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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经·国风》本原就是通俗文学，它面向普罗大众，语言浅显明白，生动描绘民间生活。周朝采诗活动使其最终成为文学经典，读者层面随之发生了位移。甚至后代的文人士大夫视其为高雅文学创作的典范。由此可见，文学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严格的通俗、高雅之分的，只要是自足的文学作品始终会源远流长，“通俗”与“高雅”不过是嬗变的外壳。
关键词：民歌；期待视野；通俗文学；高雅文学
一
伏羲划卦、姬昌演易、仓颉造字，民间是文学起源的沃土。中国的原始文学与民间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诵读《诗三百》，处处可寻远古人类的生活痕迹。且看《国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展开的是一幅伐檀造车的劳动场面——伐木者运送檀树来到河边，河水清澈、潺潺流动，伐木者眉头深锁、蹒跚前行。你听，“坎坎”的声响中有着劳动节奏的韵律，有着号子呼声的愉悦，有着忧伤压抑的低沉，更有着先民们心中的愤懑。这幅画面令人联想起俄国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两者具有同等宏伟深远的张力，不同的只是前者使用文字后者使用颜料罢了。鲁迅先生曾提出：“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从这看来，由民歌、民谣汇编的《国风》，本原就是通俗文学。
《国风》诗篇的语言浅显明白，一阕《硕鼠》琅琅上口：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硕鼠如猫，嚼粮吮油，构成妙趣横生的市井生活画卷。市井百姓虽不能解深宫朱门之政事国策，但皆能随口吟唱民间歌谣，田间憩息亦能随心出口成歌。《国风》没有进入宫廷之前，从创作到传诵，从作者到“读者”，从语言到内容，无不充满着通俗文学的气息。
如果没有宫廷文人，《国风》里的民歌还会保留最原汁原味的自然气息，犹如刚拔出的带有泥土的落花生，一颗颗跳动的字粒散发的是山民的犷野（《召南·驺虞》）、村姑的羞涩（《郑风·将仲子》）、征夫的感慨（《豳风·东山》）……一幅幅民俗风情画渲染的是猎户勇猛的英姿（《郑风·叔于田》）、青年男女的恋歌（《周南·关雎》）、思妇盼归的悲怆（《王风·君子于役》）……不为什么，只为了那一批荷锄农夫、莞尔浣女、望夫妇人……他们愿意引吭高歌，他们愿意低吟浅唱，因为歌谣里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希望，有他们的喜怒哀乐：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
难怪鲁迅先生有言：“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更何况土生土长的《国风》歌谣呢？以民之口抒民之心，以民之言绘民之图，原始民歌与乡野山民一拍即合。
二
文学创作活动不是静止的。创作的过程，犹如一个不断辐射出不同方向射线的太阳图形，它的内涵可以被无限量地多向解读，可以理解重合，也可以曲线前进而殊途同归。由于生活阅历、趣味、素养、理想等对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的影响，所以不同读者的审美期待各有差异。那么以抒发性灵、寻求共鸣为目标的文学创作也无可避免要关注读者需求，这也包括最为淳朴自然的原生态民歌。《诗经·国风·王风》就有一篇向文人诗借鉴的作品《黍离》。
中国有一首现存最早的文人诗，传说箕子过殷，见宫室毁坏荒凉，遍地野生麦黍，心甚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乃作《麥秀歌》，其诗曰：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无独有偶，在《王风·黍离》里也有相似的意境和情感：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平王东迁后的镐京，宫城坍颓，繁华不再，唯有黍稷葱郁，满目苍凉。物是人非，世事沧桑，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契合成空灵的意境，孤独的忧思者成为画龙点睛的一笔。化情为诗可以有多种写法，而《黍离》依旧采用民歌重章叠句的形式，以“苗”“穗”“实”字推动景致的转换，反映时序的迁移，借助浪迹天涯游子愤怒呐喊而感伤西周的沦亡。诗歌依然保持准确优美、富于形象的语言风格，但是措辞和意境上与小市民的环境有了距离，由慰藉自身、自娱自乐转而审视国事、鸟瞰民生。
由此可见，如果周朝的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没有出现，即使没有为朝廷考察民情风俗﹑政治得失而四处采诗的活动，作为通俗文学起源的民歌还是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断演进，也免不了有向文人诗借鉴，或直接由文人参与创作的情况出现。
三
