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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人们对“播下去的龙种”，“为何收获的总是跳蚤”的质疑声中，作为政策输送链条最末端的街头官僚开始浮出水面，并不断地遭受指责、诟病乃至谩骂。文本从“崔英杰”案入手，试图通过分析街头官僚、政府公共关系与政府合法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分析街头官僚遭受指责的原因并探讨改善街头官僚与公众公共关系的途径。
关键词：街头官僚 政府公共关系 政府合法性 智慧的权力
2006年8月11日下午5点，北京市中关村，由于维持生计的三轮车被海淀城管队员没收，23岁的河北小贩崔英杰与城管队员发生争执，随后用小刀刺进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咽喉部位。当天下午6时左右，李志强抢救无效死亡。11月27日，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崔英杰提起诉讼。
一、崔英杰案与街头官僚
“一石激起千层浪”，崔英杰案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应耐人寻味。崔英杰案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下文简称城管人员）再次推到风口浪尖。由于“晕轮效应”，人们甚至开始关注城管人员所属的街头官僚这样一个长期存在却备受决策层忽视的低层官僚群体。
所谓“街头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即指处于基层，同时也是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是政府雇员中直接和公民打交道的公务员［１］。“街头官僚”这一概念的出现比人们对街头官僚这一现象的研究较晚，直到1977年，李普斯基（Lipsky）发表《建立一个街头官僚理论》一文，才开始出现“街头官僚”这一概念。紧接着在1980年，李普斯基正式出版了《街头官僚：公共服务中个人的困惑》一书，标志着街头官僚理论正式建立。
依照我国现行的人事制度，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由国家公务人员和非公务人员组成。其中的非公务人员与国家公务员的同事在行政身份上有所区别，但在工作行为表现方面其区别是不明显的。城管人员中的国家公务员是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也是西方“街头官僚”理论中典型的街头官僚。依照我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职位类别的规定，大体可以将我国基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纳入“街头官僚”的范畴。他们主要是履行社会管理与市场监管职能的行政机关的基层部门中，直接履行行政监管、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稽查等现场执法职责的公务人员。交警、城管以及其他“窗口”部门的一线工作人员，可视为典型的“街头官僚”。交警、城管等街头官僚与公民的矛盾冲突可以说占据了近期社会问题焦点的很大比重。“崔英杰”案是这种“官”“民”冲突的极端表现。
二、街头官僚与政府公共关系
在老百姓眼中，凡是身穿制服、开着公车、手里拿着罚单、吃着公家饭而又经常向他们开具税单、罚单的，抑或是强行收缴他们赖以谋生的工具的政府里的人就是街头官僚。官僚这个在传统组织理论里原本很中性的词，在老百姓眼里如同跳蚤一般，他们骚扰民众，与民争利，许多群众直言不讳地叫城管为“土匪”，人们似乎已忘了“城管”的原有之意——“城市保姆”，依法履行着对市政环卫、园林绿化、工商行政、道路交通等方面进行综合管理和行政执法的职责，是城市秩序、城市环境的维护者，其工作应受到广大市民的尊重和支持［2］（p33）。
现实中的街头官僚，工作在第一线，直接面对广大公民，是政府工作人员中和公民互动最为频繁、最为密切的群体，其工作态度、办事作风、个人喜好、执法能力，直接关乎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他们不光是政府形象的塑造者，更是政府能否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在老百姓的认知世界里，不管你是工商局的，还是交警，抑或是城管，只要头戴大盖帽、穿着制服、吃着国家饭就代表政府，你对我粗暴执法、野蛮执法，就等于政府对我粗暴执法、野蛮执法；你对我暴力执法就等于政府对我暴力执法。由于街头官僚与公民互动的频繁与密切，使得街头官僚俨然成为抽象的政府在民间世俗的代表，街头官僚的行为失范就意味着政府的失范。根据“官僚话语”理论，街头官僚在技术上、认知上和道德上被理解为消极的，会运用他们手中自由裁量权来管理他们的工作环境，从而使得他们的工作变得容易和安全。也就是说，街头官僚会利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公民的利益服务［3］（p612）。
为了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争取公众的支持和理解，从更深一层次说，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和促进社会发展，增强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政府就不能忽视街头官僚的存在，不能不倾听人们对“播下去的是龙种”为何“收获的总是跳蚤”的质疑，不能不对街头官僚不断地遭受指责、诟病及至谩骂做出积极的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然而，由于街头官僚是公共政策链条最末端的执行者，远离决策中心，他们的呼声连同他们的失范行为都被决策者所忽视、淡忘，成为政府善治的盲区。“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是向下流的”。
