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悲惨世界》看雨果的人道主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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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布满强权和偏见的世界,这里充斥着失业、饥饿、凶残、欺诈……罪恶如毒水般横流。在这个世界里,一部分人处于社会的上层,他们滥施手中的权力,肆意妄为;一部分人处于社会的底层,他们如蝼蚁般地生活着,苟且偷生。这就是雨果笔下的悲惨世界。维克多·雨果试图用自己的理念和信仰来修复这个千疮百孔的世界,试图以此来拯救人类沦丧的道德,重塑人类的良知和尊严,把被“人为”破坏的人类秩序重新修复完整。
  所谓人道主义思想,大体上指人们有权过上正常、平等的人的生活,都应发扬“仁慈与博爱”的精神,让饶恕与感化来解决对罪恶的惩罚。同时,社会有责任消除一切剥削、压迫、歧视与迫害,使人们能够活在一个和谐友好、安全健康、欣欣向荣、在各方面都能得到自由全面发展的环境中,没有人为制造的痛苦,也没有冷酷与伪善……
  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在《悲惨世界》中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对贫苦人民的不幸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对当时社会的控诉
  
  在这部史诗般的小说中,作者着力展示了“本世纪的三个问题”。
  1、贫穷使男子潦倒。冉阿让的一生充满着坐牢、苦役和颠沛流离的经历。他出身贫苦,为了谋生干过多种底下的工作,他为了姐姐家饥寒的孩子偷了一块面包,因此被判刑,前后坐牢19年。但当他走出牢狱时,又等于踏进了人生的监狱:“孤零零,没有栖身之处,没有避雨之处”,实在是“连狗都不如”。在受到米里哀主教的感化后,冉阿让广施济贫,但他的一系列善的举动仍无法填补与黑暗社会现实,与法律、习俗间的鸿沟。冉阿让有罪吗?不!有罪的正是迫使他去偷窃的社会现实,是剥夺他生存权利的统治者。他唯一的罪过,应该说只是他的贫穷、他的身份——个毫无生存权利的穷苦工人。
  2、饥饿使妇女堕落。芳汀原来是一个天真纯洁的少女,但恶浊的社会玷污了她,可她有自食其力的决心,但是包工头、债主又对她进行无情地剥削盘剥。她把自己的头发牙齿低价卖掉之后仍然走投无路,最后被迫出卖肉体。雨果沉痛地说:“社会造就了一个奴隶即一个娼妓。”芳汀的悲惨命运完全是罪恶的社会现实造成的。
  3、黑暗使儿童羸弱。冷酷无情的社会也不会放过对儿童的压榨。暂且不说大批儿童流浪街头无家可归,芳汀的孤女小柯赛特不幸落在代表丑恶势力的德纳第夫妇手中,平时做的都是力所不能及的体力活,大冬天还要到河里取水,食不果腹,衣不饱暖,倍受摧残。
  这三个问题展示出一个名副其实的“悲惨世界”。可见在《悲惨世界》里,体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和对当时社会的控诉。
  以满腔热情歌颂了共和党人的英勇斗争精神,表达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
  雨果饱含激情地讴歌了1832年的人民起义和街垒上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共和主义战士,其中有壮烈的场面,英勇的献身精神和高尚的情怀,表现出他对革命的同情。在他的笔下,疲惫不堪、衣衫褴褛、遍体创伤、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是一个伟大的整体与象征:人民的象征。正是这一个伟大的群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推动着法国社会向前发展。雨果特别在这一伟大的整体中,突出了安灼拉、马白夫与伽弗洛什三个英雄人物。以伽弗洛什为例:他是巴黎流浪儿童的典型,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最有魅力的艺术形象之一,他身上凝聚着法国人民那种开朗乐天、轻松幽默的性格,还保持了儿童的天真与纯洁,他善良、慷慨,酷爱自由,在起义斗争中勇敢机智,直到最后壮烈牺牲,仍唱着幽默顽皮的歌曲。这三个人物是雨果心目中革命人民的象征,他塑造出他们的高大身躯,正是出于歌颂人民这一伟大群体的热情。
  
