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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是一个苦难民族饱尝艰辛的心灵记录。它反映了未被科学所武装时人的自尊与自卑，自强与自慰，智慧与愚蒙。马克思曾指出，《圣经·旧约》中的语言、热情和幻想在近代仍然有动人的魅力。（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许多学者也都指出，对《圣经》中的许多章节（如亚当、夏娃偷吃禁果的故事）均可作双向解释。这就是说，既可以引出基督教的教义，也可以引出与教义完全相左的结论。对《圣经》的解释问题是西方文化史上一个经常引发冲突甚至导致流血事件的重大问题。
在《旧约》开篇的《创世纪》之后，紧接着就是叙述以色列人摆脱埃及人的奴役走向“流着奶与蜜”的美地迦南的传说。这是以色列民族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远征”，它表现了以色列人反抗压迫、顽强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毅力。就规模与气魄而言，完全可以同希腊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媲美。作为这次斗争的领导人，传说中的古代领袖摩西是以色列人引为骄傲的英雄与先知，其地位不让于阿喀琉斯之于希腊民族。然而，这两位英雄所体现的精神、气质和性格却是很不相同的。
阿喀琉斯的生母是海神之女（海洋女神），因此他的血统有一半是神的。然而他的内心世界却全然是“人”的，七情六欲皆备于一身。比之阿喀琉斯，摩西的父母都是平凡的利未人，埃及人统治下的奴隶。摩西的身上没有神的血统。他在被法老收为义子的40年里全然过着富贵荣华、庸庸碌碌的生活，流亡的40年里也依然是个凡人。只有到了80岁时耶和华传授他三个神迹（手杖变成蛇，水可以变血，传播或治愈麻风病）之后，他才摇身一变而成为神的代理人了。在此之后，他的英雄业绩，如施给埃及人十大灾祸、横渡红海时以杖分水、穿越沙漠时天降玛那（小圆面包）、同亚玛那人作战时举手即胜，等等，都是靠上帝耶和华施法，摩西不过是上帝施法的中介而已。
人们在这一艰苦卓绝的远征中看到的英雄不是作为人的摩西，而是上帝本身。在涉及摩西事迹的《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中，摩西的形象是相当单一的。在受命拯救以色列人以后，他的行为就是代神施法，一旦擅自行事（如以色列人干渴难耐时，他曾以神杖敲击地面获取清泉），就受到上帝惩罚，变得同一个普通以色列人一样的毫无价值。《圣经》中记载的其他先知，如约书亚、亚伯拉罕等也无不是如此。总之，人离开了上帝是无意义的，即使英雄也是如此。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把希望寄托于人是可诅咒的。严格说来，任何人都不会达到享用其自身的程度；因为他的责任不是为自身而自爱，而是为他应当享用的上帝而自爱。”也就是说，世界上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事物值得人们为这一事物本身而爱，包括人间的英雄在内。古希腊人把人本身当做享用对象，他们颂神是因为神体现着人的欲望。相反，《圣经》则认为世界唯一可供享用的是上帝，人只是上帝垂怜的对象。当他们表示对一个“人”的敬仰时，仅因为在他身上有上帝形象的某种折光。
但是，摩西的形象也还有另一面，主要是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为拯救民族脱离苦难的献身精神。摩西之所以被上帝选中做代理人，就是因为他虽身为法老义子，衣食豪奢，但念念不忘本民族的苦难，耳边常响着以色列人哭泣和求救的声音。他用剑刺死了污辱以色列人的埃及监工，为此流亡40年全然无悔，反复思考着拯救苦难同胞的伟大计划。他率领本族同胞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摆脱奴役；到了120岁行将就木时，依然为以色列人加强团结、避免内讧而思虑。在为民族的生存做完了一生中的最后几件事情后，他独自登上尼波山顶，在那里孤独地死去。
这种为拯救民族而献身的精神是从以色列人饱受屈辱、屡遭挫折的苦难命运中孕育出来的。深重而几乎不能自拔的民族灾难培育了强烈的民族自卫意识和软弱自欺心理。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摧毁耶路撒冷，灭亡犹太国。大批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的耻辱遭遇强化了以色列人的宗教意识，他们把上帝耶和华视为促进民族团结、摆脱异族奴役的希望所在。强烈的民族意识化为忠贞不屈的信仰。而民族苦难的深重烙印又使这种信仰染上忍受痛苦、坚忍不拔、勇于牺牲的悲剧色彩。摩西是如此，其他“弥赛亚”（上帝派来的先知）也是如此：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他（指弥赛亚）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