三、政府合法性与政府公共关系
如果说街头官僚的粗暴执法、野蛮执法，乃至暴力执法是方式、方法问题，即工具理性的问题，那么工具理性的背后隐藏着价值理性的问题。工具理性一旦涉及价值理性，单纯的技术问题就会转化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依据现代宪政精神，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先于政府权力，一方面公民权利在逻辑顺序上先于政府权力，政府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其掌握的公共权力来自于公民所自愿让渡的或委托的部分权利。另一方面公民权利在价值序列中先于政府权力，政府权力的唯一合法用途是维护公民权利，政府权力不得损害公民权利［４］。因此它应当平等地服务和从属于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公民的信任、支持与合作，政府本身就会丧失其在人民中的合法地位。政府需要通过政府公共关系的开展与公民平等沟通，共同协商以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决定了政府公共关系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以人为本。
正如一网民所洞察到的那样，舆论更重视大学生就业难题，却忽视了农民工与城市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社会心理普遍肯定“固定”和“正式”的工作，认为就业非“固定”和非“正式”就不体面；而对政府来说，与税收和GDP相联系的就业才具有统计意义，所以更加倾向于压抑“流动”和“非正规”的就业形式——因为这个原因，国家政策对“流动”和“非正式”的就业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正在制定中的《就业促进法》对明确将促进就业作为政府的基本功能也持回避态度。
“流动”和“非正规”的就业形式比如街头摊贩每天可见，但几乎无人统计其中到底吸纳了多少从业人员，它在中国就业形势中占据什么样的比重也无从得知，然而，流动和非正规的就业形式并不因此失去其重要性。对崔英杰这样从农村来城市的年轻人来说，既无学历也无特别技能，饱受“固定”和“正式”的工作单位拖欠工资之苦，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向朋友借钱买一辆三轮自行车，向中关村的路人兜售工艺简单的烤香肠。据城管介绍，这份工作最多可能为一个小贩带来每月3000元的收入——可以想象，这是崔英杰改变命运，兑现他对家庭的承诺（“盖两间大瓦房”）的唯一途径。
无数个像崔英杰一样怀着梦想的年轻人涌入城市后，许多人都有可能遭遇崔英杰的欠薪苦恼，其中的一些必然会做出和崔英杰相同的职业选择。正如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所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但这一职业“卑微贫贱”，从业者“生活窘困，收入微薄”。
脆弱的职业本身既无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自身亦无抵抗风险的能力，夏霖问道：“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心理学认为严重的挫折感会产生愤怒，愤怒在一定的环境暗示下会转化为侵犯行为。这种侵犯行为可以是对自己的，也可以是对他人的。
政府对弱势群体应有一种敏感的救助反应。如果没有这个敏感性，它的触角就停在办公室里，没有深入到民间，没有了解到民众的疾苦，就是政府的不作为，就使政府这位世俗中的神看不到人民的眼泪。“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5］（p3）
正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崔英杰的脆弱性，正是因为很多人意识到自己其实就是未杀人前的崔英杰，或将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崔英杰——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有一天不会失业，不会为生计所迫，满街叫卖，所以即使殉职后的李志强被北京市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单位为他建了个网上纪念馆，李的同事希望对崔英杰的判决是“斩立决”，但是，从阵容强大的法律学者到铺天盖地的网民，再到东躲西藏的小摊小贩，再到普通百姓，都希望对崔英杰的判决能够法外开恩。
悲剧发生之后，许多城市政府出台了宽容摊贩的新政策。有人认为与其说这些政策源自迟到的人道精神，不如说它们源自尊重现实的理性。许多年来的经验足够让我们知道，现有的“固定”和“正式”的劳动部门，根本无法吸收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失业劳动力带来的就业压力，这种压力更加不可能因为城管的驱赶就消失于无形。
在就业的难题和城市管理的难题之间，在失业人员的生存问题与城市美观（发展问题）之间，尊重大局（就业形势），丢掉一些不必要的考量（比如对城市体面的过分强调），放弃驱赶小贩，进而有限地向他们开放人行道，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治理方式，也是当今中国城市的责任与义务。毕竟只有先解决生存问题，才能进而解决发展问题。更何况城市这座大厦是亿万农民工兄弟的血与汗浇铸而成的。
