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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李世民，一个名垂青史、家喻户晓的皇帝；一个与秦皇汉武齐名、有文韬武略的皇帝；一个曾经被封为法家代表人物的皇帝；一个因执行所谓“让步政策”而开创贞观之治的皇帝；一个因为在各种电视剧中热播、在通俗作品中细说或戏说，正被老百姓街头巷尾议论着的历史人物，唯独历史家已经无话可说！
但是，若问是什么成就了唐太宗，迄今为止似乎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历代文人学者和政治家中推崇唐太宗者大有人在。明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元年（1465）八月初一为新版《贞观政要》作序时就说：“朕惟三代而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贞观之盛。诚以太宗克己、励精图治于其上，而群臣如魏徵辈感其知遇之隆、相与献可替否以辅治于下。君明臣良，其独盛也宜矣。”
朱见深认为三代以下以唐代为最盛，而唐代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又以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为最盛。在明朝这位皇帝看来，唐太宗李世民不啻为千古一帝！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在“玄武门之变”中取得帝位，难免屠兄夺位之讥，其情形大体与隋炀帝杨广得位相类。唐太宗当皇帝不过23年（与汉文帝、明宪宗在位时间相当），比他享祚久长的皇帝大有人在；贞观时期的全国人口不过300万户，远远不及隋炀帝和唐玄宗时期900万户左右的规模，这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处在恢复期。那么，唐太宗凭什么被推为千古一帝呢？
一、从马背到龙座
隋朝末年，天下分崩离析，官逼民反，又到了一个该改朝换代的时代。
识时务者为俊杰。唐太宗就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晋阳起兵前，老谋深算的李渊曾对提出起兵反隋建议的年轻小伙子李世民说：今化家为国，或破家灭族，都由汝而起。现在的史家大都认为起兵是唐高祖李渊蓄谋已久的行动，并非李世民的首谋，李渊的话只是对自己的掩饰和对后生的勉励之辞。做这个翻案文章的关键证据出自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该书封笔于李渊在位之时。论者咸谓此乃第一手资料，未经太宗时的史官篡改。但是，谁又能保证当时人记当时事，不是取悦高祖的附会之词呢？不管如何，18岁的李世民已经察觉到天下可为，坚定了父亲起兵的决心，嗣后他东征西讨，功勋冠于诸王子及诸武将，是无可置疑的。
无论是进军长安途中，清除河西肘腋之患，还是在平定山东、河北劲敌的战争中，李世民不仅身先士卒，作风勇猛顽强，而且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善用骑兵、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等战术，经常出其不意地打败强敌，表现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后来的击败突厥与征服高昌，也都表现出他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但是，有一件事令这位枭雄心情难平，那就是他平定山东不久，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在河北地区再次举兵，山东旧地，大体皆叛。倒是李建成采纳魏徵的以招抚为主的怀柔政策，稳定了山东地区。这件事几乎是当年隋朝平定江南的重演。隋朝灭陈之后不久，出现反复，“陈之故境，大体皆反”。后来杨广恩威并用，才稳定了对南方的控制。
本朝的经验和前朝的教训，对于年轻气盛的李世民转变观念影响很大，那就是不能完全靠武力征服天下！唐太宗即位后就宣布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a还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b这就是很识时务的看法。
为了适应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变，唐太宗推行了一系列偃武修文的政策。他广纳贤才，表现得比任何一个前代帝王都重视文士。早在藩邸时，他就招集了大批文人学士，设立文学馆，馆中著名的十八学士如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都是一代英才。他们或以政治韬略见长，或以才学盖世见用。同时，李世民还设有天策上将府，安置随己征战的武将们。文臣武将，各得其所，对于贞观年间的政治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宗即位之初有一次关于治国方略的大讨论。议题是：大乱之后，究竟是用重典惩治刁民，还是“抚民以静”，与民休息？
在关键时刻，这个纵横疆场十余年的统帅做出了英明的决策，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以下引此书不再出注） 因此，他推行以民为本的政策，轻徭薄赋，使民以时；他关心民瘼，澄清吏治，为恢复满目疮痍的唐初社会与经济奠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二、治国与用人
