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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蜀芹：1939年生于上海，戏剧大师黄佐临之女，其代表作《人·鬼·情》，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电影。1990年，执导电视剧《围城》，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的经典之作。2012年后，罹患阿尔茨海默病。
她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告别影坛，忘记一切，留下《人·鬼·情》《围城》《画魂》等经典之作
2015年大年初三，《上影画报》的老主编夏瑜和妻子、原《新闻晚报》副刊编辑沈一珠终于见到了黄蜀芹。自从接下《黄蜀芹传》的工作，两个人一直在为如何写作而焦虑。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她，已无法接受采访，“之前本来想请一位上影厂的女导演来写，但她和黄导见面后，坐了大概20分钟，就打了退堂鼓”。夏瑜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们只能列出一串串名单，一一走访她的亲友、合作者、学生，一点点连接起她的人生。”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想和她见一面。”于是，在那个冬日的午后，他们走进了黄蜀芹的家。前几天，她刚被儿子郑大圣从养老院接回来，坐在轮椅上，沉默、木讷。
郑大圣向他们讲起一件事。前些日子，电视里正放着电视剧，他问母亲：“拍得怎么样？”
“虚假。”黄蜀芹说。
“怎么虚假了？”
“太重。”她是说演员的妆化得太浓。明明是夜景，明明是在睡觉，女演员却浓妆艳抹地躺在被窝里。
“原来在家里，其实没人会说电影。我母亲不太会说话，能讲出来的都是大白话，连一句影评都算不上，比如，‘不够彻底’。偶尔说：‘嗯，很完整’‘多简练，高级’‘有神秘感’，然后就没词儿了。”郑大圣说。
“见到她很难受，非常不忍心。”沈一珠对记者说，“但我们还是很高兴，虽然大部分时间她不怎么说话，但只要说到熟悉的电影、电视，她就会有反应，冷不丁地冒出几个字。那时候，会觉得她好像什么都明白。”
“神秘的大佛”
即使黄导没生病，也不爱说话。她从不会滔滔不绝地讲什么，常常三四个字就说完了。时间久了，人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神秘的大佛。
沉默寡言，似乎是黄家的“遗传基因”。黄蜀芹的父亲黄佐临，是著名的戏剧大师。在中国话剧界，素有“北焦南黄”之称，“焦”为焦菊隐，“黄”就是黄佐临。除了导演排戏，黄佐临平时话很少，好友给他起了个外号“POK”，中文意思是“闭口”。结果，父亲又把这个绰号传给了女儿。
在实验电影上用功甚勤的郑大圣，也和他母亲一样，不善于表达，大圣总是说：“我不想阐述母亲的作品，我自己的则更不用说。”这种一根筋的“轴”劲，真是和他妈妈一脉相承。
这两年的采访中，黄蜀芹的“轴”，是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黄蜀芹的大妹妹黄海芹，和她最“铁”，两个人长得也很像。她和我们说起这个大姐，印象中总是很严肃。当时，姐妹仨坐三轮车上学，一角钱车费。有一次，车夫看她们人多，就抬高价钱，要一角五分。黄蜀芹不干了，带着妹妹们往回走。等走到一半，车夫追上来：“一角就一角，上车吧！”她就同意了，重新坐上车。其实，路已经走了一半，再花一角就亏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轴”。
