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阅读是当今社会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随着媒介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图像时代已进入我们的视野，纸质文本正在让位于电子文本，但并不意味着纸质文本就要被消灭，相反，纸质文本也正在与以电子传播媒介的较量中维系着自己的市场份额和读者心目中的阅读期待。纸质文本的装帧质量以及编辑者所体现出的编辑素养和文本透视出来的艺术质地就显得尤其重要。这也就要求著书者以及编辑者付出巨大的劳动和责任，当然也更承担批评的风险。
我曾拜读了崔志远的不少专著，从中受益匪浅。近日又拜读了崔先生和他的学生共同完成的专著《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我想在此负责任地探讨和诊断一番该著作的艺术价值。
王庆生在该书序言中说：
总的来说，《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是一部主旨鲜明、视野开阔的书，也是内容翔实、颇富有创意的书。为了写好这部书，崔志远教授艰苦跋涉，锲而不舍，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仅从书中引用的资料来看，理论著作有一百多种，涉及的作家作品就更多。著者不仅要占有这些资料，还要从众多的资料中爬梳搜求，梳理辨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些都非一日之功，它是著者长期积累、缜密思考的结果，体现了潜心治学、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我认为，这种学习精神不仅值得我们学习，而且需要大力提倡，特别是在当今浮躁之风盛行，功利化、物欲化影响文坛的“文学娱乐化”时代，更需要呼唤和弘扬这种“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的严谨治学精神。
此话虽言过其实，但也透露出这部著作的实在之处。实际上我对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并不感兴趣，一些陈旧的理论阐释、背景资料的繁述和史料的堆积显得异常僵化和生硬，没有能很好地整合，然而更让我失望的是在这部《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中，正因为“仅从书中引用的资料来看，理论著作有一百多种，涉及的作家作品就更多”，造成了作者的窃喜过甚和编辑者惶惑不安心态，才出现书中的很多低级性错误。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故意在书中挑出这些错误，我始终是抱着学习求知的态度来拜读这部大作的，之所以要在这里指出所发现的错误，是感叹于当前学术界、编辑者对读者那份无形的羞辱和欺骗。一本定价42元的书应该说是值得掂量的，这里花钱不说，还浪费了读者时间、眼神和思绪。说实在话，这些很常识性的错误出现在著述颇丰资历深厚的教授和资深的出版社编辑的手里实在难以想象。为此，我把值得商榷的地方标明如下：
在该书的第93页引用了一段话：
他们的恋爱是不谈恋爱的恋爱，是崇高的恋爱。她不是以一个美貌的姑娘身份跟萧长春谈恋爱，也不是用自己的娇柔微笑来得到萧长春的爱情；而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萧长春共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周立波《山乡巨变》)
这段话明显是引自由北京华龄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浩然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部的第433页和434页，并且在引用段落的第一句话前面还有一句“他们开始恋爱了”。
在该书第122、123、143页分别提到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而前两处标的是《人啊，人》，后一处是《人啊!人》，标号显然不合乎原著。
该书第131页原文是：张一弓《鲁班的子孙》，而实际上《鲁班的子孙》的作者是王润滋；第35页，把李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写成《不能走哪条路》，“那”和“哪”不分；第37页，把现代作家李劼人写成“李颉人”，第270页第三行，把“王宏图”写成“于宏图”，竟然把姓氏写错了。
在附录综论茅盾文学奖部分，第320页和第321页两处分别是这样表述的：
除了《抉择》外，其他三部作品均显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长恨歌》中国际大都会上海的繁华温柔，《尘埃落定》中边远西藏的广袤神秘，《茶人三部曲》里杭州水乡的流水茶香，都在着意描写特定地域文化熏染下的人物命运。
《尘埃落定》不仅大量展现了西藏的风土人情，还展现了一种与现代生活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它与自然更为接近，充斥了对神而不是对科学的信仰。
我想，只要看过阿来这部小说的读者，都不会说故事发生地点是西藏。
另外在该书中，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些尚需商榷之处就是引文出处的明確问题。比如，在引论的第3页论述“‘悲凉’的现代美感特征”时，谈到：
悲凉的美感意识常包裹两种不同的色彩：理想化的激昂和冷峻的嘲讽。前者着眼于民族的新生的辉煌远景，如郭沫若的《女神》；后者着眼于民族灵魂再造的艰巨任务，如鲁迅的《呐喊》、《彷徨》。
而后面紧接着引用的一句话作为段落结尾：