唐太宗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所称道。他曾经与大臣讨论隋文帝施政的得失。有大臣认为隋文帝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君主，太宗却对于隋文帝以察察为明很不以为然。他认为隋文帝之失在于不懂得放权，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
唐太宗认为：“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敢于用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反映了唐太宗的胆识。其典型事例是重用魏徵。魏徵在隋末诡为道士，初投瓦岗军，曾效力于李密帐下，后归依窦建德。所投皆为李世民平定山东时的敌对势力。等到窦建德为唐军所破，魏徵又在太子李建成的东宫效力，官至太子洗马（掌东宫的经籍之事），职位虽不高，他却自称曾经劝谏李建成在与李世民的争斗中先下手为强。这样一个几乎处处与太宗为敌的人，李世民却能因爱惜他的旷世奇才而摒弃前嫌，委以重任。又如，范阳卢承庆虽然是参加晋阳起兵的元从功臣，但其父、祖皆为隋官。贞观中，太宗任卢承庆为民部侍郎和兵部侍郎并兼选举，卢承庆自辞“越局”。太宗不允：“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太宗能够团结曾经是自己敌对阵营的人才，这对于稳定唐朝初年的政治局面，笼络人心，减少反对派，具有重要作用。
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旧异情？……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岂是至公之道耶？”这样的话在今日也具有现实意义。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唐太宗的明智。他说：“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他对于自己手下大臣的所长所短，了如指掌。如评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他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他评房玄龄、杜如晦，不善于理狱，不擅长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他说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但敢于犯颜执法。他说博陵崔敦禮，“深识蕃情，凡所奏请，事多允会”。总之，唐太宗懂得“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a。
三、克己与纳谏
如果只是上述这些，唐太宗只能算是众多帝王当中的杰出者之一，还谈不上千古一帝。
宋朝史家范祖禹评价唐太宗说：“迹其性，本强悍，勇不顾亲，而能畏义而好贤，屈己以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唐鉴》卷六）意思是说，唐太宗本来是一个彪悍勇武之人，可是他能够畏义好贤、屈己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这几个词值得深加玩味，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对道义保持敬畏，对贤者保持尊敬，不要固执己见，要听从臣下的谏诤，努力改过迁善。其总的意思其实就是朱见深总结的“克己”二字，即对自己的欲望、偏见保持克制的态度。
“克己”才是评点唐太宗的点睛之笔！
最能体现唐太宗治国思想的文献，首推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一书。这是一部帝王的教科书。该书无论是谈如何处理君臣关系，还是阐明帝王之道，其重心都是“克己”：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人民的力量表示敬畏，所以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天子有道则人退而为主，无道则弃之。可不畏哉！”敬畏方能克己。
——“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忠言逆耳，有自知之明方能接受谏诤，约束自己。
“克己”当然包括克制自己的物质享受欲望。唐太宗自己就说：“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朕每思此，不敢纵逸。”从社稷苍生的角度考虑，不敢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声色之欲，这就是克己。这其实值得每一个位高权重者引为鉴戒。
一个皇帝要做到“克己”，前提是要有自知之明。贞观初，太宗曾经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唐太宗从自己对于弓箭的认识误区体悟到自己对于治理天下缺乏经验与才识，因而需要访问群臣对于治理天下百姓的意见，从而丰富自己的见识。为此，太宗对臣下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前面说魏徵有奇才，魏徵之奇主要就表现在他敢于向皇帝说真话——谏诤。