与黄蜀芹合作过《童年的朋友》的郭凯敏，向我们说起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片场，黄导常常是普通话和上海话夹着说。说普通话时，代表还在讨论；一旦决定了，就会说上海话：“格桩事体就格能了。”——“这个事就这样了。”“以后我们就明白了，她说普通话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争一争，”郭凯敏说，“一到她说‘格桩事体就格能了’，就表示她已经决定了，照做就是。”
做好了决定，就是一“轴”到底。她认为好的就是好的，不会因为别人的意见去改变。在《人·鬼·情》中，黄蜀芹要表现一个钟馗的世界。她和担任美工的丈夫郑长符商量，决定用黑丝绒衬底，把整个摄影棚蒙黑，让钟馗的红袍子和大花脸出现在一片虚无的黑色中。当时，为节约开支，剧组买了一大堆黑平絨回来替代，结果灯光一打，平绒反光，达不到深邃的黑洞效果。制片部门劝她将就一下，她一下火了：“不换成黑丝绒，我宁可不拍！”
拍《围城》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黄蜀芹在一次选景中出了车祸，右小腿粉碎性骨折。等腿伤稍好一点，她就开始按照自己心里的样板去找演员。男主演陈道明是铁了心要的，黄蜀芹从他扮演的溥仪（《末代皇帝》）身上看到了类似方鸿渐的气质。但陈道明却举棋不定，怕自己演不好。结果黄蜀芹亲自上门，看着“负伤”的导演再三苦劝，陈道明最终答应了。
在片场，黄蜀芹或是坐着轮椅，或是拄着拐，拍了100天，平均每一集拍10天，用双机位，一段戏从头到尾反复好几遍，使出了拍电影的劲儿。为了打造出真实感，黄蜀芹把上世纪30年代各种交通工具找了个遍，甚至还有小木船、独轮车。剧组经费有限，钱都用到了这里，演员片酬少得可怜，其中不少还是当年的“大腕儿”。但黄蜀芹不管，她就是一根筋，要把戏拍好。
“我的女主角都不是天生的叛逆者”
1987年，黄蜀芹无意间看到了一篇题为《长发男儿》的纪实小说，是作家蒋子龙根据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的经历写的。一个女人演男的，还是丑陋的钟馗，居然轰动梨园，黄蜀芹在家坐了两天，决定去见见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坐车来到山东，跟着裴艳玲走了10天的穴，每天看着她上装，从女人变成男人、变成鬼，在乡间的土台子上，演钟馗、演林冲。回到上海后，黄蜀芹决定以裴艳玲为原型拍一部戏，就叫《人·鬼·情》。她想表现两个世界，一个是女主人公秋芸——一个扮演男角的女艺人——的世界；一个是钟馗的世界，他带着一行小鬼载歌载舞，去送妹妹出嫁。
在电影里，黄蜀芹设计了一场戏：少年秋芸在练功，累得躺倒在草垛上。一个光着下身的小男孩问她：“你是不是死了？”秋芸骂了句粗话：“玩你的蛋去！”写到这儿，黄蜀芹很兴奋，就对郑大圣说：“我今天写了一场好戏。”儿子听了她的描述，说：“你搞女性电影啊。”他那时在上海戏剧学院学电影表演，对各种电影潮流十分熟悉。反倒是黄蜀芹，并不了解什么是女性主义，只是觉得很痛快、很过瘾。等到公映的时候，演员们都问：“导演，你是故意的？”黄蜀芹得意地说：“对，我就是故意的。” 《人·鬼·情》一炮打响，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但黄蜀芹最看重的，还是父亲的评价。在上影厂的一个内部放映室，黄佐临看完了片子，什么也没说，只是抱了抱女儿，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