四、政府公共关系与街头官僚
通过开放就业市场缓解城管和摊贩之间的尖锐矛盾，有望使崔英杰的悲剧不再重演，使李志强的悲剧不再重演。李的同事曾在网站上对李志强说，天堂里没有小摊贩，所以他可以安心地过一个年了。但并不等于问题就不存在了，城市摊贩夹交通要道而林立，必然带来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及至交通和治安方面的难题，也不能解决更深层次的老百姓和街头官僚的矛盾，因为大部分人还是生活在世俗的世界里。
“解铃还需系铃人”，细细考察“崔英杰案”，问题出在了政府没有处理好与街头官僚及公众的关系上。政府在拥有权力的同时，更应该保持赤子之心，保持悲悯的情怀，保持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种“天性中善良的性灵”，才有可能抵挡权力对自己的腐蚀，用老百姓的话说，就不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权力往往有副作用，能不用权力的地方，尽量不要用权力。动不动就用权力去解决问题，用命令的办法、强制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往往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扩大问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６］。
在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公众关系上，也许新任国家出版署署长柳斌杰在就职演讲中所说的“多用智慧，少用权力”可以与各级官员及街头官僚们共勉。智慧的权力不光是节制的权力，而且必须是敢作敢为的权力，公共行政主体需要运用公共关系的理念和手段去开展公共管理活动。通过向公众提供真诚的服务和有计划的传播活动，达到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协调和信息共享，进而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政府公共关系是一种建立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活动：一方面，政府从宏观上控制社会，从大处着眼，其掌握的信息、考虑的角度、层面都有公众所不能及的地方，这样政府需要通过公共关系的传播去影响公众，以协调城乡、区域、经济社会、街头官僚与公众等多种矛盾，总揽全局，维护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公共关系为不同利益群体提供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得处于不同利益群体中的个人有机会申述其愿望和要求。因此，政府公共关系是调整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减少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方式［7］(p33)。
“崔英杰案”的问题，不能仅仅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认识，而是要上升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高度来认识。要把一个城市动辄几万几十万的“无证商贩”全给“管”好了，“规范”好了，绝不是靠简单化的取缔政策能解决得了的。无论多么发达的城市，在规划之初，就该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小商小贩以低门槛、高效率的经营场所，才能解决市容整洁与现实生存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
现在，许多城市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起街头官僚与公众之间的和谐关系。如2007年5月13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城管分队会议室里十来名外来经商人员与当地城管执法人员在圆桌前相互沟通；还有的城市拟仿照西方国家建立跳蚤市场、夜市、庭院市场，以解决失业人员的生存问题。
总之，如果权力的运行充满智慧的力量，它就不再只是一种蛮力，就不会与常识冲突，与人性冲突，权力运行的正当性就不会成问题，不会被质疑与抵制。当法治理念、透明理念、有限理念、责任理念、服务理念、公平理念、高效理念以及廉洁理念等政府公共关系理念深入到每个街头官僚心中，并成为其行动准则时，我们将会看到一条或明或暗的路——政府与公众的和谐之路还是会慢慢地浮现在苍茫的大地上。不管怎样，我们总可以有着这么一种憧憬，如一个远去的诗人胡风所写的，“时间开始了”。
参考文献：
［1］Lipsky.M.Street-level Bureaucracy［M］.New York：B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0.
［2］石若坤.城市管理行政不文明执法的原因及其改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3］叶丽娟，马骏.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4］张思义.善治视野下有限政府塑造.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一期.
［5］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南方周末.A5 2007-05-03，16.
［7］李四林，吕云芸.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政府公共关系.江汉论坛，2006，（6）.