进谏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很特别的一项制度。国家设置了一批谏臣，其职责是给皇帝提意见，号称“言官”。朝廷作出决策，必须先听他们的意见，其他官员如果先谏官而言事，则被视为举事不当。魏徵向太宗进谏，前后二百多条。他不仅在唐朝以休养生息、注重教化这一基本国策的辩论上，在废除分封制度、完善郡县制度这一政治方针的施行上，提出正确的见解，而且在许多生活细节上，也给太宗以很好的规谏。特别要提到的是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这十条几乎条条都是针对人性弱点的，告诫太宗在方方面面要约束自己。魏徵总是言人之所难言，即使太宗不能一下子全部接受，事后也总能做出妥协，克制自己的脾气与欲望，最终成就了求谏纳谏的佳话。太宗说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毕见”，他还总结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千古名言。
四、克己与“帝范”
中国从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来，就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近代以前，广袤的国土中各地经济联系有限，而施行统治的通讯手段和技术工具也都相当落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有其历史作用。但是，皇帝制度也有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那就是缺乏制度化的权力约束机制。到唐朝开始逐渐完善的谏官制度，对此可以说是一个补救措施。但是，谏官拿什么来说服皇帝呢？由商周时代的“天命”思想演变而来的“天意”有一定作用；孟子以来特别强调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民意），也有一定作用；东汉以来大行其道的谶纬及衍生出的祥瑞与灾异，也成为警示帝王行为的一种约束力量；宋代以后，祖宗之法又成为限制守成君主的一种规范工具。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制度化的约束手段。在皇帝制度下，本来就没有一个制度化的对最高权力的约束手段。于是，皇帝的行为只能靠皇帝自己来约束。这就是皇帝制度中强调“克己”的重要性。范祖禹提出：“人主之所行，其善恶是非在后世，当时不可得而辨也。”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行事的是非对错，当时怎么能够辨别呢？由谁来判断呢？集权制度下，倾听谏官的意见能解决问题吗？谏官的言论，皇帝不听怎么办？因此，皇帝的准确判断和自我约束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贞观政要》的记载中，唐太宗表现出的最充分的一点就是强调皇帝要有自知之明，要克制自己、约束自己。 唐朝的三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制约的理念。首先，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尚书省上报的工作，也要在门下省审议，比如吏部的铨选（官员任命），就要在门下省“过官”（审查是否合格、是否违规），而门下省送到中书省批复的工作，中书省的官员（如中书舍人）也有审议和发表意见的程序。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特别对主持门下省工作的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唐太宗还特别指出隋朝的问题所在：“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三年，唐太宗又告诫房玄龄等身边的重臣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而谢。按照规定：“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这个制度大约是隋唐三省制设计的初衷。但是，唐太宗特別强调要按照规矩办，“由是鲜有败事”a。
唐太宗要求中枢机关的决策要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实际上就是对于唐代的诏令要进行审查复核，不可简单照发。他要求对于判处死刑的命令，必须覆奏三次才可以施行。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国祚绵延300年左右的统一皇朝并不多见，汉、唐、明、清而已矣（两宋逾300年，但未统一全国），而尤以汉唐为盛世。“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假如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国家，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了皇权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那么，唐太宗的贡献在哪里呢？那就是除了对于皇帝本人品德、作风的探讨，还包括对于皇帝行为的规范和权力的约束。他给儿子留下的《帝范》一书，凡《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共十二篇，篇篇都是讨论皇帝行为规范的：“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全唐文》卷十《帝范后序》）而其中的核心不是如何约束臣下，而是皇帝如何克制自己、警示自己：“战战兢兢，若临渊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全唐文》卷十《帝范序》）
