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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列举“十七条困难”
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实现了伟大的觉醒，实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解放区的人口达到9550万。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光明”，但是，5月31日，毛泽东在其作的七大“结论”中，在阐述“国内形势”时，却表示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他列举了“十七条困难”：
第一条，“外国大骂”。英美的报纸都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第二条，“国内大骂”。骂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日本人撤出的地方，蒋介石马上就占了”。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有外国力量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打我们。第八条，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萬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挤压我们。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毛泽东还批评“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摘自《学习时报》，曹普/文）
习仲勋如何对待批评信
1978年9月25日，广东惠州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信的开头说：“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举一个例子：你在梅县、汕头、惠阳地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多次提到惠阳整治潼湖工程不错，可以受益多少多少亩。这些漂亮话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听，是否真正如惠阳地委讲的那么漂亮呢？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意见。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让麦子灿没想到的是，这封火药味十足的信竟顺利寄到习仲勋手中。10月18日，习仲勋亲自给麦子灿写了回信，回信礼貌而诚恳：“麦子灿同志：你九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为了更充分地听取你的意见，现趁刘田夫同志前来帮助惠阳地委整风之便，委托他和你面谈，并请刘田夫同志帮助地委切实解决你所反映的问题。此致敬礼！习仲勋，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
随后，习仲勋又在省革委会上自曝来信，他说：“这封信写得好。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两天后，习仲勋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将麦子灿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呼声……”
1978年11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刊登了《麦子灿同志给习仲勋同志的信》。（摘自《同舟共进》，程冠军/文）
张学良最为痛恨的一首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这是马君武1931年11月20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两首“感时近作”诗中的一首。其时，日本关东军已经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奉行不抵抗主义，以致日本轻而易举便侵占了辽、吉两省，黑龙江省也在迅速陷落之中。
这首《哀沈阳》一经发表，恼恨张学良三年前通电易帜不愿卖国的日本人闻风而动，在报上大肆攻讦张学良糜烂荒唐的私生活，以败坏张的名声。蒋介石等人也乐见由张一人来顶东北失土之责。如此，这首诗举国尽知，张学良头上结结实实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张学良正住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事变当夜，张临时出院陪着英国驻华大使夫妇观赏梅派京戏《宇宙锋》。当晚演出系为辽西水灾筹款，况有外国使节在侧，兼有外事活动性质，更是张学良的职务所在。由此足见当时张学良根本没有时间与诗中所涉的三位女士演绎风流。而且影星胡蝶与张学良终生未谋一面。
晚年的张学良不止一次地提及这首诗：“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开过一句玩笑！”“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文章源自《文史博览》，叶观澜/文）
朱德在延安的一张经典照片
朱德有一张拍摄于延安时期的照片堪称经典，它的名字叫《朱总司令在延安》。照片中，朱德身着八路军战士的衣服，小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便于行军走路的布条编织的草鞋，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神态自若地行进在广场上。背景是杂草丛生的山坡，凸现出陕北高原独特的山色地貌。这张照片是著名摄影家、《解放军报》原社长、总编辑田野于1938年拍摄的，田野当时在总政宣传部工作。