宋代朱熹曾言：“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从读者群而言，“风”是流传于民间的俗曲或小调，它从未想到会被推为高雅文学。 政治策略与时间改变了《诗经·国风》的位置。为了礼乐教化、赋诗言志，《国风》在原来编辑的基础上被不断充实、调整，最终成为一部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集各地民歌创作之大成的文学经典。当然，《国风》的读者也发生着变化。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递、语言的演变，已经定格的先民民歌与市井百姓产生了距离，当距离愈来愈远的时候，读者数量大量削减，再加上已经被蒙上的“经典”光环，《诗经·国风》的读者层面发生了位移。
《国风》后的读者群，更多的是精通高雅文学的文人士大夫们，他们一面从中汲取文化历史传统和民俗民情，一面惊叹远古民歌反璞归真的纯净明朗。甚至，后代的士大夫们自愿屈尊学习樵夫渔父的呕哑嘈咂。
同是抒黍离之悲，吐胸中块垒的南宋词人姜夔之作《扬州慢》就是一例：
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对比发现：同是从游故地，哀叹国土荒废，遭人侵凌。姜夔用了“黍离”的典故，同样把黍离之悲视作国耻之悲。
原本只能流传于山野的通俗文学——民歌，在世代的传播中，由于时间的距离及其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而“升格”为经典文学，甚至成了后世高雅文学模仿的典范。这已经超越了读者个人的“阐释性的接受”，已经上升为文学再创造的“集体无意识”。
正如尧斯所认为的一样：“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永恒的不变的，也不是纯客观的，对所有时代的所有读者都完全一样的，更不仅仅由作者意图或作品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无穷延伸的可变曲线，一个有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动态实现模式。”那么，我们亦可归纳为，文学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严格的通俗、高雅之分的，只要是审美內涵与价值本身具足的文学作品，那么在时间的流脉里，在文学的支流里，在人类共同的情愫里，它始终会源远流长，“通俗”与“高雅”不过是嬗变的外壳。
关键词：民歌；期待视野；通俗文学；高雅文学
一
伏羲划卦、姬昌演易、仓颉造字，民间是文学起源的沃土。中国的原始文学与民间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诵读《诗三百》，处处可寻远古人类的生活痕迹。且看《国风·伐檀》：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辐兮，置之河之侧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亿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轮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沦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鹑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展开的是一幅伐檀造车的劳动场面——伐木者运送檀树来到河边，河水清澈、潺潺流动，伐木者眉头深锁、蹒跚前行。你听，“坎坎”的声响中有着劳动节奏的韵律，有着号子呼声的愉悦，有着忧伤压抑的低沉，更有着先民们心中的愤懑。这幅画面令人联想起俄国名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两者具有同等宏伟深远的张力，不同的只是前者使用文字后者使用颜料罢了。鲁迅先生曾提出：“诗歌是韵文，从劳动时发生的；小说是散文，从休息时发生的。”从这看来，由民歌、民谣汇编的《国风》，本原就是通俗文学。
《国风》诗篇的语言浅显明白，一阕《硕鼠》琅琅上口：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爰得我直。
硕鼠硕鼠，无食我苗！三岁贯女，莫我肯劳。
逝将去女，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
硕鼠如猫，嚼粮吮油，构成妙趣横生的市井生活画卷。市井百姓虽不能解深宫朱门之政事国策，但皆能随口吟唱民间歌谣，田间憩息亦能随心出口成歌。《国风》没有进入宫廷之前，从创作到传诵，从作者到“读者”，从语言到内容，无不充满着通俗文学的气息。
如果没有宫廷文人，《国风》里的民歌还会保留最原汁原味的自然气息，犹如刚拔出的带有泥土的落花生，一颗颗跳动的字粒散发的是山民的犷野（《召南·驺虞》）、村姑的羞涩（《郑风·将仲子》）、征夫的感慨（《豳风·东山》）……一幅幅民俗风情画渲染的是猎户勇猛的英姿（《郑风·叔于田》）、青年男女的恋歌（《周南·关雎》）、思妇盼归的悲怆（《王风·君子于役》）……不为什么，只为了那一批荷锄农夫、莞尔浣女、望夫妇人……他们愿意引吭高歌，他们愿意低吟浅唱，因为歌谣里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希望，有他们的喜怒哀乐：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
