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激励性规制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它建立在信息不对称前提下,必然会产生规制者与被规制者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即所谓逆向选择与道德风险问题)。因此,西方激励性规制理论主要围绕如何最大程度地避免委托—代理问题展开,如信息不对称下的洛伯和马盖特规制模型、存在逆向选择情况下的规制模型、存在道德风险情况下的规制模型等。西方激励性规制方式主要包括特许投标制度、区域间标杆竞争、价格上限规制等。本文认为,尽管我国是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但政府对被规制企业的规制同样面临委托—代理问题,即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西方激励性规制理论不仅可以解决西方被规制企业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对于我国被规制企业,也可从技术层面上提供一定借鉴。当然,这种借鉴必须考虑到理论自身存在的缺陷及其在我国的适用性问题,特别是充分考虑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性及转轨、欠发达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