1938年8月下旬，因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了延安。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摄影师田野背起照相机，走出延安北门，一直向北走去。当田野走到靠近参会代表所住的窑洞下面那个大广场时，突然看见朱德骑着自行车，由西边山下向东行进。
田野感觉很新奇，因为他在延安还从未见过骑自行车的。他迅速地跑了过去，行了个军礼，恳请说：“总司令，我给您拍张照片吧！”朱德面带笑容地对田野说：“给我照相太多了，你去给战士们照吧。”田野说：“总司令骑自行车的照片，还从未拍过呢，这次请拍张骑自行车的吧。”朱德笑了笑，同意了。田野随即补充说：“请您照旧往前骑，不影响您骑车。”一边急速跑到朱德的右前方，选好角度，对准焦距，按下了快门。此时是10点钟左右，阳光从朱德右侧上方柔和地射来，拍摄的效果自然生动。（摘自《福建党史月刊》，武文笑/文）
夏衍主抓的“新品种”《五朵金花》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他的电影思考最终聚焦在两点：如何在保持党的思想原则的基础上提高票房价值，如何以艺术的手段而不是借助行政命令将观众吸引到电影院里来。
1959年7月，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夏衍提出了著名的“离经叛道论”：“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的。”
电影《五朵金花》是夏衍主抓的“新品种”。当时，他对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家乙明确提出要求，要他以云南美丽的山水人文拍一部“轻松愉快，政治思想不外露，能在更多国家发行的影片”。王家乙听到“不要提共产党、毛主席、青年团、人民公社，不要出现政治性语言”的具体要求时，“简直倒抽一口凉气”。“不要怕，到时候有文化部和中宣部为你说话，替你承担责任！”夏衍鼓励王家乙放手创作。《五朵金花》拍成后，先后在46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新纪录。（摘自《党史博览》，徐梅/文）
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行动上实现了伟大的觉醒，实现了新的团结和统一；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发展到91万，民兵220万，解放区的人口达到9550万。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强大过……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应当说是完全可能的。”
国际国内形势一片“光明”，但是，5月31日，毛泽东在其作的七大“结论”中，在阐述“国内形势”时，却表示在看到“光明”的同时“更要准备困难”。他列举了“十七条困难”：
第一条，“外国大骂”。英美的报纸都骂共产党，“将来我们发展越大，他们会骂得越有劲”。第二条，“国内大骂”。骂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杀人放火，共产共妻，毫无人性”。第三条，“准备被他们占去几大块根据地”。第四条，“被他们消灭若干万军队”。第五条，“伪军欢迎蒋介石”。“日本人撤出的地方，蒋介石马上就占了”。第六条，“爆发内战”。第七条，有外国力量干涉中国内政，帮助蒋介石打我们。第八条，我们党的地位“得不到承认”。第九条，“跑掉、散掉若干萬党员”。第十条，“党内出现悲观心理、疲劳情绪”。第十一条，“天灾流行，赤地千里”。第十二条，“经济困难”。第十三条，“敌人兵力集中华北”，挤压我们。第十四条，“国民党实行暗杀阴谋，暗杀我们的负责同志”。第十五条，“党的领导机关发生意见分歧”。第十六条，“国际无产阶级长期不援助我们”。第十七条，“其他意想不到的事”。
毛泽东还批评“从前我们党内有一个传统，就是讲不得困难，总说敌人是崩溃，我们是伟大的胜利”，“现在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光明，也要有充分的信心估计到黑暗”，“要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建立我们的政策”。（摘自《学习时报》，曹普/文）
习仲勋如何对待批评信
1978年9月25日，广东惠州惠阳地区检察分院干部麦子灿，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习仲勋写了一封批评信。信的开头说：“我同你不熟悉，也未见过面，只听过你讲话的传达，只见过你的指示发表在报纸上。我感觉到你还是一个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喜欢夸夸其谈的人。举一个例子：你在梅县、汕头、惠阳地委常委会议上的讲话，多次提到惠阳整治潼湖工程不错，可以受益多少多少亩。这些漂亮话都是听汇报得来的。但群众意见如何，群众呼声如何，你有否去听一听，是否真正如惠阳地委讲的那么漂亮呢？我劝你认真下去听听群众的意见。你讲话中不是常说爱听刺耳话，说什么‘良药苦口利于病’吗？现在给你提两个刺耳的意见，看你是否‘叶公好龙’！”
让麦子灿没想到的是，这封火药味十足的信竟顺利寄到习仲勋手中。10月18日，习仲勋亲自给麦子灿写了回信，回信礼貌而诚恳：“麦子灿同志：你九月二十五日的来信很好，对我们各级领导班子特别是负责干部目前的精神状态和工作作风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意见，我表示诚恳接受，并决定将你的来信转发各地，以便进一步把党内民主空气发扬起来。为了更充分地听取你的意见，现趁刘田夫同志前来帮助惠阳地委整风之便，委托他和你面谈，并请刘田夫同志帮助地委切实解决你所反映的问题。此致敬礼！习仲勋，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八日。”