关键词：街头官僚 政府公共关系 政府合法性 智慧的权力
2006年8月11日下午5点，北京市中关村，由于维持生计的三轮车被海淀城管队员没收，23岁的河北小贩崔英杰与城管队员发生争执，随后用小刀刺进海淀城管分队副队长李志强咽喉部位。当天下午6时左右，李志强抢救无效死亡。11月27日，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崔英杰提起诉讼。
一、崔英杰案与街头官僚
“一石激起千层浪”，崔英杰案在社会上引起的反应耐人寻味。崔英杰案把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下文简称城管人员）再次推到风口浪尖。由于“晕轮效应”，人们甚至开始关注城管人员所属的街头官僚这样一个长期存在却备受决策层忽视的低层官僚群体。
所谓“街头官僚（street-level bureaucrat）”，即指处于基层，同时也是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他们是政府雇员中直接和公民打交道的公务员［１］。“街头官僚”这一概念的出现比人们对街头官僚这一现象的研究较晚，直到1977年，李普斯基（Lipsky）发表《建立一个街头官僚理论》一文，才开始出现“街头官僚”这一概念。紧接着在1980年，李普斯基正式出版了《街头官僚：公共服务中个人的困惑》一书，标志着街头官僚理论正式建立。
依照我国现行的人事制度，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队伍由国家公务人员和非公务人员组成。其中的非公务人员与国家公务员的同事在行政身份上有所区别，但在工作行为表现方面其区别是不明显的。城管人员中的国家公务员是最前线的政府工作人员，也是西方“街头官僚”理论中典型的街头官僚。依照我国《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职位类别的规定，大体可以将我国基层行政执法类公务员纳入“街头官僚”的范畴。他们主要是履行社会管理与市场监管职能的行政机关的基层部门中，直接履行行政监管、行政处罚、行政强制、行政稽查等现场执法职责的公务人员。交警、城管以及其他“窗口”部门的一线工作人员，可视为典型的“街头官僚”。交警、城管等街头官僚与公民的矛盾冲突可以说占据了近期社会问题焦点的很大比重。“崔英杰”案是这种“官”“民”冲突的极端表现。
二、街头官僚与政府公共关系
在老百姓眼中，凡是身穿制服、开着公车、手里拿着罚单、吃着公家饭而又经常向他们开具税单、罚单的，抑或是强行收缴他们赖以谋生的工具的政府里的人就是街头官僚。官僚这个在传统组织理论里原本很中性的词，在老百姓眼里如同跳蚤一般，他们骚扰民众，与民争利，许多群众直言不讳地叫城管为“土匪”，人们似乎已忘了“城管”的原有之意——“城市保姆”，依法履行着对市政环卫、园林绿化、工商行政、道路交通等方面进行综合管理和行政执法的职责，是城市秩序、城市环境的维护者，其工作应受到广大市民的尊重和支持［2］（p33）。
现实中的街头官僚，工作在第一线，直接面对广大公民，是政府工作人员中和公民互动最为频繁、最为密切的群体，其工作态度、办事作风、个人喜好、执法能力，直接关乎执政党和政府的威信，他们不光是政府形象的塑造者，更是政府能否赢得人民支持的关键。在老百姓的认知世界里，不管你是工商局的，还是交警，抑或是城管，只要头戴大盖帽、穿着制服、吃着国家饭就代表政府，你对我粗暴执法、野蛮执法，就等于政府对我粗暴执法、野蛮执法；你对我暴力执法就等于政府对我暴力执法。由于街头官僚与公民互动的频繁与密切，使得街头官僚俨然成为抽象的政府在民间世俗的代表，街头官僚的行为失范就意味着政府的失范。根据“官僚话语”理论，街头官僚在技术上、认知上和道德上被理解为消极的，会运用他们手中自由裁量权来管理他们的工作环境，从而使得他们的工作变得容易和安全。也就是说，街头官僚会利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来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公民的利益服务［3］（p612）。
为了在公众中树立良好的形象，争取公众的支持和理解，从更深一层次说，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和促进社会发展，增强政府统治的合法性，政府就不能忽视街头官僚的存在，不能不倾听人们对“播下去的是龙种”为何“收获的总是跳蚤”的质疑，不能不对街头官僚不断地遭受指责、诟病及至谩骂做出积极的反应，并采取有效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然而，由于街头官僚是公共政策链条最末端的执行者，远离决策中心，他们的呼声连同他们的失范行为都被决策者所忽视、淡忘，成为政府善治的盲区。“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是向下流的”。
三、政府合法性与政府公共关系
