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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坤住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黄埔村以东，遥远且荒芜。
他早早站在街道口等我们，穿过香蕉林和小水沟，拐进看不到尽头的小巷，扭头一问：“你猜我住哪栋？”他头发微卷，双目有神，面露微笑，像任何一个慈祥的老人。我看了看他的腰，之前一篇文章写他干瘦到“几乎挂不住皮带”。其实还好。
王道坤住在一栋四层楼的别墅，客厅摆着两台电影放映机，现在依然能动，右边是《东方红》，左边是《望乡》——他最爱的栗原小卷主演的片子。这只是他一千多部收藏中的两部。往上三层楼，每个房间都装满电影胶片，一进门便是胶片特有的醋酸味，熏得人想往外跑。胶片加起来重好几吨，他一直瞒着房东，怕房东知道了担心房子被压垮。
你很难理解，一个60岁的老人，在可以乐安天命的年纪，竟然花了多年时间折腾老旧的胶片，且在可见的时间内会一直折腾下去。他说：“已经没有人会像我这么做了，但我就想这么做。”
多年以后，面对波澜不兴的西湖，王道坤总会想起，那些夏天在农村的小院，父母津津乐道城市美好的光景。蚊子声嗡嗡不绝，西瓜味甜腻绵长。
1962年干部下放，王道坤一家去了湖北一个乡村，父母本是电工，不识种地，父亲成了企业管理员，母亲继续做电工。村里是没有电的，父母说要有电，把电线拉过去，于是有了电。父亲管送电，成了资产阶级电工，母亲的声音开始出现在高音喇叭里，成了广播员。村民觉得城里人有思想，父亲就成了村支书，母亲成了妇女队长，兼职赤脚医生。后来文化娱乐开始了，又成了一个演员。夏天晚上，他们家成了一个八卦场所，父母与村民们分享城里人的生活，王道坤听着想着，自认“与乡下孩子还是有区别，好像血统不一样”。即便是玩泥巴、偷地瓜、放牛、钓鱼，他都比别的孩子学得快、干得好。
政策允许后，王道坤回了杭州工作。他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看西湖。明明走到西湖边了，问路人，西湖在哪？路人一指：这就是了。他彻底傻了，这和自家的池塘有什么两样？
王道坤有些幻灭。同样幻灭的还有阶级认知，父母常说工人阶级如何高尚，他发现其实只是工人服高尚，工人服带着符号，脱了和农民一样。在城里工作久了，才发现很多东西都是被拔高的。工人炼钢炼铁，农民犁地犁田，行业不一样，哪能相互领导。越是思考，自小形成的逻辑越是混乱，世界越是怪异糊涂。没有寻求的东西，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看个电影，看个戏，看个书，你只觉得非常需要一些地方，需要看见卖衣服的店铺、理发店、电线杆，除此之外你需要什么都不清楚。”
这么在浙江过了好几年，王道坤成了杭州人，满脑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哪怕是上街开出租车，皮鞋也擦得锃亮，白衬衣上身，西装笔挺。他说自己是个诗人，在摇滚青年的80年代，他写的诗上过《青年文学》，两组，两三百行，几百块稿费。即便后来进了报社，在一堆文化人里头，他的诗也是“敢挂到墙上读的”。
时至今日，他仍会在入睡前读一两首诗。他也一直记得“如果我看到秋风起来，梅花就落了一地”之类的句子，要命的诗，太能把人软弱的地方打中。
混沌的日子里，电影好像成了情绪唯一的出口。
第一部电影还是在乡下看的，8岁还是9岁，名字已经不记得了。10岁“文革”就开始了，《小兵张嘎》很难看到，《地雷战》也是很难得的，西片更少。几个村子跑来跑去，一部电影百看不厌。都是革命的、打仗的。现在他收藏胶片，鉴定证书到手一看，那会儿的一些片子都放到500场、1000场，胶片寿命200场就应该报废了。