也有这样的历史时刻，那是冷嘲被“激昂化”而变成一种热讽，激昂被“冷嘲化”而变成一种感伤，于是两者相互削弱、冲淡，使得一种严肃板正的“正剧意识”浮现出来成为美感色彩的主导。
从两段的话语前后衔接来看，后一句话显得狗尾续貂，同时也并没有标明引用的出处，像这种例子书中不止一处。另外在第169页第四个注释没有注明“是传统文化的丑陋性、原始性与老而不死的象征”这句话在王铁仙等《新时期文学二十年》的具体页码。在第215页第二段的最后一句引文出处的注释没有写明引用文章作者和该文题目，正確为：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还有从第266页到272页引用的所有期刊出处没有标明具体是哪一期，而是写出年月，但是标出的时间也是错误的。以第270页第一个注释为例：原引文为“谢有顺：《奢侈的话语——‘文学新人类’丛书序》，《南方文坛》1999年5月”。我查阅了这篇文章，结果作者完成这篇文章的落款日期是：1999年7月4日。因此，正確的应是：谢有顺：《奢侈的话语——‘文学新人类’丛书序》，《南方文坛》1999年第5期。
在时间的书写上也比较模糊，显得不够规范，如“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20世纪4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八九十年代”等。
另外还有逻辑的连贯性问题，比如在这本书的第123页倒数第二段写到“此间，一些非历史的纯粹的感情追求不免出现偏颇，《妙清》(李英儒)、《人啊，人》就激起了讨论和批评”，照理说，在‘《人啊，人》’后面应该注明作者(戴厚英)。在第37页第一段第8、9行，认为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表现土地革命战争也值得商榷。
在第162到163页中，有一段话：
寻根小说还是改革小说的深化。改革小说由蒋子龙模式发展为高晓声模式，作家关注的现实由改革英雄面对的“外障”转变为自己的“心魔”，改革的障碍并非站在对立面的几个反对者，而是漫长的农业社会形成的广大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如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揭示的皇权意识，《鲁班的子孙》开掘的传统义利观，《人生》揭示的安土重迁意识等，如此，面对现实的改革小说却与面对过去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很明显看到“寻根小说还是改革小说的深化”是一句病句，乱用关联词，说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揭示的皇权意识，未免肯定，还有在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后面所举的两部著作“《鲁班的子孙》、《人生》”，到底是高晓声所作还是分别为王润滋和路遥所作?从句法上讲未免引起歧义。
作为读者，很有必要对文学文本认真深入阅读，作出必要的审美和症候式剖析，但作为该书的编写者和编辑部的编辑者，更应该对读者负责。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长江师范学院
(本文编辑 谢宁)
我曾拜读了崔志远的不少专著，从中受益匪浅。近日又拜读了崔先生和他的学生共同完成的专著《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我想在此负责任地探讨和诊断一番该著作的艺术价值。
王庆生在该书序言中说：
总的来说，《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是一部主旨鲜明、视野开阔的书，也是内容翔实、颇富有创意的书。为了写好这部书，崔志远教授艰苦跋涉，锲而不舍，倾注了自己的心血。仅从书中引用的资料来看，理论著作有一百多种，涉及的作家作品就更多。著者不仅要占有这些资料，还要从众多的资料中爬梳搜求，梳理辨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些都非一日之功，它是著者长期积累、缜密思考的结果，体现了潜心治学、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我认为，这种学习精神不仅值得我们学习，而且需要大力提倡，特别是在当今浮躁之风盛行，功利化、物欲化影响文坛的“文学娱乐化”时代，更需要呼唤和弘扬这种“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做半句空”的严谨治学精神。
此话虽言过其实，但也透露出这部著作的实在之处。实际上我对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并不感兴趣，一些陈旧的理论阐释、背景资料的繁述和史料的堆积显得异常僵化和生硬，没有能很好地整合，然而更让我失望的是在这部《中国当代小说流变史》中，正因为“仅从书中引用的资料来看，理论著作有一百多种，涉及的作家作品就更多”，造成了作者的窃喜过甚和编辑者惶惑不安心态，才出现书中的很多低级性错误。首先我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故意在书中挑出这些错误，我始终是抱着学习求知的态度来拜读这部大作的，之所以要在这里指出所发现的错误，是感叹于当前学术界、编辑者对读者那份无形的羞辱和欺骗。一本定价42元的书应该说是值得掂量的，这里花钱不说，还浪费了读者时间、眼神和思绪。说实在话，这些很常识性的错误出现在著述颇丰资历深厚的教授和资深的出版社编辑的手里实在难以想象。为此，我把值得商榷的地方标明如下：
在该书的第93页引用了一段话：
他们的恋爱是不谈恋爱的恋爱，是崇高的恋爱。她不是以一个美貌的姑娘身份跟萧长春谈恋爱，也不是用自己的娇柔微笑来得到萧长春的爱情；而是以一个同志，一个革命事业的助手，在跟萧长春共同为东山坞的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同时，让爱情的果实自然而然地生长和成熟……(周立波《山乡巨变》)