之后，她又拍了《画魂》，讲女画家潘玉良的故事。开机的第一场戏，就是潘玉良溜进女浴室偷画裸体，结果被一群女人殴打。曾有人建议，请一些专业模特，拍出来更夺人眼球。黄蜀芹反对，她觉得这是典型的男性视角。她特别关照：“去找三十几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一定要各式各样的，老的、小的、胖的、瘦的，最好还要有个孕妇。”开拍时，这些大妈大嫂舍不得下手，饰演潘玉良的巩俐让她们放宽心，别手软。等到再开拍，“愤怒”的女人们重新扑向潘玉良，一场戏拍完，巩俐身上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
这场艰难而意义重大的戏，最后公映时被全部剪去了。后来，我们仔细翻了她的所有文章，对于《画魂》，几乎没有评价。她心里是不满意的，觉得自己的思想没有被完全表达。
但不管怎样，《人·鬼·情》与《画魂》，都是黄蜀芹探讨女性意识的两部代表作。《人·鬼·情》中的秋芸，从“女人是祸水”到“我演男人”；《画魂》中的潘玉良，从“女人是千人骑的东西”到“女人为妾”，再到“女人是有独立价值的大写的人”。“我的女主角都不是天生的叛逆者，她们都生长在传统的社会，有传统的依附感，特别是有传统的向往——嫁个好男人，向往好归宿。她们的幸运仅仅在于，在不得不选择生还是死的时刻，选择了生——女性的尊严与独立。”
黄蜀芹曾说：“我思考的是一个女人的生存尴尬和无奈。这是现状，你感受得到，但你无法改变。”
细与粗
在走访黄蜀芹的亲友、合作者的过程中，最打动我们的，并不是大家如何评价她的电影成就，而是她作为女人的细腻和真诚。在剧组，她和女演员们有时像母女，有时像“姐们儿”，不论对方是初出茅庐的新人，还是红得发紫的大腕儿。
初次見黄导，很多人都会有点害怕，她很高，有一米七以上，而且很壮，话又不多，很威严。但接触久了，她身上的女性气息，就一点点地发散出来。一般男导演，谁会管你的爱情和生活？她不会，她怕这些女孩子一步走错，耽误一生，她想把她们保护起来。
《当代人》是黄蜀芹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当时，女主演张小磊和男演员谈起了恋爱。张小磊是部队大院出来的，年轻、单纯，没有心计。黄蜀芹怕她吃亏，就把她叫过来：“小磊啊，谈恋爱要当心……”儿子大圣调侃她，“你怎么像‘事儿妈’似的，还管这种事？”
巩俐也是。有一次，她拉着巩俐的手，感觉冰凉冰凉的，知道她体寒，不由分说就拉她去看中医，劝她像自己一样吃膏方。拍《画魂》时，巩俐正和张艺谋谈恋爱，张艺谋经常来探班，棚里在拍戏，他就穿着大衣，在棚外面抽烟等。黄蜀芹又“事儿妈”地劝巩俐：“你这么红，拍了这么多电影，可以了，该考虑结婚，生个孩子了……”
还有邬君梅。黄蜀芹特别喜欢她，叫她“小美人”。拍《超国界行动》时，有一次，剧组到北京饭店拍外景，听说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想找邬君梅拍戏，黄蜀芹十分激动，赶紧让她打电话。当时，贝托鲁奇就住在北京饭店，让她马上上来。邬君梅说：“我爸妈关照过，女孩子不能随便去陌生人的房间。”黄蜀芹立刻把剧组的一个女演员叫来，陪着她上去。如果没有黄蜀芹，邬君梅也许就和《末代皇帝》、和文绣这个角色失之交臂了。
然而，这个十分“女人”的导演，生活中却非常不拘小节，像“马大哈”。有一次，家里房子装修，晚上要招待工人，可是米吃完了。爱人郑长符让黄蜀芹回家时顺便买袋大米，可等了一个下午，也不见有米。晚上，黄蜀芹一进家门，郑长符就问：“你买的米呢？”黄蜀芹奇怪：“我买了，就放家门口了啊。”结果弄了半天，她跑到另一幢楼，把米放在别人家门口了。
在摄制组里，黄导是“神秘的大佛”，郑长符就是“大内总管”，所有后面琐碎的事情，全是他打理。有一回，黄蜀芹剪完片子，高高兴兴地走了，钥匙、笔记本、皮夹子全都留在桌子上。工作人员也不着急，因为郑长符肯定会来“打扫战场”。
2004年1月，郑长符去世。离开了他“润物细无声”的照顾，钥匙该朝右转还是左转，煤气、水龙头关没关，黄蜀芹永远记不住。
再熟悉的朋友，也一个都不认识了