如果说街头官僚的粗暴执法、野蛮执法，乃至暴力执法是方式、方法问题，即工具理性的问题，那么工具理性的背后隐藏着价值理性的问题。工具理性一旦涉及价值理性，单纯的技术问题就会转化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依据现代宪政精神，国家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先于政府权力，一方面公民权利在逻辑顺序上先于政府权力，政府权力来源于公民权利；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其掌握的公共权力来自于公民所自愿让渡的或委托的部分权利。另一方面公民权利在价值序列中先于政府权力，政府权力的唯一合法用途是维护公民权利，政府权力不得损害公民权利［４］。因此它应当平等地服务和从属于公民的权利。如果没有公民的信任、支持与合作，政府本身就会丧失其在人民中的合法地位。政府需要通过政府公共关系的开展与公民平等沟通，共同协商以获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政府的合法性来源决定了政府公共关系的价值取向应该是以人为本。
正如一网民所洞察到的那样，舆论更重视大学生就业难题，却忽视了农民工与城市失业人员的就业问题；社会心理普遍肯定“固定”和“正式”的工作，认为就业非“固定”和非“正式”就不体面；而对政府来说，与税收和GDP相联系的就业才具有统计意义，所以更加倾向于压抑“流动”和“非正规”的就业形式——因为这个原因，国家政策对“流动”和“非正式”的就业方式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正在制定中的《就业促进法》对明确将促进就业作为政府的基本功能也持回避态度。
“流动”和“非正规”的就业形式比如街头摊贩每天可见，但几乎无人统计其中到底吸纳了多少从业人员，它在中国就业形势中占据什么样的比重也无从得知，然而，流动和非正规的就业形式并不因此失去其重要性。对崔英杰这样从农村来城市的年轻人来说，既无学历也无特别技能，饱受“固定”和“正式”的工作单位拖欠工资之苦，万般无奈之下，只能向朋友借钱买一辆三轮自行车，向中关村的路人兜售工艺简单的烤香肠。据城管介绍，这份工作最多可能为一个小贩带来每月3000元的收入——可以想象，这是崔英杰改变命运，兑现他对家庭的承诺（“盖两间大瓦房”）的唯一途径。
无数个像崔英杰一样怀着梦想的年轻人涌入城市后，许多人都有可能遭遇崔英杰的欠薪苦恼，其中的一些必然会做出和崔英杰相同的职业选择。正如崔英杰的辩护律师夏霖所说，“贩夫走卒，引车卖浆，是古已有之的正当职业”，但这一职业“卑微贫贱”，从业者“生活窘困，收入微薄”。
脆弱的职业本身既无从保障消费者的权益，自身亦无抵抗风险的能力，夏霖问道：“当一个人赖以谋生的饭碗被打碎，被逼上走投无路的绝境，将心比心，你们会不会比我的当事人更加冷静和忍耐。”心理学认为严重的挫折感会产生愤怒，愤怒在一定的环境暗示下会转化为侵犯行为。这种侵犯行为可以是对自己的，也可以是对他人的。
政府对弱势群体应有一种敏感的救助反应。如果没有这个敏感性，它的触角就停在办公室里，没有深入到民间，没有了解到民众的疾苦，就是政府的不作为，就使政府这位世俗中的神看不到人民的眼泪。“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一种理论，无论它多么精致和简洁，只要它不真实，就必须加以拒绝或修正；同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5］（p3）
正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崔英杰的脆弱性，正是因为很多人意识到自己其实就是未杀人前的崔英杰，或将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崔英杰——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自己有一天不会失业，不会为生计所迫，满街叫卖，所以即使殉职后的李志强被北京市政府授予烈士称号，单位为他建了个网上纪念馆，李的同事希望对崔英杰的判决是“斩立决”，但是，从阵容强大的法律学者到铺天盖地的网民，再到东躲西藏的小摊小贩，再到普通百姓，都希望对崔英杰的判决能够法外开恩。
悲剧发生之后，许多城市政府出台了宽容摊贩的新政策。有人认为与其说这些政策源自迟到的人道精神，不如说它们源自尊重现实的理性。许多年来的经验足够让我们知道，现有的“固定”和“正式”的劳动部门，根本无法吸收庞大的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失业劳动力带来的就业压力，这种压力更加不可能因为城管的驱赶就消失于无形。
在就业的难题和城市管理的难题之间，在失业人员的生存问题与城市美观（发展问题）之间，尊重大局（就业形势），丢掉一些不必要的考量（比如对城市体面的过分强调），放弃驱赶小贩，进而有限地向他们开放人行道，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治理方式，也是当今中国城市的责任与义务。毕竟只有先解决生存问题，才能进而解决发展问题。更何况城市这座大厦是亿万农民工兄弟的血与汗浇铸而成的。
四、政府公共关系与街头官僚