  谴责了资产阶级的法律。现存法律是低级法律,使罪犯重复犯罪,而人道主义才是高级法律,使罪犯弃恶从善、终止犯罪
  作品的主人公冉阿让,在一家人濒临饿死的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用拳头打破面包店橱窗抓走了一块面包,因此被捕,判了5年苦役。其间,冉阿让因极为担心家人的生存而几次越狱,但无一成功,反被加刑至19年。主人公冉阿让的这一小段经历中,已包含了两个“两难”的境地。看一下他自己的想法吧:他承认自己不是一个无罪的人,但他是在愿意工作而没有工作,愿意劳动而又缺少劳动的情况下走上犯罪的道路的;他认为法律对他的处罚太重了。他的结论是:他所受的处罚,实际上不仅是不公允,而且肯定是不平等。他认为不仅社会有罪,上帝也有罪。他在监狱里磨就了“仇恨”的利刃,他恨社会,社会用饥饿和冷酷磨砺了冉阿让,冉阿让的心因此也变得又冷又硬起来。
  人性和善良就这样被泯灭掉了,一颗心灵在罪恶的上空苦苦挣扎着,等待着上帝的拯救。
  而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冉阿让的灵魂几乎掉进罪恶深渊的时候,仁慈的米里哀主教出现了,给这个悲惨的世界带来了希望,同时也给作者自己带来了希望。当冉阿让跑到主教家里,怀着对自己,对这个社会几乎失去信心的心态,宽容的米里哀主教收留了他。这一举动让冉阿让感到十分的意外,以至于他不停地对主教说自己是一个苦役犯。当冉阿让不顾主教收留之情偷走银器而被警察抓住的时候,米里哀主教再一次展现了基督教的伟大,再一次同他的宽忍和博爱感化了冉阿让,让他从一个做坏事的道路走上了施惠的善良之路。冉阿让以后的表现,证明了米里哀主教的成功,人道主义的火种在这个冰冷的悲惨世界得到了延续,给人带来了温暖。
  
  塑造了人道主义最高理想“冉阿让”
  
  一个被社会恶狠狠当作垃圾扔掉的人,终于又回到了人间,他从米里哀主教的尊重中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良知和尊严,他心中的坚冰成块地垮塌,一盏明灯在他的心中点燃,从此再也没有熄灭过。
  当他成为马德兰市长以后,他关心人民,爱护孤寡,竭尽所能地帮助穷人。他冒着暴露身份的危险用肩膀扛起压在车下的老人,他选择再次入狱的危险拯救被误认为冉阿让的人犯,他不顾欺侮和怀疑命令沙威释放无助的芳汀,他不惜生命的危险跳车逃跑去寻找苦难中的珂赛特……在1832年的巴黎巷战中,冉阿让碰到了混入革命营垒被当作奸细抓捕的沙威,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冉阿让没有执行枪决他的命令,毅然放走了这个一直追捕自己的敌人沙威,使他重归自由。
  雨果在冉阿让身上其实是寄托了他对人类高尚精神世界的追求。尽管他是个平凡的人甚至曾是一个罪犯,但他的心灵却是无比高尚纯洁,在他的心中没有什么要求付出得回报的念头,你有困难,我就帮你,即使付出一切,就这么简单!尽管他在与命运、与社会丑恶现象的搏斗中显得孤立、單薄,但恰恰是在这种差距悬殊的对抗,才更能凸显出他英雄的本色。如同主教对冉阿让说的那番话:“我的兄弟,你不再属于恶的一方,而属于善的一方。我买了你的灵魂,把你的灵魂从邪恶和沉沦的思想中赎了出来交给了上帝。”冉阿让做到了,他完成了自我的救赎,也把自己从以往的错误思维中解放了出来,重新看到了人性的阳光。
  评论家巴雷尔说雨果是“以巴尔扎克的方式去传播一个极端浪漫的故事”。雨果开出了一帖人道主义的药方,那就是宽容、博大、仁义、真诚,他认为人道是社会良知和社会秩序的还原剂。有人可能会觉得雨果的想法过于天真,而正是这种“天真”才更真实而迫切地反映了人类对善良和仁慈执着的向往和追求。站在今天的立场来看雨果的人道主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带有空想主义的色彩,但它无疑发挥着巨大的感化作用,因为它是社会正义和人类良知的投影,它是被物欲世界夯压在块石下有着无穷生命力的绿芽,一旦春风化雨,绿竹抽芽,它定将对社会结构、人类命运、生存环境的改良起有巨大的促进、催化作用,其力量是不可抗拒、不可阻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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