2014年，巩俐来到养老院探望黄蜀芹。后来，在张艺谋的《归来》中，她扮演年老时得了失忆症的冯婉瑜。许多圈内人看了，都觉得她身上有黄蜀芹的影子。
黄蜀芹的状态每况愈下。2015年夏天，她摸黑上厕所，摔了一跤，从那以后，就好像把自己包了起来；去年，她突然病了一场，抢救过来后，就不能走动，也不能吞咽了；现在一直住在第六人民医院，插着胃管，每天躺在床上，肌肉都萎缩了，再熟悉的朋友，也一个都不认识了。
儿子大圣常年在外拍戏，陪在她身边的只有儿媳沈昳丽。沈昳丽是上海昆剧团的当家闺门旦，是今年的新科梅花奖得主。她们婆媳关系很好。还没结婚前，沈昳丽去黄蜀芹家，当时大圣奶奶也住在那里，老太太问长问短，黄蜀芹怕她不好意思，就喊她出去，两个人到哈根达斯——黄蜀芹特别爱吃甜食，买一份冰激凌，你一勺我一勺地吃。后来，沈昳丽和大圣结了婚，一有空时，婆媳两个人就在阳台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太阳从东往西移，她们也跟着太阳，移到哪里就挪到哪里。
现在也是这样，沈昳丽外出演出，结束后就在朋友圈里发一句：没有情况就是最好的情况，或是传一张两人手拉手的照片。她是一个开朗的人，有什么事情都爱和黄蜀芹念叨：“兔妈（黄导属兔），你还记得陈道明吗？在《围城》里演方鸿渐的，他要自己出资把《围城》整部片子重新修复，你高兴吧？”
黄蜀芹双眼放光，似乎笑了笑。
但愿她能知道吧。
记者手记
在百度搜索黄蜀芹的视频资料，只有3页，其中最长的一段，是2009年有关电视剧《围城》的访谈。节目中，葛优、陈道明、吕丽萍谈笑风生，黄蜀芹坐在一边，除了必要的回答，俨然一尊“神秘的大佛”。
拍《围城》时，黄蜀芹就是这样，不说戏，不限制，像“放养一池活鱼”，让演员们靠直觉表演，“乱说乱动”。这样拍下来，从窝窝囊囊的方鸿渐、一肚子坏水却装傻的李梅亭，到一口一句“兄弟我……”的教育专员、操着一口苏北话骂街的小寡妇，72个人物，无论主角配角，个个有戏。《围城》至今仍是中国电视剧历史上的不朽经典。
而造就了经典的黄蜀芹，却渐渐被人们遗忘。在后辈们的一座座国际大奖、一部部商业大片中，她的勤奋与执拗，终被淹没。2009年，她70岁，离开电影已近10年。“有人也问我，您想念摄影机转动的声音吗？我没有那么梦寐以求。”她说，“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会清醒地告诉她，电影不属于女性，特别是商业电影。”
在《人·鬼·情》的尾声，钟馗出场与秋芸相对，并声称“特地赶来为你出嫁的”。而秋芸的回答是：“我已经嫁了，嫁给了舞台。”问：“不后悔？”答：“不。”
这或许也是黄蜀芹的回答吧。正因如此，当观众渐渐离她远去，她也将舞台的记忆悉数清空，怎能不令人唏嘘。
她罹患阿尔茨海默病，告别影坛，忘记一切，留下《人·鬼·情》《围城》《画魂》等经典之作
2015年大年初三，《上影画报》的老主编夏瑜和妻子、原《新闻晚报》副刊编辑沈一珠终于见到了黄蜀芹。自从接下《黄蜀芹传》的工作，两个人一直在为如何写作而焦虑。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她，已无法接受采访，“之前本来想请一位上影厂的女导演来写，但她和黄导见面后，坐了大概20分钟，就打了退堂鼓”。夏瑜对《环球人物》记者说，“我们只能列出一串串名单，一一走访她的亲友、合作者、学生，一点点连接起她的人生。”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想和她见一面。”于是，在那个冬日的午后，他们走进了黄蜀芹的家。前几天，她刚被儿子郑大圣从养老院接回来，坐在轮椅上，沉默、木讷。
郑大圣向他们讲起一件事。前些日子，电视里正放着电视剧，他问母亲：“拍得怎么样？”
“虚假。”黄蜀芹说。
“怎么虚假了？”
“太重。”她是说演员的妆化得太浓。明明是夜景，明明是在睡觉，女演员却浓妆艳抹地躺在被窝里。
