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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蓝。下午，龙应台出现在台北火车站，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盖没。她跟随80位艺大的学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动，有点笨拙，但充满活力。
龙应台生于1952年。朋友们说，很少有人在她这个年龄还能保有一团真气，一身热气。
许多镜头对着她。其中一台摄像机后面站着黑衣墨镜的大导演王童，他会将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拍摄成纪录片。稍后，许多话筒伸向她。“我是身体很笨的人……”她一边用纸巾拭汗，一边微笑着解释这个名为“艺术席卷空间”的活动。
星期四晚上10点，她来彩排过。面对汗涔涔的舞蹈系学生，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仅仅是练舞室里的舞蹈，还是空间的释放。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你们，被邀请一起跳舞，也许心里会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双双年轻的、干净的眼睛注视着她。
再早几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楼的小办公室里开会，同下属敲定“释放”的每一个细节。白衬衣、黑马夹，最普通的短发样式。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13年前，龙应台由德国初回台湾，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有一天，她踅进一家设计感颇强的美发沙龙，小妹一声“局长我是你的读者吔”，听得她欣慰：台湾文化有希望。于是晕陶陶被设计，又烫又剪，弄成一个“戴安娜王妃头”。她掏出七百多元（新台币）结账，赫然发现看错一个零，这“王妃头”价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净口袋，在发廊员工一字排开的“欢迎再来”里落荒而逃，回去就问同事“台北物价怎么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头”实属“冤大头”。
处理公务时的龙应台表现得思路清晰，心细如发。她的指间夹一支笔，不时在空中点划，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请不要忘记”来起承转合，是高度灵敏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她的想象力甚至延伸到现场在电视画面中的样子。
在她右侧的墙上，悬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90岁时的手泽：“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会议室两面书架上，是台湾各区、县、镇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辞典》之类的台湾史，以及琦君、赖和、张我军、李乔、周梦蝶等上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有几层架上，是她的十几种著作，从《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钱买来赠送往来宾客的。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像一条不羁的龙。
空间释放的创意来自龙应台的欧洲经验。她从YouTube上找来几段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演员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醒了。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龙应台对我说，这些观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养。