遗憾的是，唐宋以后的皇帝制度尽管仍然在继续，但是，它的发展和完善都是注重于如何控制臣下的方面，不是如何约束皇帝的方面。从宋太祖到明太祖，乃至清朝的康、雍、乾诸帝，无不在驾驭之术上处心积虑，而不愿在皇帝的自我约束上花心思。相反，一部《贞观政要》的君臣论治，重心不是如何驾驭臣下，而是如何约束皇帝，如何进谏纳谏！
这正是唐太宗的高明之处，也是唐太宗超迈古代帝王成为千古一帝的原因所在，更是唐太宗留给后人的一份政治遗产。
但是，若问是什么成就了唐太宗，迄今为止似乎并没有现成的答案。
历代文人学者和政治家中推崇唐太宗者大有人在。明宪宗朱见深于成化元年（1465）八月初一为新版《贞观政要》作序时就说：“朕惟三代而后，治功莫盛于唐。而唐三百年間，尤莫若贞观之盛。诚以太宗克己、励精图治于其上，而群臣如魏徵辈感其知遇之隆、相与献可替否以辅治于下。君明臣良，其独盛也宜矣。”
朱见深认为三代以下以唐代为最盛，而唐代近三百年的统治中，又以唐太宗及其贞观之治为最盛。在明朝这位皇帝看来，唐太宗李世民不啻为千古一帝！
李世民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在“玄武门之变”中取得帝位，难免屠兄夺位之讥，其情形大体与隋炀帝杨广得位相类。唐太宗当皇帝不过23年（与汉文帝、明宪宗在位时间相当），比他享祚久长的皇帝大有人在；贞观时期的全国人口不过300万户，远远不及隋炀帝和唐玄宗时期900万户左右的规模，这反映出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依然处在恢复期。那么，唐太宗凭什么被推为千古一帝呢？
一、从马背到龙座
隋朝末年，天下分崩离析，官逼民反，又到了一个该改朝换代的时代。
识时务者为俊杰。唐太宗就是一个识时务的俊杰！晋阳起兵前，老谋深算的李渊曾对提出起兵反隋建议的年轻小伙子李世民说：今化家为国，或破家灭族，都由汝而起。现在的史家大都认为起兵是唐高祖李渊蓄谋已久的行动，并非李世民的首谋，李渊的话只是对自己的掩饰和对后生的勉励之辞。做这个翻案文章的关键证据出自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该书封笔于李渊在位之时。论者咸谓此乃第一手资料，未经太宗时的史官篡改。但是，谁又能保证当时人记当时事，不是取悦高祖的附会之词呢？不管如何，18岁的李世民已经察觉到天下可为，坚定了父亲起兵的决心，嗣后他东征西讨，功勋冠于诸王子及诸武将，是无可置疑的。
无论是进军长安途中，清除河西肘腋之患，还是在平定山东、河北劲敌的战争中，李世民不仅身先士卒，作风勇猛顽强，而且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以善用骑兵、善于集中优势兵力等战术，经常出其不意地打败强敌，表现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后来的击败突厥与征服高昌，也都表现出他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
但是，有一件事令这位枭雄心情难平，那就是他平定山东不久，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在河北地区再次举兵，山东旧地，大体皆叛。倒是李建成采纳魏徵的以招抚为主的怀柔政策，稳定了山东地区。这件事几乎是当年隋朝平定江南的重演。隋朝灭陈之后不久，出现反复，“陈之故境，大体皆反”。后来杨广恩威并用，才稳定了对南方的控制。
本朝的经验和前朝的教训，对于年轻气盛的李世民转变观念影响很大，那就是不能完全靠武力征服天下！唐太宗即位后就宣布说：“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a还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b这就是很识时务的看法。
为了适应从马上打天下到马下治天下的转变，唐太宗推行了一系列偃武修文的政策。他广纳贤才，表现得比任何一个前代帝王都重视文士。早在藩邸时，他就招集了大批文人学士，设立文学馆，馆中著名的十八学士如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虞世南等都是一代英才。他们或以政治韬略见长，或以才学盖世见用。同时，李世民还设有天策上将府，安置随己征战的武将们。文臣武将，各得其所，对于贞观年间的政治和文教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太宗即位之初有一次关于治国方略的大讨论。议题是：大乱之后，究竟是用重典惩治刁民，还是“抚民以静”，与民休息？
在关键时刻，这个纵横疆场十余年的统帅做出了英明的决策，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贞观政要》，以下引此书不再出注） 因此，他推行以民为本的政策，轻徭薄赋，使民以时；他关心民瘼，澄清吏治，为恢复满目疮痍的唐初社会与经济奠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
二、治国与用人
唐太宗治国，有许多过人之处，其中尤以善于用人为世人所称道。他曾经与大臣讨论隋文帝施政的得失。有大臣认为隋文帝是一个兢兢业业的君主，太宗却对于隋文帝以察察为明很不以为然。他认为隋文帝之失在于不懂得放权，不信任臣下，有大事小事一把抓的毛病。他说：“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且日断十事，五条不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以日继月，乃至累年，乖谬既多，不亡何待？”
唐太宗认为：“广任贤良，高居深视，法令严肃，谁敢为非？”因令诸司，若诏敕颁下有未稳便者，必须执奏，不得顺旨便即施行，务尽臣下之意。