“原来在家里，其实没人会说电影。我母亲不太会说话，能讲出来的都是大白话，连一句影评都算不上，比如，‘不够彻底’。偶尔说：‘嗯，很完整’‘多简练，高级’‘有神秘感’，然后就没词儿了。”郑大圣说。
“见到她很难受，非常不忍心。”沈一珠对记者说，“但我们还是很高兴，虽然大部分时间她不怎么说话，但只要说到熟悉的电影、电视，她就会有反应，冷不丁地冒出几个字。那时候，会觉得她好像什么都明白。”
“神秘的大佛”
即使黄导没生病，也不爱说话。她从不会滔滔不绝地讲什么，常常三四个字就说完了。时间久了，人们就给她起了个绰号——神秘的大佛。
沉默寡言，似乎是黄家的“遗传基因”。黄蜀芹的父亲黄佐临，是著名的戏剧大师。在中国话剧界，素有“北焦南黄”之称，“焦”为焦菊隐，“黄”就是黄佐临。除了导演排戏，黄佐临平时话很少，好友给他起了个外号“POK”，中文意思是“闭口”。结果，父亲又把这个绰号传给了女儿。
在实验电影上用功甚勤的郑大圣，也和他母亲一样，不善于表达，大圣总是说：“我不想阐述母亲的作品，我自己的则更不用说。”这种一根筋的“轴”劲，真是和他妈妈一脉相承。
这两年的采访中，黄蜀芹的“轴”，是令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黄蜀芹的大妹妹黄海芹，和她最“铁”，两个人长得也很像。她和我们说起这个大姐，印象中总是很严肃。当时，姐妹仨坐三轮车上学，一角钱车费。有一次，车夫看她们人多，就抬高价钱，要一角五分。黄蜀芹不干了，带着妹妹们往回走。等走到一半，车夫追上来：“一角就一角，上车吧！”她就同意了，重新坐上车。其实，路已经走了一半，再花一角就亏了。她就是这样一个人，非常“轴”。
与黄蜀芹合作过《童年的朋友》的郭凯敏，向我们说起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在片场，黄导常常是普通话和上海话夹着说。说普通话时，代表还在讨论；一旦决定了，就会说上海话：“格桩事体就格能了。”——“这个事就这样了。”“以后我们就明白了，她说普通话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争一争，”郭凯敏说，“一到她说‘格桩事体就格能了’，就表示她已经决定了，照做就是。”
做好了决定，就是一“轴”到底。她认为好的就是好的，不会因为别人的意见去改变。在《人·鬼·情》中，黄蜀芹要表现一个钟馗的世界。她和担任美工的丈夫郑长符商量，决定用黑丝绒衬底，把整个摄影棚蒙黑，让钟馗的红袍子和大花脸出现在一片虚无的黑色中。当时，为节约开支，剧组买了一大堆黑平絨回来替代，结果灯光一打，平绒反光，达不到深邃的黑洞效果。制片部门劝她将就一下，她一下火了：“不换成黑丝绒，我宁可不拍！”
拍《围城》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时，黄蜀芹在一次选景中出了车祸，右小腿粉碎性骨折。等腿伤稍好一点，她就开始按照自己心里的样板去找演员。男主演陈道明是铁了心要的，黄蜀芹从他扮演的溥仪（《末代皇帝》）身上看到了类似方鸿渐的气质。但陈道明却举棋不定，怕自己演不好。结果黄蜀芹亲自上门，看着“负伤”的导演再三苦劝，陈道明最终答应了。
在片场，黄蜀芹或是坐着轮椅，或是拄着拐，拍了100天，平均每一集拍10天，用双机位，一段戏从头到尾反复好几遍，使出了拍电影的劲儿。为了打造出真实感，黄蜀芹把上世纪30年代各种交通工具找了个遍，甚至还有小木船、独轮车。剧组经费有限，钱都用到了这里，演员片酬少得可怜，其中不少还是当年的“大腕儿”。但黄蜀芹不管，她就是一根筋，要把戏拍好。
“我的女主角都不是天生的叛逆者”