通过开放就业市场缓解城管和摊贩之间的尖锐矛盾，有望使崔英杰的悲剧不再重演，使李志强的悲剧不再重演。李的同事曾在网站上对李志强说，天堂里没有小摊贩，所以他可以安心地过一个年了。但并不等于问题就不存在了，城市摊贩夹交通要道而林立，必然带来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及至交通和治安方面的难题，也不能解决更深层次的老百姓和街头官僚的矛盾，因为大部分人还是生活在世俗的世界里。
“解铃还需系铃人”，细细考察“崔英杰案”，问题出在了政府没有处理好与街头官僚及公众的关系上。政府在拥有权力的同时，更应该保持赤子之心，保持悲悯的情怀，保持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那种“天性中善良的性灵”，才有可能抵挡权力对自己的腐蚀，用老百姓的话说，就不会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权力往往有副作用，能不用权力的地方，尽量不要用权力。动不动就用权力去解决问题，用命令的办法、强制的办法去解决问题，往往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反而可能扩大问题，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６］。
在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公众关系上，也许新任国家出版署署长柳斌杰在就职演讲中所说的“多用智慧，少用权力”可以与各级官员及街头官僚们共勉。智慧的权力不光是节制的权力，而且必须是敢作敢为的权力，公共行政主体需要运用公共关系的理念和手段去开展公共管理活动。通过向公众提供真诚的服务和有计划的传播活动，达到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协调和信息共享，进而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政府公共关系是一种建立在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行政管理活动：一方面，政府从宏观上控制社会，从大处着眼，其掌握的信息、考虑的角度、层面都有公众所不能及的地方，这样政府需要通过公共关系的传播去影响公众，以协调城乡、区域、经济社会、街头官僚与公众等多种矛盾，总揽全局，维护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政府需要通过公共关系为不同利益群体提供畅通的利益表达渠道，使得处于不同利益群体中的个人有机会申述其愿望和要求。因此，政府公共关系是调整社会秩序、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减少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方式［7］(p33)。
“崔英杰案”的问题，不能仅仅从城市管理的角度来认识，而是要上升到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高度来认识。要把一个城市动辄几万几十万的“无证商贩”全给“管”好了，“规范”好了，绝不是靠简单化的取缔政策能解决得了的。无论多么发达的城市，在规划之初，就该留出足够的空间，给小商小贩以低门槛、高效率的经营场所，才能解决市容整洁与现实生存这一看似矛盾的问题。
现在，许多城市都在积极探索如何建立起街头官僚与公众之间的和谐关系。如2007年5月13日，在北京市海淀区马连洼城管分队会议室里十来名外来经商人员与当地城管执法人员在圆桌前相互沟通；还有的城市拟仿照西方国家建立跳蚤市场、夜市、庭院市场，以解决失业人员的生存问题。
总之，如果权力的运行充满智慧的力量，它就不再只是一种蛮力，就不会与常识冲突，与人性冲突，权力运行的正当性就不会成问题，不会被质疑与抵制。当法治理念、透明理念、有限理念、责任理念、服务理念、公平理念、高效理念以及廉洁理念等政府公共关系理念深入到每个街头官僚心中，并成为其行动准则时，我们将会看到一条或明或暗的路——政府与公众的和谐之路还是会慢慢地浮现在苍茫的大地上。不管怎样，我们总可以有着这么一种憧憬，如一个远去的诗人胡风所写的，“时间开始了”。
参考文献：
［1］Lipsky.M.Street-level Bureaucracy［M］.New York：Bussell Sage Foundation，1980.
［2］石若坤.城市管理行政不文明执法的原因及其改善.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6）.
［3］叶丽娟，马骏.公共行政中的街头官僚理论［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
［4］张思义.善治视野下有限政府塑造.社会科学战线，2005年第一期.
［5］罗尔斯.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6］南方周末.A5 2007-05-03，16.
［7］李四林，吕云芸.科学发展观与构建和谐社会视角下的政府公共关系.江汉论坛，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