敢于用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反映了唐太宗的胆识。其典型事例是重用魏徵。魏徵在隋末诡为道士，初投瓦岗军，曾效力于李密帐下，后归依窦建德。所投皆为李世民平定山东时的敌对势力。等到窦建德为唐军所破，魏徵又在太子李建成的东宫效力，官至太子洗马（掌东宫的经籍之事），职位虽不高，他却自称曾经劝谏李建成在与李世民的争斗中先下手为强。这样一个几乎处处与太宗为敌的人，李世民却能因爱惜他的旷世奇才而摒弃前嫌，委以重任。又如，范阳卢承庆虽然是参加晋阳起兵的元从功臣，但其父、祖皆为隋官。贞观中，太宗任卢承庆为民部侍郎和兵部侍郎并兼选举，卢承庆自辞“越局”。太宗不允：“朕今信卿，卿何不自信也？”太宗能够团结曾经是自己敌对阵营的人才，这对于稳定唐朝初年的政治局面，笼络人心，减少反对派，具有重要作用。
太宗说：“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旧异情？……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怨嗟，岂是至公之道耶？”这样的话在今日也具有现实意义。 用人如器，各取所长，不求全责备，反映了唐太宗的明智。他说：“人才有长短，不必兼通。是以公绰优于大国之老，子产善为小邦之相。绛侯木讷，卒安刘氏之宗；啬夫利口，不任上林之令。舍短取长，然后为美。”他对于自己手下大臣的所长所短，了如指掌。如评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对敏速。……而总兵攻战，非所长也”。他评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聪悟，临难既不改节，为官亦无朋党；所少者，骨鲠规谏耳”。他评房玄龄、杜如晦，不善于理狱，不擅长处理杂务琐事，长处是多谋善断。他说戴胄的短处是“无学术”，但敢于犯颜执法。他说博陵崔敦禮，“深识蕃情，凡所奏请，事多允会”。总之，唐太宗懂得“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a。
三、克己与纳谏
如果只是上述这些，唐太宗只能算是众多帝王当中的杰出者之一，还谈不上千古一帝。
宋朝史家范祖禹评价唐太宗说：“迹其性，本强悍，勇不顾亲，而能畏义而好贤，屈己以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此所以致贞观之治也。”（《唐鉴》卷六）意思是说，唐太宗本来是一个彪悍勇武之人，可是他能够畏义好贤、屈己从谏，“刻厉矫揉，力于为善”。这几个词值得深加玩味，用现代的话说就是要对道义保持敬畏，对贤者保持尊敬，不要固执己见，要听从臣下的谏诤，努力改过迁善。其总的意思其实就是朱见深总结的“克己”二字，即对自己的欲望、偏见保持克制的态度。
“克己”才是评点唐太宗的点睛之笔！
最能体现唐太宗治国思想的文献，首推吴兢所撰的《贞观政要》一书。这是一部帝王的教科书。该书无论是谈如何处理君臣关系，还是阐明帝王之道，其重心都是“克己”：
——“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对人民的力量表示敬畏，所以要约束自己的行为。“天子有道则人退而为主，无道则弃之。可不畏哉！”敬畏方能克己。
——“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忠言逆耳，有自知之明方能接受谏诤，约束自己。
“克己”当然包括克制自己的物质享受欲望。唐太宗自己就说：“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朕每思此，不敢纵逸。”从社稷苍生的角度考虑，不敢放纵自己的口腹之欲、声色之欲，这就是克己。这其实值得每一个位高权重者引为鉴戒。
一个皇帝要做到“克己”，前提是要有自知之明。贞观初，太宗曾经用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说：“朕少好弓矢，自谓能尽其妙。近得良弓十数，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邪，弓虽刚劲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自是诏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书内省，每召见，皆赐坐与语，询访外事，务知百姓利害、政教得失焉。唐太宗从自己对于弓箭的认识误区体悟到自己对于治理天下缺乏经验与才识，因而需要访问群臣对于治理天下百姓的意见，从而丰富自己的见识。为此，太宗对臣下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前面说魏徵有奇才，魏徵之奇主要就表现在他敢于向皇帝说真话——谏诤。
进谏是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很特别的一项制度。国家设置了一批谏臣，其职责是给皇帝提意见，号称“言官”。朝廷作出决策，必须先听他们的意见，其他官员如果先谏官而言事，则被视为举事不当。魏徵向太宗进谏，前后二百多条。他不仅在唐朝以休养生息、注重教化这一基本国策的辩论上，在废除分封制度、完善郡县制度这一政治方针的施行上，提出正确的见解，而且在许多生活细节上，也给太宗以很好的规谏。特别要提到的是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因怒而滥刑。
这十条几乎条条都是针对人性弱点的，告诫太宗在方方面面要约束自己。魏徵总是言人之所难言，即使太宗不能一下子全部接受，事后也总能做出妥协，克制自己的脾气与欲望，最终成就了求谏纳谏的佳话。太宗说魏徵“随事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毕见”，他还总结了“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千古名言。