难怪鲁迅先生有言：“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更何况土生土长的《国风》歌谣呢？以民之口抒民之心，以民之言绘民之图，原始民歌与乡野山民一拍即合。
二
文学创作活动不是静止的。创作的过程，犹如一个不断辐射出不同方向射线的太阳图形，它的内涵可以被无限量地多向解读，可以理解重合，也可以曲线前进而殊途同归。由于生活阅历、趣味、素养、理想等对欣赏要求和欣赏水平的影响，所以不同读者的审美期待各有差异。那么以抒发性灵、寻求共鸣为目标的文学创作也无可避免要关注读者需求，这也包括最为淳朴自然的原生态民歌。《诗经·国风·王风》就有一篇向文人诗借鉴的作品《黍离》。
中国有一首现存最早的文人诗，传说箕子过殷，见宫室毁坏荒凉，遍地野生麦黍，心甚伤之，欲哭则不可，欲泣则近于妇人，乃作《麥秀歌》，其诗曰：
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无独有偶，在《王风·黍离》里也有相似的意境和情感：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平王东迁后的镐京，宫城坍颓，繁华不再，唯有黍稷葱郁，满目苍凉。物是人非，世事沧桑，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契合成空灵的意境，孤独的忧思者成为画龙点睛的一笔。化情为诗可以有多种写法，而《黍离》依旧采用民歌重章叠句的形式，以“苗”“穗”“实”字推动景致的转换，反映时序的迁移，借助浪迹天涯游子愤怒呐喊而感伤西周的沦亡。诗歌依然保持准确优美、富于形象的语言风格，但是措辞和意境上与小市民的环境有了距离，由慰藉自身、自娱自乐转而审视国事、鸟瞰民生。
由此可见，如果周朝的专门采集民间歌谣的官员没有出现，即使没有为朝廷考察民情风俗﹑政治得失而四处采诗的活动，作为通俗文学起源的民歌还是会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并不断演进，也免不了有向文人诗借鉴，或直接由文人参与创作的情况出现。
三
宋代朱熹曾言：“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从读者群而言，“风”是流传于民间的俗曲或小调，它从未想到会被推为高雅文学。 政治策略与时间改变了《诗经·国风》的位置。为了礼乐教化、赋诗言志，《国风》在原来编辑的基础上被不断充实、调整，最终成为一部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集各地民歌创作之大成的文学经典。当然，《国风》的读者也发生着变化。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代的更递、语言的演变，已经定格的先民民歌与市井百姓产生了距离，当距离愈来愈远的时候，读者数量大量削减，再加上已经被蒙上的“经典”光环，《诗经·国风》的读者层面发生了位移。
《国风》后的读者群，更多的是精通高雅文学的文人士大夫们，他们一面从中汲取文化历史传统和民俗民情，一面惊叹远古民歌反璞归真的纯净明朗。甚至，后代的士大夫们自愿屈尊学习樵夫渔父的呕哑嘈咂。
同是抒黍离之悲，吐胸中块垒的南宋词人姜夔之作《扬州慢》就是一例：
淳熙丙申至日，予过维扬。夜雪初霁，荠麦弥望。入其城，则四顾萧条，寒水自碧，暮色渐起，戍角悲吟。予怀怆然，感慨今昔，因自度此曲。千岩老人以为有“黍离”之悲也。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少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郎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
对比发现：同是从游故地，哀叹国土荒废，遭人侵凌。姜夔用了“黍离”的典故，同样把黍离之悲视作国耻之悲。
原本只能流传于山野的通俗文学——民歌，在世代的传播中，由于时间的距离及其不可替代的美学价值而“升格”为经典文学，甚至成了后世高雅文学模仿的典范。这已经超越了读者个人的“阐释性的接受”，已经上升为文学再创造的“集体无意识”。
正如尧斯所认为的一样：“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并不是永恒的不变的，也不是纯客观的，对所有时代的所有读者都完全一样的，更不仅仅由作者意图或作品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的，而是在读者的阅读中才逐步得到实现的。因此，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是一个无穷延伸的可变曲线，一个有作者与读者共同参与的主客体交互作用的动态实现模式。”那么，我们亦可归纳为，文学从根本上说是没有严格的通俗、高雅之分的，只要是审美內涵与价值本身具足的文学作品，那么在时间的流脉里，在文学的支流里，在人类共同的情愫里，它始终会源远流长，“通俗”与“高雅”不过是嬗变的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