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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1920年代关于《大乘起信论》真伪及其价值问题的争论,是近代佛学讨论的焦点问题。梁启超热情地肯定《起信论》为中国人所作,为中印文化的结晶,是人类最高智慧的产物。《起信论》“一心开二门”的思想对任公的哲学思想影响甚巨,他先后以此评论过康德的“真我”与现象之我、孟子的性善论/荀子的性恶论、宋儒义理之性/气质之性、老子的道论等等。不可否认,这些比附有种种牵强附会之处,相互之间可能会造成某种遮蔽,而不是澄明。但不得不承认,“一心开二门”的理论不失为一种有着普遍适用性的“公共哲学模型”,所以梁启超常用之分析一切带根本性的哲学问题。任公把“一心开二门”作为根本的哲学方法来解释康德和儒学,这对现代新儒家特别是牟宗三有着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