四、克己与“帝范”
中国从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以来，就实行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近代以前，广袤的国土中各地经济联系有限，而施行统治的通讯手段和技术工具也都相当落后，“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央集权的皇帝专制制度，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有其历史作用。但是，皇帝制度也有与生俱来的内在缺陷，那就是缺乏制度化的权力约束机制。到唐朝开始逐渐完善的谏官制度，对此可以说是一个补救措施。但是，谏官拿什么来说服皇帝呢？由商周时代的“天命”思想演变而来的“天意”有一定作用；孟子以来特别强调的“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民意），也有一定作用；东汉以来大行其道的谶纬及衍生出的祥瑞与灾异，也成为警示帝王行为的一种约束力量；宋代以后，祖宗之法又成为限制守成君主的一种规范工具。
但是，所有这些都不是制度化的约束手段。在皇帝制度下，本来就没有一个制度化的对最高权力的约束手段。于是，皇帝的行为只能靠皇帝自己来约束。这就是皇帝制度中强调“克己”的重要性。范祖禹提出：“人主之所行，其善恶是非在后世，当时不可得而辨也。”皇帝是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行事的是非对错，当时怎么能够辨别呢？由谁来判断呢？集权制度下，倾听谏官的意见能解决问题吗？谏官的言论，皇帝不听怎么办？因此，皇帝的准确判断和自我约束就显得格外重要。在《贞观政要》的记载中，唐太宗表现出的最充分的一点就是强调皇帝要有自知之明，要克制自己、约束自己。 唐朝的三省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权力制约的理念。首先，中书省取旨，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尚书省上报的工作，也要在门下省审议，比如吏部的铨选（官员任命），就要在门下省“过官”（审查是否合格、是否违规），而门下省送到中书省批复的工作，中书省的官员（如中书舍人）也有审议和发表意见的程序。
贞观元年（627），唐太宗特别对主持门下省工作的黄门侍郎王珪说：“中书所出诏敕，颇有意见不同，或兼错失而相正以否。元置中书、门下，本拟相防过误。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政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唐太宗还特别指出隋朝的问题所在：“隋日内外庶官，政以依违，而致祸乱，人多不能深思此理。当时皆谓祸不及身，面从背言，不以为患。后至大乱一起，家国俱丧，虽有脱身之人，纵不遭刑戮，皆辛苦仅免，甚为时论所贬黜。卿等特须灭私徇公，坚守直道，庶事相启沃，勿上下雷同也。”
贞观三年，唐太宗又告诫房玄龄等身边的重臣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应论执。比来唯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房玄龄等皆顿首而谢。按照规定：“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这个制度大约是隋唐三省制设计的初衷。但是，唐太宗特別强调要按照规矩办，“由是鲜有败事”a。
唐太宗要求中枢机关的决策要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实际上就是对于唐代的诏令要进行审查复核，不可简单照发。他要求对于判处死刑的命令，必须覆奏三次才可以施行。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时期，国祚绵延300年左右的统一皇朝并不多见，汉、唐、明、清而已矣（两宋逾300年，但未统一全国），而尤以汉唐为盛世。“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假如说秦始皇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国家，汉武帝独尊儒术，确立了皇权时代的正统意识形态，那么，唐太宗的贡献在哪里呢？那就是除了对于皇帝本人品德、作风的探讨，还包括对于皇帝行为的规范和权力的约束。他给儿子留下的《帝范》一书，凡《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谗》《戒盈》《崇俭》《赏罚》《务农》《阅武》《崇文》共十二篇，篇篇都是讨论皇帝行为规范的：“此十二条者，帝王之纲，安危兴废，咸在兹焉。”（《全唐文》卷十《帝范后序》）而其中的核心不是如何约束臣下，而是皇帝如何克制自己、警示自己：“战战兢兢，若临渊而驭朽；日慎一日，思善始而令终。”（《全唐文》卷十《帝范序》）
遗憾的是，唐宋以后的皇帝制度尽管仍然在继续，但是，它的发展和完善都是注重于如何控制臣下的方面，不是如何约束皇帝的方面。从宋太祖到明太祖，乃至清朝的康、雍、乾诸帝，无不在驾驭之术上处心积虑，而不愿在皇帝的自我约束上花心思。相反，一部《贞观政要》的君臣论治，重心不是如何驾驭臣下，而是如何约束皇帝，如何进谏纳谏！
这正是唐太宗的高明之处，也是唐太宗超迈古代帝王成为千古一帝的原因所在，更是唐太宗留给后人的一份政治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