1987年，黄蜀芹无意间看到了一篇题为《长发男儿》的纪实小说，是作家蒋子龙根据河北梆子演员裴艳玲的经历写的。一个女人演男的，还是丑陋的钟馗，居然轰动梨园，黄蜀芹在家坐了两天，决定去见见这个了不起的女人。她坐车来到山东，跟着裴艳玲走了10天的穴，每天看着她上装，从女人变成男人、变成鬼，在乡间的土台子上，演钟馗、演林冲。回到上海后，黄蜀芹决定以裴艳玲为原型拍一部戏，就叫《人·鬼·情》。她想表现两个世界，一个是女主人公秋芸——一个扮演男角的女艺人——的世界；一个是钟馗的世界，他带着一行小鬼载歌载舞，去送妹妹出嫁。
在电影里，黄蜀芹设计了一场戏：少年秋芸在练功，累得躺倒在草垛上。一个光着下身的小男孩问她：“你是不是死了？”秋芸骂了句粗话：“玩你的蛋去！”写到这儿，黄蜀芹很兴奋，就对郑大圣说：“我今天写了一场好戏。”儿子听了她的描述，说：“你搞女性电影啊。”他那时在上海戏剧学院学电影表演，对各种电影潮流十分熟悉。反倒是黄蜀芹，并不了解什么是女性主义，只是觉得很痛快、很过瘾。等到公映的时候，演员们都问：“导演，你是故意的？”黄蜀芹得意地说：“对，我就是故意的。” 《人·鬼·情》一炮打响，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女性主义电影”，在国际上屡获大奖。但黄蜀芹最看重的，还是父亲的评价。在上影厂的一个内部放映室，黄佐临看完了片子，什么也没说，只是抱了抱女儿，在她额头上亲了一口。
之后，她又拍了《画魂》，讲女画家潘玉良的故事。开机的第一场戏，就是潘玉良溜进女浴室偷画裸体，结果被一群女人殴打。曾有人建议，请一些专业模特，拍出来更夺人眼球。黄蜀芹反对，她觉得这是典型的男性视角。她特别关照：“去找三十几个普普通通的女人，一定要各式各样的，老的、小的、胖的、瘦的，最好还要有个孕妇。”开拍时，这些大妈大嫂舍不得下手，饰演潘玉良的巩俐让她们放宽心，别手软。等到再开拍，“愤怒”的女人们重新扑向潘玉良，一场戏拍完，巩俐身上伤痕累累，青一块紫一块。
这场艰难而意义重大的戏，最后公映时被全部剪去了。后来，我们仔细翻了她的所有文章，对于《画魂》，几乎没有评价。她心里是不满意的，觉得自己的思想没有被完全表达。
但不管怎样，《人·鬼·情》与《画魂》，都是黄蜀芹探讨女性意识的两部代表作。《人·鬼·情》中的秋芸，从“女人是祸水”到“我演男人”；《画魂》中的潘玉良，从“女人是千人骑的东西”到“女人为妾”，再到“女人是有独立价值的大写的人”。“我的女主角都不是天生的叛逆者，她们都生长在传统的社会，有传统的依附感，特别是有传统的向往——嫁个好男人，向往好归宿。她们的幸运仅仅在于，在不得不选择生还是死的时刻，选择了生——女性的尊严与独立。”
黄蜀芹曾说：“我思考的是一个女人的生存尴尬和无奈。这是现状，你感受得到，但你无法改变。”
细与粗
在走访黄蜀芹的亲友、合作者的过程中，最打动我们的，并不是大家如何评价她的电影成就，而是她作为女人的细腻和真诚。在剧组，她和女演员们有时像母女，有时像“姐们儿”，不论对方是初出茅庐的新人，还是红得发紫的大腕儿。
初次見黄导，很多人都会有点害怕，她很高，有一米七以上，而且很壮，话又不多，很威严。但接触久了，她身上的女性气息，就一点点地发散出来。一般男导演，谁会管你的爱情和生活？她不会，她怕这些女孩子一步走错，耽误一生，她想把她们保护起来。
《当代人》是黄蜀芹执导的第一部影片。当时，女主演张小磊和男演员谈起了恋爱。张小磊是部队大院出来的，年轻、单纯，没有心计。黄蜀芹怕她吃亏，就把她叫过来：“小磊啊，谈恋爱要当心……”儿子大圣调侃她，“你怎么像‘事儿妈’似的，还管这种事？”
巩俐也是。有一次，她拉着巩俐的手，感觉冰凉冰凉的，知道她体寒，不由分说就拉她去看中医，劝她像自己一样吃膏方。拍《画魂》时，巩俐正和张艺谋谈恋爱，张艺谋经常来探班，棚里在拍戏，他就穿着大衣，在棚外面抽烟等。黄蜀芹又“事儿妈”地劝巩俐：“你这么红，拍了这么多电影，可以了，该考虑结婚，生个孩子了……”