基督教去掉了以色列人的狭隘民族意识，把它扩展为为拯救人类脱离苦难而献身的精神，但与此同时又泯灭了民族自卫中蕴涵着的反抗斗争精神，鼓吹“爱你的仇敌”，“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把右脸给他”。（《新约·马太福音》）《旧约》中那种顽强精神在失去了民族自救的目标后，变成一种纯然自省、赎洗个人罪恶的“自我和谐”的行为。关于耶稣受难的大型奇迹剧强烈地表现了由否定肉体生活而达到肯定精神生活的恢弘境界。关于圣徒们殉道与忏悔的文学作品，表现了超越世俗生活追求更高精神境界的热烈情感。他们希望在这种追求中，消除个人与社会、自然及一切现实事物之间的冲突因素，使精神达到更高的自由以及自己与自己的和解。
但现实的冲突不可能靠非现实的方法去泯灭，这就决定了这种自由与幸福的境界是脆弱的。
（编辑 蓝 忆）
在《旧约》开篇的《创世纪》之后，紧接着就是叙述以色列人摆脱埃及人的奴役走向“流着奶与蜜”的美地迦南的传说。这是以色列民族史上有记载的第一次“远征”，它表现了以色列人反抗压迫、顽强不屈、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毅力。就规模与气魄而言，完全可以同希腊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媲美。作为这次斗争的领导人，传说中的古代领袖摩西是以色列人引为骄傲的英雄与先知，其地位不让于阿喀琉斯之于希腊民族。然而，这两位英雄所体现的精神、气质和性格却是很不相同的。
阿喀琉斯的生母是海神之女（海洋女神），因此他的血统有一半是神的。然而他的内心世界却全然是“人”的，七情六欲皆备于一身。比之阿喀琉斯，摩西的父母都是平凡的利未人，埃及人统治下的奴隶。摩西的身上没有神的血统。他在被法老收为义子的40年里全然过着富贵荣华、庸庸碌碌的生活，流亡的40年里也依然是个凡人。只有到了80岁时耶和华传授他三个神迹（手杖变成蛇，水可以变血，传播或治愈麻风病）之后，他才摇身一变而成为神的代理人了。在此之后，他的英雄业绩，如施给埃及人十大灾祸、横渡红海时以杖分水、穿越沙漠时天降玛那（小圆面包）、同亚玛那人作战时举手即胜，等等，都是靠上帝耶和华施法，摩西不过是上帝施法的中介而已。
人们在这一艰苦卓绝的远征中看到的英雄不是作为人的摩西，而是上帝本身。在涉及摩西事迹的《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中，摩西的形象是相当单一的。在受命拯救以色列人以后，他的行为就是代神施法，一旦擅自行事（如以色列人干渴难耐时，他曾以神杖敲击地面获取清泉），就受到上帝惩罚，变得同一个普通以色列人一样的毫无价值。《圣经》中记载的其他先知，如约书亚、亚伯拉罕等也无不是如此。总之，人离开了上帝是无意义的，即使英雄也是如此。正如圣·奥古斯丁所说：“把希望寄托于人是可诅咒的。严格说来，任何人都不会达到享用其自身的程度；因为他的责任不是为自身而自爱，而是为他应当享用的上帝而自爱。”也就是说，世界上除了上帝以外没有任何事物值得人们为这一事物本身而爱，包括人间的英雄在内。古希腊人把人本身当做享用对象，他们颂神是因为神体现着人的欲望。相反，《圣经》则认为世界唯一可供享用的是上帝，人只是上帝垂怜的对象。当他们表示对一个“人”的敬仰时，仅因为在他身上有上帝形象的某种折光。
但是，摩西的形象也还有另一面，主要是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坚忍不拔的毅力和为拯救民族脱离苦难的献身精神。摩西之所以被上帝选中做代理人，就是因为他虽身为法老义子，衣食豪奢，但念念不忘本民族的苦难，耳边常响着以色列人哭泣和求救的声音。他用剑刺死了污辱以色列人的埃及监工，为此流亡40年全然无悔，反复思考着拯救苦难同胞的伟大计划。他率领本族同胞历尽艰辛，长途跋涉，摆脱奴役；到了120岁行将就木时，依然为以色列人加强团结、避免内讧而思虑。在为民族的生存做完了一生中的最后几件事情后，他独自登上尼波山顶，在那里孤独地死去。
这种为拯救民族而献身的精神是从以色列人饱受屈辱、屡遭挫折的苦难命运中孕育出来的。深重而几乎不能自拔的民族灾难培育了强烈的民族自卫意识和软弱自欺心理。公元前586年，新巴比伦王国摧毁耶路撒冷，灭亡犹太国。大批犹太人沦为“巴比伦之囚”的耻辱遭遇强化了以色列人的宗教意识，他们把上帝耶和华视为促进民族团结、摆脱异族奴役的希望所在。强烈的民族意识化为忠贞不屈的信仰。而民族苦难的深重烙印又使这种信仰染上忍受痛苦、坚忍不拔、勇于牺牲的悲剧色彩。摩西是如此，其他“弥赛亚”（上帝派来的先知）也是如此：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臂膀向谁显露呢？……他（指弥赛亚）无佳形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耶和华使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
基督教去掉了以色列人的狭隘民族意识，把它扩展为为拯救人类脱离苦难而献身的精神，但与此同时又泯灭了民族自卫中蕴涵着的反抗斗争精神，鼓吹“爱你的仇敌”，“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你把右脸给他”。（《新约·马太福音》）《旧约》中那种顽强精神在失去了民族自救的目标后，变成一种纯然自省、赎洗个人罪恶的“自我和谐”的行为。关于耶稣受难的大型奇迹剧强烈地表现了由否定肉体生活而达到肯定精神生活的恢弘境界。关于圣徒们殉道与忏悔的文学作品，表现了超越世俗生活追求更高精神境界的热烈情感。他们希望在这种追求中，消除个人与社会、自然及一切现实事物之间的冲突因素，使精神达到更高的自由以及自己与自己的和解。
但现实的冲突不可能靠非现实的方法去泯灭，这就决定了这种自由与幸福的境界是脆弱的。
（编辑 蓝 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