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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敞视监狱中的监视与反监视
1785年，英国哲学家、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为了改造那些违法的个人，设计了一种新型监狱，他称作“敞视监狱”（Panopticon）。这个建筑的中心是高耸的望塔，周围环形地布置着被切断了同其邻人横向联系的单人牢房，塔内的监视者可以通过逆光效果监督众多犯人。[1]同时，望塔安装了百叶窗，因此犯人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只能感受到有一双监视的眼睛，于是一个持续的、无所不在的监管效果就产生了。这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敞视监狱目的的描述，即在犯人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永久性的可见状态，以保证权力的自动运行。[2]的确，在能见度极为有限的牢房里，没有一个囚犯能够确信他或她是否在被观看，但因恐惧这些可能的侦查，只好警惕自己的行为。敞视监狱从根本上使一个新的、更为有效的权力实施成为可能。由史泰龙与施瓦辛格主演的《金蝉脱壳》，是一部以越狱为题材的动作剧情片。片中，史泰龙饰演的布雷斯林是一个受雇于美国联邦政府，以检测监狱安保水平为日常工作的越狱专家，他曾在8年内成功逃脱14座联邦监狱，还撰写了关于越狱技巧的著作，却因朋友的出卖，而深陷一个被称为“活人墓”的监狱里无法脱身。虽然“活人墓”监狱的构造不是边沁所述的圆形监狱，但它的垂直隔间设计和玻璃牢房建筑，在犯人身上所造成无时无刻被监视状态，也产生了其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功效。不过，它不同于以往电影中的主人公被冤入狱的前提，如《肖申克的救赎》中，青年银行家安迪因子虚乌有的指控而莫名入狱，而在“活人墓”这个所有牢房都是由透明玻璃建造的监狱中，即便囚犯的一举一动都被环绕在四周的持枪狱卒和站在监视器前的典狱长霍布斯牢牢掌控，但以越狱为生的布雷斯林，依然能淡定自若的反复观察监狱构造中可能存在的破绽和漏洞，从而找到出逃的可能。在监视学中，这种由下而上的对监狱统治者的监视行为，可以被视为反监视（Sousveillance）[3]，布雷斯林的反监视行为主要包括清楚地了解监狱的布局和摸清狱卒的日常轮班规律，可是这仅仅是越狱的第一个步骤，在戒备森严的“活人墓”，他还需要帮手帮助自己转移监视者霍布斯的注意力，并利用医生的职业道德操守获取狱医的一臂之力。强大的反监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被监视的冒犯，并为制定详细的出逃计划收集了可靠的数据。
二、 体制化下的顺从与反抗
布雷斯林这种出逃的欲望，换言之，其实就是对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反抗。体制化是指包括某种规则、习惯、意识和氛围的环境，因为人对一种事物的依赖是出自自己的精神思维以及习惯，而在跳出原有的限制之后，人们本能的反应是想在新的体制中，寻找旧的体制约束。[4]当然，布雷斯林对体制化的反抗，一方面是出于他的职业特性使然，另一方面是他意识到自己掉进了别人设计的圈套中，只有让自己脱离险境才能揪出背叛他的真凶。而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企图越狱的动机和最后下定决心彻底摆脱被圈养在高墙内的生活，是出于自身存在价值受到长期监狱生活的亵渎和典狱长为搜刮钱财而施残暴行径的忍无可忍。但布雷斯林和安迪在反抗的过程中有两个共同点：其一，他们不是单个人的反抗，而是在监狱中寻找同盟，合力出逃;其二，他们不仅使自己摆脱了极权的暴行，还救赎了他们的盟友。安迪的盟友瑞德在操场上放风时说：“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它们，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们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从安迪入狱后开始思考如何出逃肖申克监狱的那天起，便打量起周围的狱友，试图物色一个对他越狱有帮助的人。已坐牢数十年之久的瑞德进入他的视线，从起初安迪托他搞一把鹤嘴小铁锤挖地道时，他便回劝安迪最好还是现实点，再到对音乐在监狱没有用并认为“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会让人发疯的拙见，直至最后不敢奢望他被放出来的那一天可以去到墨西哥的海边，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的思想被禁锢在高墙内，丝毫不敢逾越，即便被假释了，还是感到不适应，习惯于在上厕所前请示上司。好在编剧并没有让他和布鲁克斯一样因体制化而悬梁自尽，相反，是在看了安迪留给他的一封信后受到鼓舞，踏上新生活的旅程。只是《金蝉脱壳》中布雷斯林救赎的两个对象并没有这么幸运，狱友阿尔弗雷德和狱医在协助他们成功越狱后，都丧命于这座“活人墓”里。监狱中余下的那些囚犯和离开监狱后便难以生存，甚至向往回到自己熟悉的监狱生活中的人，大都是顺从体制化的符号，他们最终落得的结果无非是在监狱中慢慢老去或是因无法适应正常的生活而自寻短见，抑或是如电影那样，在一声巨响的爆炸声中和监狱一同灰飞烟灭。
