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9月19日上午9点，我与徐帆女士结为夫妻，婚后我称她为徐老师。
　　徐老师不仅戏演得好，管理也很有一套。通常来说，是抓大放小，疏而不漏。看上去人权、民主气氛都有，实际上是内紧外松，发现问题绝不手软。也就是说，徐老师可以不开枪，还可以往炮楼下面扔水果糖，但你得清楚自己的处境，知道自己是在徐老师的机关枪射程之内的。
　　我喜欢在铁腕人物的统治下俯首帖耳，免得自己煞费苦心地追求真理。我非常了解自己，威逼利诱之下是可以走正路的，放任自流则后果不堪设想。这也是北京人的特点，必须拿枪逼着，谁厉害听谁的，光平等协商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年间八国联军来了，为便于治安管理，天黑了逼着每家每户门口挂灯笼，从那以后北京的胡同里就有了路灯。据说最初建立公共厕所也是如此，一声令下，不许当街撒野尿了，谁要敢违反就得挨枪子儿。一开始还有人不服气，觉得当了亡国奴连尿尿的自主权都没了，但强迫之下大家也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我的许多良好习惯都是在徐老师的严格管理下逐渐养成的。比如说：每天坚持洗脚换裤衩，袜子穿两天就得换干净的，小便完了不忘冲水，晚上刷牙，不喝自来水管里的凉水，吃完饭擦嘴，烟灰不弹到烟灰缸外面，沙发靠垫坐拧巴了，离去前想着把它摆好扶正，挂毛巾时上下对齐，汽车里放纸巾，等等。
　　徐老师改造我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中有：不吃手指甲，不在汽车里吸烟，每天洗一次头。前两点不说了，它们和我的思考有关，我会在退休后加以克服。不爱洗头是我从小养成的毛病，一直以来我对洗头有很大的心理障碍，原因有三条：第一，洗完头领子湿了特别难受;第二，肥皂沫特别容易蜇眼睛;第三，长时间弯着腰非常不舒服。所以现在只要徐老师问我这两天洗头了吗，我多半不说实话。我甚至可以为了躲过在水池前洗头，宁肯答应她去洗一个澡。
　　徐老师不仅对我严格要求，自己也是身体力行。就像《朱子治家格言》中所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家里的日常用品她都有适量的储备，绝不可能发生柴米油盐用完了才想起来现去采购的情况。每逢下雨，我们打开汽车的后备厢准会出现一把伞，用完后擦干净又会回到后备厢里。
　　不仅如此，徐老师还非常喜欢制造生活的情调。外出演戏归来，她必跑到花卉市场讨价还价地买回几捧鲜花，让它们分别盛开于书房和客厅的各个角落，然后点燃香，令室内香气袭人。逢此情景，我都会如坠雾里云端。
　　徐老师还好唱昆曲，常常于率领小保姆打扫完卫生后，拖着两条水袖，跟着伴奏带反复吟唱。看着她在我的面前舞来舞去，如泣如诉，总会让我产生一种恶霸地主将一代名优掠为己有的不好联想。
　　母亲去世后，我在西山为父母大人购置了一块墓地。安葬的那天，一切都在徐老师的指导下进行得井井有条。
　　我还记得当天的一些细节，她先用一个纸杯斟满一杯酒，沿着墓碑的两侧边洒边说：“爷爷奶奶、大爷大妈、叔叔阿姨，我妈今天刚搬来，往后你们就是邻居了，希望你们和平相处，有什么不周到的地方也请你们一定原谅。我们这里先给你们敬酒了。”洒完又斟满一杯放在我父母的墓前，然后又取出另一个纸杯，将一些米粒填满杯子，点燃三炷香插进米粒中，让我和姐姐、姐夫，还有两个女儿祭拜，自己退到一边安静地等待。
　　她对我说：“要用纸杯，纸杯可以还土，不会破坏环境。”
　　一句话：娶了她，我三生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