彼岸的文化与本地的生活匹配吗？在这个女性都会拖着长音嗲嗲说“是～”、开计程车的男性习惯被称“先生”而非“师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应？机要秘书邓宗德告诉我，成人通常会害羞，若是一对小情侣，女的开跳，男的会跟随。两天里，我看到广场上不少用餐者举起手机录影；看到流浪汉光脚坐着看和听，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滚圆的中年妇女被音乐和节拍感染，从身体到容颜都动了起来；也看到许多人，瞄一眼，匆匆走过。
就在几天前，车站广场大厅里拉起红线，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劳（外国劳工，台北有许多菲律宾、马来西亚籍务工者）进入。通常他们把这里当作台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说说闲话。我看到电视里有个女的忿忿不平：我们也不愿来这里“占用公共空间”、“有碍观瞻”，但休息天我们想出去的话，还能去哪里？这件事被视为侵害了外劳的人权，遭到舆论广泛批评。龙应台“敏感于人权”，与交通部长商议后，特别在议事会上强调邀请外劳参与“释放”。但不知什么缘故，头一场只见舞者，不见弱者。第二天，即使温和派报纸也表达了“一个车站，两种标准”的婉转批评，暗暗指向车站管理部门，这不是龙应台希望看到的。部委之间的沟通合作，本部门的上令下达，各个细密的齿轮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如何艰难咬合、负重运作，13年前她就有领教。如今，由局长而部长，意味着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
一
广场表演告一段落，龙应台去窗口买了开往高雄的高铁车票，往屏东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哥哥。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浩告诉我，你见到龙家人就会知道，什么叫作淳朴。
母亲应美君多次出现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绸缎庄小姐，不顾家人反对下嫁湖南衡山人龙槐生，1949年随人潮涌向台湾，刚到高雄时，手里还抱着刚出生的龙应台的二哥龙应达。她用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租下一个小菜摊，卖西瓜、卖面粉、卖五金，卖自己包的粽子，卖一切难民需要的东西。她在有尿味的戏院里卖过票；编过渔网，半个月编好一张，换80元；她养过猪；她开口向邻居借钱，以便第二天交龙应台的学费……她像一株又柔又韧的水草，帮衬丈夫，带领4个孩子，在荒滩恶水中存活了下来。
童年时龙应台看美国电视，常常有感于母亲的“不优雅”：讲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跟邻居讲到高兴时笑得惊天动地，开骂时正气懔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她的生命里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满豪气的东西。龙应台说，在有些方面，她像母亲。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条巷子里听见一位老妇的哀号，浙江口音的哀号，心有所动，“多管闲事”过问起来——写过《大江大海》，她知道这岛上每一位七八十岁的人，身上都藏着一部颠沛离散史。她在巷子里东问西问，得到的结果是，老妇人精神有问题。她拨通了市长郝龙斌的电话。市长出差，她又拨副市长的电话，副市长自国外派人调查。龙应台刚上火车，就收到回馈：社会局已派人上门了解情况，这位邓女士确实精神异常，已享受社会福利中心的照顾，他们会继续，并“谢谢龙部长的通报”。龙应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我受不了。”
这一天是星期六，天空湛蓝。下午，龙应台出现在台北火车站，背一个咸菜绿双肩背包。她穿得像一个大学生：白衬衣束进牛仔裤，白色运动鞋，短发被一顶咸菜绿灯芯绒帽盖没。她跟随80位艺大的学生起舞，伸臂，扭胯，跑动，有点笨拙，但充满活力。
龙应台生于1952年。朋友们说，很少有人在她这个年龄还能保有一团真气，一身热气。
许多镜头对着她。其中一台摄像机后面站着黑衣墨镜的大导演王童，他会将由此展开的一系列活动拍摄成纪录片。稍后，许多话筒伸向她。“我是身体很笨的人……”她一边用纸巾拭汗，一边微笑着解释这个名为“艺术席卷空间”的活动。
星期四晚上10点，她来彩排过。面对汗涔涔的舞蹈系学生，她用悦耳的声音说：“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这不仅仅是练舞室里的舞蹈，还是空间的释放。这个城市里的人很忙，心里积压了很多东西，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你们，被邀请一起跳舞，也许心里会有些小小的幸福感。”一双双年轻的、干净的眼睛注视着她。