这段话明显是引自由北京华龄出版社于1995年出版的浩然长篇小说《艳阳天》第一部的第433页和434页，并且在引用段落的第一句话前面还有一句“他们开始恋爱了”。
在该书第122、123、143页分别提到戴厚英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而前两处标的是《人啊，人》，后一处是《人啊!人》，标号显然不合乎原著。
该书第131页原文是：张一弓《鲁班的子孙》，而实际上《鲁班的子孙》的作者是王润滋；第35页，把李准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写成《不能走哪条路》，“那”和“哪”不分；第37页，把现代作家李劼人写成“李颉人”，第270页第三行，把“王宏图”写成“于宏图”，竟然把姓氏写错了。
在附录综论茅盾文学奖部分，第320页和第321页两处分别是这样表述的：
除了《抉择》外，其他三部作品均显现了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长恨歌》中国际大都会上海的繁华温柔，《尘埃落定》中边远西藏的广袤神秘，《茶人三部曲》里杭州水乡的流水茶香，都在着意描写特定地域文化熏染下的人物命运。
《尘埃落定》不仅大量展现了西藏的风土人情，还展现了一种与现代生活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它与自然更为接近，充斥了对神而不是对科学的信仰。
我想，只要看过阿来这部小说的读者，都不会说故事发生地点是西藏。
另外在该书中，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些尚需商榷之处就是引文出处的明確问题。比如，在引论的第3页论述“‘悲凉’的现代美感特征”时，谈到：
悲凉的美感意识常包裹两种不同的色彩：理想化的激昂和冷峻的嘲讽。前者着眼于民族的新生的辉煌远景，如郭沫若的《女神》；后者着眼于民族灵魂再造的艰巨任务，如鲁迅的《呐喊》、《彷徨》。
而后面紧接着引用的一句话作为段落结尾：
也有这样的历史时刻，那是冷嘲被“激昂化”而变成一种热讽，激昂被“冷嘲化”而变成一种感伤，于是两者相互削弱、冲淡，使得一种严肃板正的“正剧意识”浮现出来成为美感色彩的主导。
从两段的话语前后衔接来看，后一句话显得狗尾续貂，同时也并没有标明引用的出处，像这种例子书中不止一处。另外在第169页第四个注释没有注明“是传统文化的丑陋性、原始性与老而不死的象征”这句话在王铁仙等《新时期文学二十年》的具体页码。在第215页第二段的最后一句引文出处的注释没有写明引用文章作者和该文题目，正確为：童庆炳、陶东风：《人文关怀与历史理性的缺失——“新现实主义小说”再评价》，《文学评论》1998年第4期。还有从第266页到272页引用的所有期刊出处没有标明具体是哪一期，而是写出年月，但是标出的时间也是错误的。以第270页第一个注释为例：原引文为“谢有顺：《奢侈的话语——‘文学新人类’丛书序》，《南方文坛》1999年5月”。我查阅了这篇文章，结果作者完成这篇文章的落款日期是：1999年7月4日。因此，正確的应是：谢有顺：《奢侈的话语——‘文学新人类’丛书序》，《南方文坛》1999年第5期。
在时间的书写上也比较模糊，显得不够规范，如“20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末”、“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前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20世纪40年代”、“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八九十年代”等。
另外还有逻辑的连贯性问题，比如在这本书的第123页倒数第二段写到“此间，一些非历史的纯粹的感情追求不免出现偏颇，《妙清》(李英儒)、《人啊，人》就激起了讨论和批评”，照理说，在‘《人啊，人》’后面应该注明作者(戴厚英)。在第37页第一段第8、9行，认为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表现土地革命战争也值得商榷。
在第162到163页中，有一段话：
寻根小说还是改革小说的深化。改革小说由蒋子龙模式发展为高晓声模式，作家关注的现实由改革英雄面对的“外障”转变为自己的“心魔”，改革的障碍并非站在对立面的几个反对者，而是漫长的农业社会形成的广大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如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揭示的皇权意识，《鲁班的子孙》开掘的传统义利观，《人生》揭示的安土重迁意识等，如此，面对现实的改革小说却与面对过去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开掘奇妙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很明显看到“寻根小说还是改革小说的深化”是一句病句，乱用关联词，说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揭示的皇权意识，未免肯定，还有在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后面所举的两部著作“《鲁班的子孙》、《人生》”，到底是高晓声所作还是分别为王润滋和路遥所作?从句法上讲未免引起歧义。
作为读者，很有必要对文学文本认真深入阅读，作出必要的审美和症候式剖析，但作为该书的编写者和编辑部的编辑者，更应该对读者负责。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长江师范学院
(本文编辑 谢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