即便在那时候看，银幕上也是有云雾模糊的。乡亲才不管，白布上有人在晃就行了。有块白布挂着，就是一个期待已久的节日。一场电影生产队得出16块——那会儿有时连买袋化肥都是欠钱的，尽量一年放个一场两场。他们几个生产队、几个村子到处跑。看同样的片子，看白布上动着的人。“片子不丰富，很单调。不能想象的艰苦和简陋，人过着赤贫的生活。什么叫赤贫？赤贫大概是一年能吃到两回猪肉，这我都经历过。贫得像毛泽东时代，红色的贫，真的是这样一点都不夸张。”
第一年参加工作工资16块，第二年18块，第三年21块。到食堂买饭，两毛钱是好菜，他舍不得，只买三分钱，米饭加青菜。最节约的时候是买一坨饭，用铲子铲一个方块，加一块霉豆腐，泡着开水吃掉。一个月八九块。攒下的钱发狠买双布鞋，三块五。再攒段时间，买 双涤纶袜子。
看电影反倒是没那么省，虽然看之前仍然会纠结挺久。印象最深的是《生死恋》，震撼。怎么资产阶级国家会拍出这么好看的电影呢？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腐朽社会啊。但《生死恋》不腐朽，即便三角恋爱也拍得很有情操。栗原小卷一袭运动白衣，半袖上衬，飘逸短裤，微笑着说，对不起，球太高了。“很阳光。我觉得找女朋友就应该找这样的。帮助你成长。”王道坤看了七八遍。到现在，他仍然没有找到《生死恋》的拷贝，吉林有个收藏家有缺本，8000元，可惜不完整。
王道坤爱上了花鸟市场。古玩店、陶瓷店，从废旧货物里淘东西，每次出差一定会在当地花鸟市场晃悠。
淘东西得看运气。王道坤运气还不错，经常能淘到好的。有段时间他什么都收，看到一个电影机器，旁边两个胶卷，第一个放出来没声音，老板以为是坏的，让他把胶卷和机器都拿走了。买回去才发现，第一卷是个默片，讲的是周恩来、江青接见伊朗王室，是伊朗随行记者拍的。第二个也是伊朗拍的——《伊斯兰教是怎么回事》。第二卷一放，声音就出来了。
从那以后，他开始收藏胶片。
收藏多了，精品不少。卓别林系列，省电影公司没有，广东也没有一个厂家有。外国的片子，数王道坤最多。中国电影110年，4万多部电影，王道坤收藏了一千多部，太多好电影找不到来源。
他早早站在街道口等我们，穿过香蕉林和小水沟，拐进看不到尽头的小巷，扭头一问：“你猜我住哪栋？”他头发微卷，双目有神，面露微笑，像任何一个慈祥的老人。我看了看他的腰，之前一篇文章写他干瘦到“几乎挂不住皮带”。其实还好。
王道坤住在一栋四层楼的别墅，客厅摆着两台电影放映机，现在依然能动，右边是《东方红》，左边是《望乡》——他最爱的栗原小卷主演的片子。这只是他一千多部收藏中的两部。往上三层楼，每个房间都装满电影胶片，一进门便是胶片特有的醋酸味，熏得人想往外跑。胶片加起来重好几吨，他一直瞒着房东，怕房东知道了担心房子被压垮。
你很难理解，一个60岁的老人，在可以乐安天命的年纪，竟然花了多年时间折腾老旧的胶片，且在可见的时间内会一直折腾下去。他说：“已经没有人会像我这么做了，但我就想这么做。”
杭州人
多年以后，面对波澜不兴的西湖，王道坤总会想起，那些夏天在农村的小院，父母津津乐道城市美好的光景。蚊子声嗡嗡不绝，西瓜味甜腻绵长。
1962年干部下放，王道坤一家去了湖北一个乡村，父母本是电工，不识种地，父亲成了企业管理员，母亲继续做电工。村里是没有电的，父母说要有电，把电线拉过去，于是有了电。父亲管送电，成了资产阶级电工，母亲的声音开始出现在高音喇叭里，成了广播员。村民觉得城里人有思想，父亲就成了村支书，母亲成了妇女队长，兼职赤脚医生。后来文化娱乐开始了，又成了一个演员。夏天晚上，他们家成了一个八卦场所，父母与村民们分享城里人的生活，王道坤听着想着，自认“与乡下孩子还是有区别，好像血统不一样”。即便是玩泥巴、偷地瓜、放牛、钓鱼，他都比别的孩子学得快、干得好。