三、 敞视监狱中的惩罚如何起到规训效果
那么，这些被体制化的囚犯又是如何被规训的呢？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到充分想象原则和侧面效果原则。[5]前者是说，如果囚犯意欲通过破坏某种既定的秩序而获得好处，那么刑罚的有效性就在于告诫囚犯，他们的这种破坏行为所带来的伤害，远远多于他们因破坏而得到的益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规避囚犯的反抗，有助于监狱秩序的维持。比如《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布鲁克斯，在监狱生活了50余年，他安分守己地做着自己的事，有别于其他囚犯的优越工作环境，完全消磨了他的反抗意识，甚至在出狱后想过抢劫、顺便枪杀了杂货店经理，以便再次回来。后者是说，对某个有过反抗行为的囚犯的刑罚，其实会对围观刑罚过程的囚犯造成最强烈的效果，这种效果就会起到约束囚犯进行反抗的作用。所以监狱里的大部分囚犯都在这样的权力机制下开始顺从。在两部影片的开头，都有一个被狱卒暴打的囚犯，直至这个囚犯趴在地上不得动弹才作罢，不难看出监狱的权力统治者就是想用对反抗者的严厉惩罚，来鞭打围观的囚犯的内心，让他们产生痛苦的想象，起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可见，监狱最恐怖的地方不在于它的铜墙铁壁和牢不可穿，而是极权者利用囚犯的想象去营造他们内心的恐怖感的那股力量。
结语
边沁巧妙地结合建筑学和光学原理构造出的敞视监狱，因最大限度的监视了囚犯的动向，从而使其实现了自我监禁。这种少数观看多数的模式最大程度的减少了狱卒的投入，狱卒和囚犯间不平衡的信息输入量，就是监狱这种极权社会中，上层对下层的管理得以有效展开的保障。随着电视的诞生，社会学家托马斯·麦谢森提出了“单视监狱”（Synopticon）[6]，即多数观看少数的模式，多数的观众在观看行为中被带入到同一个影像空间，被观看者是少数，虽然可以将其视为所有囚犯对位于望塔中狱卒的反监视，但圆形监狱的构造是让望塔中的狱卒置于不可见的状况，所以这种反监视不能够得以完全成立，只有在囚犯离开牢房后的操场放风时间，不在那个为被充分监视而设计的敞视监狱的牢房里时，或许可以有反监视的可能。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随着监视功能和设备的完善，一方面它让权力的实施渗入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的隐私失去保障，或许，我们应该给监视设定某种规范与尺度，才是迫在眉睫的重中之重。
1785年，英国哲学家、社会改革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为了改造那些违法的个人，设计了一种新型监狱，他称作“敞视监狱”（Panopticon）。这个建筑的中心是高耸的望塔，周围环形地布置着被切断了同其邻人横向联系的单人牢房，塔内的监视者可以通过逆光效果监督众多犯人。[1]同时，望塔安装了百叶窗，因此犯人不知是否被监视以及何时被监视，只能感受到有一双监视的眼睛，于是一个持续的、无所不在的监管效果就产生了。这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敞视监狱目的的描述，即在犯人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永久性的可见状态，以保证权力的自动运行。[2]的确，在能见度极为有限的牢房里，没有一个囚犯能够确信他或她是否在被观看，但因恐惧这些可能的侦查，只好警惕自己的行为。敞视监狱从根本上使一个新的、更为有效的权力实施成为可能。由史泰龙与施瓦辛格主演的《金蝉脱壳》，是一部以越狱为题材的动作剧情片。片中，史泰龙饰演的布雷斯林是一个受雇于美国联邦政府，以检测监狱安保水平为日常工作的越狱专家，他曾在8年内成功逃脱14座联邦监狱，还撰写了关于越狱技巧的著作，却因朋友的出卖，而深陷一个被称为“活人墓”的监狱里无法脱身。虽然“活人墓”监狱的构造不是边沁所述的圆形监狱，但它的垂直隔间设计和玻璃牢房建筑，在犯人身上所造成无时无刻被监视状态，也产生了其对自我行为进行约束的功效。不过，它不同于以往电影中的主人公被冤入狱的前提，如《肖申克的救赎》中，青年银行家安迪因子虚乌有的指控而莫名入狱，而在“活人墓”这个所有牢房都是由透明玻璃建造的监狱中，即便囚犯的一举一动都被环绕在四周的持枪狱卒和站在监视器前的典狱长霍布斯牢牢掌控，但以越狱为生的布雷斯林，依然能淡定自若的反复观察监狱构造中可能存在的破绽和漏洞，从而找到出逃的可能。在监视学中，这种由下而上的对监狱统治者的监视行为，可以被视为反监视（Sousveillance）[3]，布雷斯林的反监视行为主要包括清楚地了解监狱的布局和摸清狱卒的日常轮班规律，可是这仅仅是越狱的第一个步骤，在戒备森严的“活人墓”，他还需要帮手帮助自己转移监视者霍布斯的注意力，并利用医生的职业道德操守获取狱医的一臂之力。强大的反监视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削弱被监视的冒犯，并为制定详细的出逃计划收集了可靠的数据。