随后，习仲勋又在省革委会上自曝来信，他说：“这封信写得好。下面干部敢讲话，这是一种好风气，应当受到支持和鼓励。写信的同志相信我不会打击报复他，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两天后，习仲勋又给全省县以上党委和省直局以上负责人写了一封公开信，将麦子灿来信和他的回信一并转发：“请在党委中进行讨论。”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清醒过来……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必须实事求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信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必须充分走群众路线，倾听群众的呼声……”
1978年11月8日，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刊登了《麦子灿同志给习仲勋同志的信》。（摘自《同舟共进》，程冠军/文）
张学良最为痛恨的一首诗
“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这是马君武1931年11月20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上的两首“感时近作”诗中的一首。其时，日本关东军已经发动九一八事变，由于主政东北的张学良奉行不抵抗主义，以致日本轻而易举便侵占了辽、吉两省，黑龙江省也在迅速陷落之中。
这首《哀沈阳》一经发表，恼恨张学良三年前通电易帜不愿卖国的日本人闻风而动，在报上大肆攻讦张学良糜烂荒唐的私生活，以败坏张的名声。蒋介石等人也乐见由张一人来顶东北失土之责。如此，这首诗举国尽知，张学良头上结结实实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
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张学良正住在北平协和医院疗养。事变当夜，张临时出院陪着英国驻华大使夫妇观赏梅派京戏《宇宙锋》。当晚演出系为辽西水灾筹款，况有外国使节在侧，兼有外事活动性质，更是张学良的职务所在。由此足见当时张学良根本没有时间与诗中所涉的三位女士演绎风流。而且影星胡蝶与张学良终生未谋一面。
晚年的张学良不止一次地提及这首诗：“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朱五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开过一句玩笑！”“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文章源自《文史博览》，叶观澜/文）
朱德在延安的一张经典照片
朱德有一张拍摄于延安时期的照片堪称经典，它的名字叫《朱总司令在延安》。照片中，朱德身着八路军战士的衣服，小腿上打着绑腿，脚上穿着便于行军走路的布条编织的草鞋，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神态自若地行进在广场上。背景是杂草丛生的山坡，凸现出陕北高原独特的山色地貌。这张照片是著名摄影家、《解放军报》原社长、总编辑田野于1938年拍摄的，田野当时在总政宣传部工作。
1938年8月下旬，因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朱德从抗日前线回到了延安。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摄影师田野背起照相机，走出延安北门，一直向北走去。当田野走到靠近参会代表所住的窑洞下面那个大广场时，突然看见朱德骑着自行车，由西边山下向东行进。
田野感觉很新奇，因为他在延安还从未见过骑自行车的。他迅速地跑了过去，行了个军礼，恳请说：“总司令，我给您拍张照片吧！”朱德面带笑容地对田野说：“给我照相太多了，你去给战士们照吧。”田野说：“总司令骑自行车的照片，还从未拍过呢，这次请拍张骑自行车的吧。”朱德笑了笑，同意了。田野随即补充说：“请您照旧往前骑，不影响您骑车。”一边急速跑到朱德的右前方，选好角度，对准焦距，按下了快门。此时是10点钟左右，阳光从朱德右侧上方柔和地射来，拍摄的效果自然生动。（摘自《福建党史月刊》，武文笑/文）
夏衍主抓的“新品种”《五朵金花》
新中国成立后，夏衍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他的电影思考最终聚焦在两点：如何在保持党的思想原则的基础上提高票房价值，如何以艺术的手段而不是借助行政命令将观众吸引到电影院里来。
1959年7月，在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夏衍提出了著名的“离经叛道论”：“我们现在的影片是老一套的‘革命经’‘战争道’，离开了这一‘经’一‘道’，就没有东西。这样是搞不出新品种的。”
电影《五朵金花》是夏衍主抓的“新品种”。当时，他对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王家乙明确提出要求，要他以云南美丽的山水人文拍一部“轻松愉快，政治思想不外露，能在更多国家发行的影片”。王家乙听到“不要提共产党、毛主席、青年团、人民公社，不要出现政治性语言”的具体要求时，“简直倒抽一口凉气”。“不要怕，到时候有文化部和中宣部为你说话，替你承担责任！”夏衍鼓励王家乙放手创作。《五朵金花》拍成后，先后在46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创下了当时中国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新纪录。（摘自《党史博览》，徐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