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第二次走失，子清有过太多猜想，但最喜欢本命年生日的夜里梦到的这种可能——他，这个老人，佝偻着背，一个劲儿地往桥上的机动车道上骑，自行车的脚蹬被踩得咯噔咯噔响，这个老人身手矫健，如果不把衣兜里的身份证拿出来，没人相信他已经七十三岁了。这让他在车上信心满满，从不迟疑。
　　他欣欣然地看着一辆辆车从身边驶过，有的车猛按喇叭，有的车却放慢了速度。
　　在老人眼里，看到的只是些疯马的影子。跑疯的马是多么可怕，三哥没来得及上车，五弟被颠了下去，只有自己在疯马带领的路上。四岁的沉默男孩紧紧攥着马车的靠栏，闭着眼睛，不想被迎面抽来的树枝打中。他想起爹，爹一定会责骂兄弟三个赶坏了马车，他可心疼这匹马了。他闭着眼睛幻想爹暴怒的脸，等到的却是死于肺结核的蜡黄苍白瘦如刀削的一张脸。爹去世时是多少岁来着？四十？四十二？
　　爹早死了。疯马还在跑，跑到红灯前还在跑。老人不觉得自己犯了错，绿灯还是红灯，看起来差不多。但渐渐地真累了。等到自行车的链子掉下来，他从车座上趔趄着撑下脚尖，恍然间意识到自己迷路了。所以，这个老人孤独地站起来，忘了自行车，忘了塞在车篮里的外套，以及外套里的钱包、钥匙和证件。

　　梦到这里就醒了。她在深夜醒来，心也跳得像疯马在跑。她相信这是父親的生灵在给自己托梦，向她解释那两天里发生的事。那是父亲一生中最神秘的两天空白，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走的哪条路。当她接到警察的电话飞奔到三十公里之外的派出所时，父亲只是说自己爬了一座山。一连好几天夜里，她都希望这些梦能像连续剧一样播映，仿佛这就能弥补父亲的失忆。
　　梦做得太逼真，醒来很累，但她还是决定去遥远的城郊看父亲。每周总有那么一两天心神不宁，她分不清多少是因为担忧，多少是因为愧疚。
　　父亲的病，扩大了她的版图。十号线转乘三号线到终点站，最快也要一个半小时。走出地铁站的时候，她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钟，刚好三点，距离福利院的晚餐时间还有一小时，她决定步行二十分钟，刚好过去陪父亲吃饭。
　　父亲住进这家福利院，是几个月前的事情，父亲和她都有些不适应。他也许有极其短暂的清醒时刻，也许会抓紧时间咒骂没良心的女儿和后妻，也许会很害怕地看到自己被一群陌生的老头围绕，每一个都不像是正常人，而等短暂的清醒过去，他又和他们浑然一体。而对子清来说，唯一不适应的就是负罪感，即便斜跨整个城市去看望父亲，实际上不过是消耗体能和时间，换来一点点心安理得的错觉，却根本无法改变她对病情无可奈何的事实：她把他交出去了，再也没有反抗，全然地向病症妥协了。
　　走进福利院，在门口签了出入证，走过两栋老人公寓，再走到小径的尽头，便是父亲所在的那栋楼，电子门锁意味着里面住着丧失自理能力的失智患者，他们不可以随意外出。二楼三楼住着老太们，四楼住着老头们。电梯和居住区之间也隔着玻璃门，从内部出来时需要门卡，通向楼梯的门也无法从外部打开。这些封闭策略都是针对失智者的，让他们几无可能独自走出去，从而杜绝走失和迷路的机会。
　　今天，一出电梯，她就觉得四楼的气氛有点怪异。大厅里的人影寥寥无几，摆在电视机墙对面的蓝色沙发上竟然没有一个人。
　　但她还是一眼就看到了他。她看到，父亲双手抱着一台微波炉，绕着长方形的大桌走成背影，插头线在桌脚绊了一下，又被拖着走，不情不愿地跟在一双白生生的赤脚后头，随着蹒跚的脚步一顿一顿。肩胛骨仿佛要刺穿汗衫耸出来，和怀里沉重的分量艰难对峙着。她不知道他这样捧着一台微波炉绕着桌子走了多少圈。她想象不出一个耄耋老人有多大的气力能完成一件荒唐透顶的事。
　　“我们不敢去碰他。他刚刚踢走了小黄，还差点用微波炉来砸我。”穿着靛蓝色护工服的胖阿姨走到她身边，却没有压低嗓门。她认得她，那是负责给老人清洗身体的女工，几乎每天给她父亲擦身时都会被父亲扬手掴掌，甚至握紧拳头砸向她。
　　“他走累了应该就会自己停下来的。”胖阿姨的语气显示她并没有太大把握，“怕就怕微波炉掉下来砸到他自己。”
　　这是她第一次在福利院里看到父亲衣冠不整，虽然听说过几次——他总是拒绝穿衣，或是拒绝脱衣——但从此往后，这样的场景只怕是越来越多。在第一个月里，护工给她打过电话，“你爸爸是不是以前常常打人？他把好几个护工都打了，因为护工要帮他穿衣或是洗澡……他拳头好重呀！”
　　子清紧握手机回答：“他以前从不打人的！肯定是因为他不习惯吧……他大概还有意识，觉得脱衣服是自己的事。以前，我不会硬脱他的衣服，我会哄他自己脱自己穿。”
　　“我们每个护工都要照顾七八个病人，没有时间哄的……”
　　子清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很担心父亲会被最后一家可以收容他的机构拒绝。就在这个短暂的三分钟里，她第一次意识到，如果父亲无处可去，只能回家照料，她一定会害怕的。
　　老男人拖沓的步伐近乎匀速，像是在催眠。她鼓起勇气，向前走了两步，但还没等她张口，胖阿姨就扯开嗓门叫起来，“老王！你看看谁来了！老王！老王！”
　　每一次，她都恨透了护工们的大嗓门、反复地问：“她是谁？你知道她是谁吗？”
　　她恨那种低级的测试。如果病人能说出家里有几口人，微波炉该放在哪里，十八减八等于几，那又何苦来这里？她也恨那种大嗓门，刻意地，对着理论上应该耳背、应已退智的老人们。她总觉得，既然言语已对这些人无用，那就该换成轻柔的语调、轻柔的抚触。但没有人赞同她，他们说，你必须大声点，引起他们的注意。
　　父亲不理睬任何人。微波炉仿佛就该是他的一部分，当他又一次在桌角拐弯，迎面向她走来时，她突然惊出一身冷汗，仿佛看到一个机器人捧着自己的遗像向自己走来。
　　于是，她也慢慢迎上前去，距离拉近，脸孔被推出镜面，很快变成胸腹、腿脚，在她伸手抱住微波炉的时候，清晰地意识到，她用肚子挡住了画面。她让自己倒着走，好像隔着金属箱子成为父亲的镜像，她希望不要吓到、打断他。她轻轻地说：“爸爸，我来了，爸爸。”就这样，她轻轻唤着，倒退着走完了半圈，父亲终于抬了抬眼帘。之前，他一直沉沉地低头看着地面。
　　微波炉那么沉。她感到父亲慢慢地把手里的力量转移给她，而那简直是她捧不动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