再早几天的星期一上午，她在14楼的小办公室里开会，同下属敲定“释放”的每一个细节。白衬衣、黑马夹，最普通的短发样式。
一个流传颇广的故事：13年前，龙应台由德国初回台湾，出任台北市首任文化局长。有一天，她踅进一家设计感颇强的美发沙龙，小妹一声“局长我是你的读者吔”，听得她欣慰：台湾文化有希望。于是晕陶陶被设计，又烫又剪，弄成一个“戴安娜王妃头”。她掏出七百多元（新台币）结账，赫然发现看错一个零，这“王妃头”价值七千七百大元。她掏干净口袋，在发廊员工一字排开的“欢迎再来”里落荒而逃，回去就问同事“台北物价怎么这么高”，被告知挨宰，“王妃头”实属“冤大头”。
处理公务时的龙应台表现得思路清晰，心细如发。她的指间夹一支笔，不时在空中点划，如同乐队指挥手中的小棒。她常常用“等一下”、“你的意思是”、“请不要忘记”来起承转合，是高度灵敏的倾听者和反应者；她的想象力甚至延伸到现场在电视画面中的样子。
在她右侧的墙上，悬挂《中国时报》创办人余纪忠先生90岁时的手泽：“取舍由时行藏在我，跨代凌霄一羽毛。”会议室两面书架上，是台湾各区、县、镇的地方志，《二二八事件辞典》之类的台湾史，以及琦君、赖和、张我军、李乔、周梦蝶等上一辈文学家的作品。有几层架上，是她的十几种著作，从《目送》、《亲爱的安德烈》到《大江大海》，她自己掏钱买来赠送往来宾客的。她在扉页上的签名，像一条不羁的龙。
空间释放的创意来自龙应台的欧洲经验。她从YouTube上找来几段放给同仁看——在西班牙的中央市场，歌剧演员扮演的卖菜人突然开唱，市场陡然生色；在丹麦的车站，旅客愉快地被卷入突如其来的舞阵，肢体醒了。龙的一位同仁也亲历过在纽约梅西百货买鞋，柜台旁冷不丁有人开唱音乐剧的“文化”。
“文化就是生活。”龙应台对我说，这些观念即使在文化部，也需要慢慢培养。
彼岸的文化与本地的生活匹配吗？在这个女性都会拖着长音嗲嗲说“是～”、开计程车的男性习惯被称“先生”而非“师傅”的地方，路人忽遇邀舞是什么反应？机要秘书邓宗德告诉我，成人通常会害羞，若是一对小情侣，女的开跳，男的会跟随。两天里，我看到广场上不少用餐者举起手机录影；看到流浪汉光脚坐着看和听，忽然就拍起了巴掌；看到身材滚圆的中年妇女被音乐和节拍感染，从身体到容颜都动了起来；也看到许多人，瞄一眼，匆匆走过。
就在几天前，车站广场大厅里拉起红线，阻止休息日到此集聚的外劳（外国劳工，台北有许多菲律宾、马来西亚籍务工者）进入。通常他们把这里当作台北的草坪，假日里三五席地而坐，说说闲话。我看到电视里有个女的忿忿不平：我们也不愿来这里“占用公共空间”、“有碍观瞻”，但休息天我们想出去的话，还能去哪里？这件事被视为侵害了外劳的人权，遭到舆论广泛批评。龙应台“敏感于人权”，与交通部长商议后，特别在议事会上强调邀请外劳参与“释放”。但不知什么缘故，头一场只见舞者，不见弱者。第二天，即使温和派报纸也表达了“一个车站，两种标准”的婉转批评，暗暗指向车站管理部门，这不是龙应台希望看到的。部委之间的沟通合作，本部门的上令下达，各个细密的齿轮在庞大的官僚机器里如何艰难咬合、负重运作，13年前她就有领教。如今，由局长而部长，意味着机器更庞大，齿轮更多，咬合更复杂，政治的因素更强大了。
一
广场表演告一段落，龙应台去窗口买了开往高雄的高铁车票，往屏东老家去，那里有她的母亲和哥哥。台湾资深媒体人陈浩告诉我，你见到龙家人就会知道，什么叫作淳朴。
母亲应美君多次出现在她的著作里：浙江淳安人，杭州绸缎庄小姐，不顾家人反对下嫁湖南衡山人龙槐生，1949年随人潮涌向台湾，刚到高雄时，手里还抱着刚出生的龙应台的二哥龙应达。她用身上藏着的五两黄金租下一个小菜摊，卖西瓜、卖面粉、卖五金，卖自己包的粽子，卖一切难民需要的东西。她在有尿味的戏院里卖过票；编过渔网，半个月编好一张，换80元；她养过猪；她开口向邻居借钱，以便第二天交龙应台的学费……她像一株又柔又韧的水草，帮衬丈夫，带领4个孩子，在荒滩恶水中存活了下来。
童年时龙应台看美国电视，常常有感于母亲的“不优雅”：讲话的声音是那么大，跟邻居讲到高兴时笑得惊天动地，开骂时正气懔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她的生命里有一些放肆，一些充满豪气的东西。龙应台说，在有些方面，她像母亲。
就在三天前，她偶然在一条巷子里听见一位老妇的哀号，浙江口音的哀号，心有所动，“多管闲事”过问起来——写过《大江大海》，她知道这岛上每一位七八十岁的人，身上都藏着一部颠沛离散史。她在巷子里东问西问，得到的结果是，老妇人精神有问题。她拨通了市长郝龙斌的电话。市长出差，她又拨副市长的电话，副市长自国外派人调查。龙应台刚上火车，就收到回馈：社会局已派人上门了解情况，这位邓女士确实精神异常，已享受社会福利中心的照顾，他们会继续，并“谢谢龙部长的通报”。龙应台毫不遮掩文人的感性，“那老人的口音跟妈妈一样，我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