二、 体制化下的顺从与反抗
布雷斯林这种出逃的欲望，换言之，其实就是对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反抗。体制化是指包括某种规则、习惯、意识和氛围的环境，因为人对一种事物的依赖是出自自己的精神思维以及习惯，而在跳出原有的限制之后，人们本能的反应是想在新的体制中，寻找旧的体制约束。[4]当然，布雷斯林对体制化的反抗，一方面是出于他的职业特性使然，另一方面是他意识到自己掉进了别人设计的圈套中，只有让自己脱离险境才能揪出背叛他的真凶。而在《肖申克的救赎》中，安迪企图越狱的动机和最后下定决心彻底摆脱被圈养在高墙内的生活，是出于自身存在价值受到长期监狱生活的亵渎和典狱长为搜刮钱财而施残暴行径的忍无可忍。但布雷斯林和安迪在反抗的过程中有两个共同点：其一，他们不是单个人的反抗，而是在监狱中寻找同盟，合力出逃;其二，他们不仅使自己摆脱了极权的暴行，还救赎了他们的盟友。安迪的盟友瑞德在操场上放风时说：“这些墙很有趣，刚入狱的时候，你痛恨它们，慢慢地，你习惯了生活在其中，最终你会发现，自己不得不依靠它们而生存，这就叫体制化。”从安迪入狱后开始思考如何出逃肖申克监狱的那天起，便打量起周围的狱友，试图物色一个对他越狱有帮助的人。已坐牢数十年之久的瑞德进入他的视线，从起初安迪托他搞一把鹤嘴小铁锤挖地道时，他便回劝安迪最好还是现实点，再到对音乐在监狱没有用并认为“希望”是个危险的东西会让人发疯的拙见，直至最后不敢奢望他被放出来的那一天可以去到墨西哥的海边，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的思想被禁锢在高墙内，丝毫不敢逾越，即便被假释了，还是感到不适应，习惯于在上厕所前请示上司。好在编剧并没有让他和布鲁克斯一样因体制化而悬梁自尽，相反，是在看了安迪留给他的一封信后受到鼓舞，踏上新生活的旅程。只是《金蝉脱壳》中布雷斯林救赎的两个对象并没有这么幸运，狱友阿尔弗雷德和狱医在协助他们成功越狱后，都丧命于这座“活人墓”里。监狱中余下的那些囚犯和离开监狱后便难以生存，甚至向往回到自己熟悉的监狱生活中的人，大都是顺从体制化的符号，他们最终落得的结果无非是在监狱中慢慢老去或是因无法适应正常的生活而自寻短见，抑或是如电影那样，在一声巨响的爆炸声中和监狱一同灰飞烟灭。
三、 敞视监狱中的惩罚如何起到规训效果
那么，这些被体制化的囚犯又是如何被规训的呢？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提到充分想象原则和侧面效果原则。[5]前者是说，如果囚犯意欲通过破坏某种既定的秩序而获得好处，那么刑罚的有效性就在于告诫囚犯，他们的这种破坏行为所带来的伤害，远远多于他们因破坏而得到的益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会规避囚犯的反抗，有助于监狱秩序的维持。比如《肖申克的救赎》中的布鲁克斯，在监狱生活了50余年，他安分守己地做着自己的事，有别于其他囚犯的优越工作环境，完全消磨了他的反抗意识，甚至在出狱后想过抢劫、顺便枪杀了杂货店经理，以便再次回来。后者是说，对某个有过反抗行为的囚犯的刑罚，其实会对围观刑罚过程的囚犯造成最强烈的效果，这种效果就会起到约束囚犯进行反抗的作用。所以监狱里的大部分囚犯都在这样的权力机制下开始顺从。在两部影片的开头，都有一个被狱卒暴打的囚犯，直至这个囚犯趴在地上不得动弹才作罢，不难看出监狱的权力统治者就是想用对反抗者的严厉惩罚，来鞭打围观的囚犯的内心，让他们产生痛苦的想象，起到杀一儆百的目的。可见，监狱最恐怖的地方不在于它的铜墙铁壁和牢不可穿，而是极权者利用囚犯的想象去营造他们内心的恐怖感的那股力量。
结语
边沁巧妙地结合建筑学和光学原理构造出的敞视监狱，因最大限度的监视了囚犯的动向，从而使其实现了自我监禁。这种少数观看多数的模式最大程度的减少了狱卒的投入，狱卒和囚犯间不平衡的信息输入量，就是监狱这种极权社会中，上层对下层的管理得以有效展开的保障。随着电视的诞生，社会学家托马斯·麦谢森提出了“单视监狱”（Synopticon）[6]，即多数观看少数的模式，多数的观众在观看行为中被带入到同一个影像空间，被观看者是少数，虽然可以将其视为所有囚犯对位于望塔中狱卒的反监视，但圆形监狱的构造是让望塔中的狱卒置于不可见的状况，所以这种反监视不能够得以完全成立，只有在囚犯离开牢房后的操场放风时间，不在那个为被充分监视而设计的敞视监狱的牢房里时，或许可以有反监视的可能。在新媒体时代的今天，随着监视功能和设备的完善，一方面它让权力的实施渗入每一个角落，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的隐私失去保障，或许，我们应该给监视设定某种规范与尺度，才是迫在眉睫的重中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