也开始复兴起来。
　　从德国到英国，从欧洲到新大陆，在社会生活的不同层面，都在经历着一场“神秘主义复兴”运动。在当时，这一现象被恩格斯捕捉到了，并且反映在他的《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一文中。例如他描写了华莱士在迈斯麦尔催眠术讲演基础上做催眠术实验，以及发现了化学元素铊和辐射计的威廉·克鲁克斯先生使用许多物理仪器着迷地研究降神现象。在恩格斯看来，这些现象都是由于错误的思维导致的。而这些错误的思维一旦贯彻到底，就必然要走到和科学理性道路相反的地方去，即神秘主义。所以，这是轻视辩证法必然导致的后果。
　　神秘主义思想家的主张与宗教创世论者的主张如出一辙。他们主张确实性的源泉位于内在的经验、感情和本能中，并武断地认为最高级的真理是不能被证明的，而只能去感受。他们视信仰、感情和本能是认识较高级的阶段。在他们强调，凡是有限理性不能探究的，可以在宗教、审美或道德的感悟中感受或预测到，思辨的理性不能深入到实在的帷幕，而真理由感情、信仰或某种神秘的洞见所产生。这样的言论有失偏颇，因为即使有限理性不能探究到的，宗教、审美或道德的感悟也不一定能够探究到。他们批判和否定理性思维和实在，推崇信仰思维和心灵。正如小西奥多·希克、刘易斯·沃思在《新时代的信仰的总结》中刻画了神秘主义者批判和否定科学的激进主张，即“在我们通常获取知识的方式之外，还存在其它精神的、神秘的、内在的、更高级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如果某种体验你觉得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如果一种思想你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我们无法获得任何关于世界真实本质的认识。科学本身是非理性的和神秘的。它只不过是另一种信仰或信念的体系，或者是一种神话，没有更多的可证实性”。这种激进主张对科学的批判和否定一方面表现为，将心灵的直觉、感受和体验捧到天堂，将科学理性、逻辑打入地狱；另一方面表现为，颠倒黑白，模糊科学与神话之间的界域，因而暴露出其对科学本质的歪曲。大浪淘沙，神秘主义的荒唐论调必然被历史所淘汰。
　　现代激进宗教和神秘主义不仅是成熟文化的异己力量，而且还是社会动荡的根源之一。当神秘主义渗透到不同思想领域的时候，它常常表现为与当时的主流文化、制度性宗教和占统治地位的哲学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性质。因此，我们应该深入现代宗教和神秘主义内部考察和发掘其产生和发展的规律和机制，才能有效地遏制它们导致的严重危害。另外，面对现代宗教和神秘主义与政治运动相结合的趋势和现实，霍耳顿已经严正告诫过要警惕这种危险的结合，因为它们将变成“沉睡野兽的唤醒者”。
　　当前在我国，对内改革步伐矫健，对外开放纵深发展，科学技术飞速前进。然而，此时我们不仅要防范和抵制本土激进宗教和神秘主义对我国民众思想的侵蚀和破坏，而且还要警惕来自国外极端宗教和神秘主义的消极影响。历史已经证明，一旦它们与个人、集团利益价值倾向或者意识形态相结合，将会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难以弥补的巨大损失。
　　（作者单位：中国科普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