政策允许后，王道坤回了杭州工作。他放下行李第一件事就是看西湖。明明走到西湖边了，问路人，西湖在哪？路人一指：这就是了。他彻底傻了，这和自家的池塘有什么两样？
王道坤有些幻灭。同样幻灭的还有阶级认知，父母常说工人阶级如何高尚，他发现其实只是工人服高尚，工人服带着符号，脱了和农民一样。在城里工作久了，才发现很多东西都是被拔高的。工人炼钢炼铁，农民犁地犁田，行业不一样，哪能相互领导。越是思考，自小形成的逻辑越是混乱，世界越是怪异糊涂。没有寻求的东西，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看个电影，看个戏，看个书，你只觉得非常需要一些地方，需要看见卖衣服的店铺、理发店、电线杆，除此之外你需要什么都不清楚。”
这么在浙江过了好几年，王道坤成了杭州人，满脑子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哪怕是上街开出租车，皮鞋也擦得锃亮，白衬衣上身，西装笔挺。他说自己是个诗人，在摇滚青年的80年代，他写的诗上过《青年文学》，两组，两三百行，几百块稿费。即便后来进了报社，在一堆文化人里头，他的诗也是“敢挂到墙上读的”。
时至今日，他仍会在入睡前读一两首诗。他也一直记得“如果我看到秋风起来，梅花就落了一地”之类的句子，要命的诗，太能把人软弱的地方打中。
出口
混沌的日子里，电影好像成了情绪唯一的出口。
第一部电影还是在乡下看的，8岁还是9岁，名字已经不记得了。10岁“文革”就开始了，《小兵张嘎》很难看到，《地雷战》也是很难得的，西片更少。几个村子跑来跑去，一部电影百看不厌。都是革命的、打仗的。现在他收藏胶片，鉴定证书到手一看，那会儿的一些片子都放到500场、1000场，胶片寿命200场就应该报废了。
即便在那时候看，银幕上也是有云雾模糊的。乡亲才不管，白布上有人在晃就行了。有块白布挂着，就是一个期待已久的节日。一场电影生产队得出16块——那会儿有时连买袋化肥都是欠钱的，尽量一年放个一场两场。他们几个生产队、几个村子到处跑。看同样的片子，看白布上动着的人。“片子不丰富，很单调。不能想象的艰苦和简陋，人过着赤贫的生活。什么叫赤贫？赤贫大概是一年能吃到两回猪肉，这我都经历过。贫得像毛泽东时代，红色的贫，真的是这样一点都不夸张。”
第一年参加工作工资16块，第二年18块，第三年21块。到食堂买饭，两毛钱是好菜，他舍不得，只买三分钱，米饭加青菜。最节约的时候是买一坨饭，用铲子铲一个方块，加一块霉豆腐，泡着开水吃掉。一个月八九块。攒下的钱发狠买双布鞋，三块五。再攒段时间，买 双涤纶袜子。
看电影反倒是没那么省，虽然看之前仍然会纠结挺久。印象最深的是《生死恋》，震撼。怎么资产阶级国家会拍出这么好看的电影呢？资本主义社会都是腐朽社会啊。但《生死恋》不腐朽，即便三角恋爱也拍得很有情操。栗原小卷一袭运动白衣，半袖上衬，飘逸短裤，微笑着说，对不起，球太高了。“很阳光。我觉得找女朋友就应该找这样的。帮助你成长。”王道坤看了七八遍。到现在，他仍然没有找到《生死恋》的拷贝，吉林有个收藏家有缺本，8000元，可惜不完整。
买卖
王道坤爱上了花鸟市场。古玩店、陶瓷店，从废旧货物里淘东西，每次出差一定会在当地花鸟市场晃悠。
淘东西得看运气。王道坤运气还不错，经常能淘到好的。有段时间他什么都收，看到一个电影机器，旁边两个胶卷，第一个放出来没声音，老板以为是坏的，让他把胶卷和机器都拿走了。买回去才发现，第一卷是个默片，讲的是周恩来、江青接见伊朗王室，是伊朗随行记者拍的。第二个也是伊朗拍的——《伊斯兰教是怎么回事》。第二卷一放，声音就出来了。
从那以后，他开始收藏胶片。
收藏多了，精品不少。卓别林系列，省电影公司没有，广东也没有一个厂家有。外国的片子，数王道坤最多。中国电影110年，4万多部电影，王道坤收藏了一千多部，太多好电影找不到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