还有邬君梅。黄蜀芹特别喜欢她，叫她“小美人”。拍《超国界行动》时，有一次，剧组到北京饭店拍外景，听说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想找邬君梅拍戏，黄蜀芹十分激动，赶紧让她打电话。当时，贝托鲁奇就住在北京饭店，让她马上上来。邬君梅说：“我爸妈关照过，女孩子不能随便去陌生人的房间。”黄蜀芹立刻把剧组的一个女演员叫来，陪着她上去。如果没有黄蜀芹，邬君梅也许就和《末代皇帝》、和文绣这个角色失之交臂了。
然而，这个十分“女人”的导演，生活中却非常不拘小节，像“马大哈”。有一次，家里房子装修，晚上要招待工人，可是米吃完了。爱人郑长符让黄蜀芹回家时顺便买袋大米，可等了一个下午，也不见有米。晚上，黄蜀芹一进家门，郑长符就问：“你买的米呢？”黄蜀芹奇怪：“我买了，就放家门口了啊。”结果弄了半天，她跑到另一幢楼，把米放在别人家门口了。
在摄制组里，黄导是“神秘的大佛”，郑长符就是“大内总管”，所有后面琐碎的事情，全是他打理。有一回，黄蜀芹剪完片子，高高兴兴地走了，钥匙、笔记本、皮夹子全都留在桌子上。工作人员也不着急，因为郑长符肯定会来“打扫战场”。
2004年1月，郑长符去世。离开了他“润物细无声”的照顾，钥匙该朝右转还是左转，煤气、水龙头关没关，黄蜀芹永远记不住。
再熟悉的朋友，也一个都不认识了
2014年，巩俐来到养老院探望黄蜀芹。后来，在张艺谋的《归来》中，她扮演年老时得了失忆症的冯婉瑜。许多圈内人看了，都觉得她身上有黄蜀芹的影子。
黄蜀芹的状态每况愈下。2015年夏天，她摸黑上厕所，摔了一跤，从那以后，就好像把自己包了起来；去年，她突然病了一场，抢救过来后，就不能走动，也不能吞咽了；现在一直住在第六人民医院，插着胃管，每天躺在床上，肌肉都萎缩了，再熟悉的朋友，也一个都不认识了。
儿子大圣常年在外拍戏，陪在她身边的只有儿媳沈昳丽。沈昳丽是上海昆剧团的当家闺门旦，是今年的新科梅花奖得主。她们婆媳关系很好。还没结婚前，沈昳丽去黄蜀芹家，当时大圣奶奶也住在那里，老太太问长问短，黄蜀芹怕她不好意思，就喊她出去，两个人到哈根达斯——黄蜀芹特别爱吃甜食，买一份冰激凌，你一勺我一勺地吃。后来，沈昳丽和大圣结了婚，一有空时，婆媳两个人就在阳台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太阳从东往西移，她们也跟着太阳，移到哪里就挪到哪里。
现在也是这样，沈昳丽外出演出，结束后就在朋友圈里发一句：没有情况就是最好的情况，或是传一张两人手拉手的照片。她是一个开朗的人，有什么事情都爱和黄蜀芹念叨：“兔妈（黄导属兔），你还记得陈道明吗？在《围城》里演方鸿渐的，他要自己出资把《围城》整部片子重新修复，你高兴吧？”
黄蜀芹双眼放光，似乎笑了笑。
但愿她能知道吧。
记者手记
在百度搜索黄蜀芹的视频资料，只有3页，其中最长的一段，是2009年有关电视剧《围城》的访谈。节目中，葛优、陈道明、吕丽萍谈笑风生，黄蜀芹坐在一边，除了必要的回答，俨然一尊“神秘的大佛”。
拍《围城》时，黄蜀芹就是这样，不说戏，不限制，像“放养一池活鱼”，让演员们靠直觉表演，“乱说乱动”。这样拍下来，从窝窝囊囊的方鸿渐、一肚子坏水却装傻的李梅亭，到一口一句“兄弟我……”的教育专员、操着一口苏北话骂街的小寡妇，72个人物，无论主角配角，个个有戏。《围城》至今仍是中国电视剧历史上的不朽经典。
而造就了经典的黄蜀芹，却渐渐被人们遗忘。在后辈们的一座座国际大奖、一部部商业大片中，她的勤奋与执拗，终被淹没。2009年，她70岁，离开电影已近10年。“有人也问我，您想念摄影机转动的声音吗？我没有那么梦寐以求。”她说，“如果我有女儿的话，我会清醒地告诉她，电影不属于女性，特别是商业电影。”
在《人·鬼·情》的尾声，钟馗出场与秋芸相对，并声称“特地赶来为你出嫁的”。而秋芸的回答是：“我已经嫁了，嫁给了舞台。”问：“不后悔？”答：“不。”
这或许也是黄蜀芹的回答吧。正因如此，当观众渐渐离她远去，她也将舞台的记忆悉数清空，怎能不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