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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中午12点，谢云生急匆匆赶回镇里，没过多人，韶关市曲江县考察团的大巴缓缓驶入南盛镇政府大院。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批考察团了，作为南盛镇党委书记，他不得不面对这些怀抱学习之心的外地领导们。
这天上午，他刚去县里参加完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依法治省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这几天，身体有些不适的他还一直在为两个村委会换届的事情忙碌着。在曲江县之后，还有两个县考察团正在赶往南盛的路上，谢云生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
其实，忙碌的不只是谢云生，云安改革以来，上至中央部委领导，下至远近兄弟市县开始轮流访问这座粤西不知名的小县，为体现基本的对等，云安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不得不轮流出来接待。
“刚开始，有领导过来学习考察，金书记都会出面，但是面对源源不断的考察团，金书记也分身乏术。”南盛镇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解释道，从最初的新奇，到后来的分身乏术，他们对这样的场景已经见怪不怪。
工作人员口中的“金书记”，正是云安县县委书记金繁丰。2008年的秋冬时节，这个并不高大的中年男子，策动了这场波及全省的农村改革。
在考察者的眼中，现在的云安无异于当初的小岗村。实际上，两者有着天然的联系——改革都发轫于土地。
土地改革
在云安所有的乡镇当中，南盛是距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只有14公里。不过，南盛的四周都是绵延的群山，如果没有私家车却想要去到南盛，那么你只能耗费一个小时在市区特定的地方等待开往南盛的乡村巴士。
事实上，整个云安都在群山的环抱之中。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并不能称之为“山”，只是平均海拔数百米的山丘而已，但当你身处其间时，便只能感慨“山的那头还是山”。
也只有到了砂糖桔收购的时节，山间小镇南盛才会显露出繁忙的一面——这里被称之为“中国砂糖桔之乡”。每到砂糖桔收获的季节，全国果贩蜂拥而至。
砂糖桔也叫十月桔，每年秋冬季节才上市。
“你见过一个粤西小镇堵上一两公里吗?”南盛老果农郑木庆不无得意地问了一句。
在广东，南盛砂糖桔并没有多少名气，市面上卖的多是四会砂糖桔。四会市相隔南盛不足40公里，那里是砂糖桔的原产地。
郑木庆说：“我们种植面积比四会大很多，打着四会牌子的砂糖桔，很多都是南盛的果。”
几年前，一场黄化病使四会砂糖桔遭受重创，南盛砂糖桔乘势坐大，开始取而代之。
郑木庆120亩砂糖桔的种植面积在南盛只能算中等，至少郑木庆侄子200亩的种植面积就比他多。
柑橘树几乎占据了南盛所有山头，整个南盛砂糖桔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
在明的头一个星期，郑木庆都忙着给自己的桔园喷洒保果药、做好病虫害防治，这是砂糖桔挂果的关键时期。当了30年生产队长的郑木庆早早地做完了自家“功课”，现在，他气定神闲地站在山腰上看着狭长谷地上自己的80亩柑橘地，周围只有墨绿中带着白色小花的柑橘树，对面的山头是自己去年承包的40亩桔园。
2000年，他以55元／亩的价格从邻村农户手中拿下谷地80亩水田的经营权，改种砂糖桔，新增的40亩桔园则是通过镇里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拿到，这又花了他4.3万元。
去年，南盛砂糖桔收成并不理想，平均减产40％，也正因为如此，砂糖桔收购价格普遍在2.8元／斤，春节时甚至达到过6元／斤。往年，最高收购价也不过1.8元／斤。虽然郑木庆没等到高峰时就将自家砂糖桔一股脑全卖掉，但这一年他仍有20多万元装入了口袋。
随着南盛砂糖桔的兴起，你很难在土地经营权分散的情况下承包到40亩整片的山地。郑木庆觉得自己的运气不差。
郑木庆所属的高村紧挨着镇上，100户人家每家的山地不足一亩，他只好选择离村子j公里之外的十八坑村承包了上地。在十多年前，距离乡镇道路3公里以上的山地并不被看好，而现在，“即使你出价150元／亩，都包不到这样的水田”。
早在十几年前，“土地流转”这个词还未出现时，南盛的农民之间就进行着土地租赁交易。2008年10月20日，南盛镇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一举改变了这种原始的土地交易模式。
“有人没地耕，有地没人耕，你有几分地，他有几分地，耕也不是，不耕也不是。”云安县委办公室主任郭伟明说，“不但是本地人，外地人看到信息也可以过来承包。”
“由于掌握了市场需求信息，农民出租土地不仅得到了规范，而且价格普遍有所提高。之前，每亩林地年租金最高也就10元，现在荒山都达到了50元以上，水田则要上百。”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南盛镇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公告栏中，每块待流转的土地面积多在3-5亩。从2008年10月20日挂牌至今，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流转的土地面积就有14840.1亩，占全镇土地流转面积的20％，整个南盛镇已流转的土地达72027亩。
“入秋了你再过来看，满山都是黄橙橙的砂糖桔。”郑木庆似乎已经看到了丰收时的场景，他伸手摇了摇刚刚挂果的柑橘树，还没来得急脱落的橘子花纷纷飘落，一种淡淡的花香弥漫在山间。
郑木庆黝黑的睑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自言自语道：“今年应该是个丰收年。”前两年，他为方便进出桔园买入一辆小货车，高村也有20户人家买了小车，这个比例在南盛还不算高。
“这边已经没地了，想拿都拿不了。”郑木庆望向远处被烧光的山头，依稀有几棵桉树在风中挺立，那将成为一片新的桔园，不久前，山上还种满桉树。
“这样的山地越来越少了。”在郑木庆抱怨已经没有土地可以承包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土地经营权转让方式这个小小改变的背后是一场悄悄进行两年的农村改革。
书记的难题
土地改革并非云安的创举。从有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就在悄然进行。云安只是占据了一个好的历史节点而已。
2008年10月24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云安进行了专题调研。这时距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仅仅12天，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金繁丰至今还记得，汪洋站在南盛镇山头的讲话，“汪书记看了我们的土地流转，他希望云安能通过土地流转作为切入点，推动农村的综合改革，通过改革激发农村的活力，然后破解科学发展难题”。
2008年7月，金繁丰从相邻的郁南县县委书记的位子上挪到了云安县委书记。对于刚主政云安3个月的他来说，云安面临的难题与郁南或者广东其他山区县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1996年才从云浮市区所在的云城区分离出来的云安是广东最年轻的县，建县之初，云安地区生产总值不到12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1528万元。当时，办公经费要干部先垫付，不少干部打趣称这是“政府勒紧腰带过日子，干部带着黄金来做贼”。
郭伟明笑称：“云城区把最边缘的山区镇都抛给了云安。” 在云安下辖的8个镇中，只有县府所在的六都有一定工业基础，其余镇都是传统农业镇。郑木庆所在的南盛也是民富官穷。
“没有条件上，硬着头皮上，乡镇干部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上，就很难兼顾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矛盾不断，矛盾多了，也没精力去做其他工作，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嘛?”金繁丰说，在传统发展方式的影响下，很多农业镇、边远镇都搞招商引资、上工业项目，出现重复建设甚至负债建设的无序局面。
金繁丰的老家在浙江，那里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全国都屈指可数。对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弊端，他深有感触，“招商招商，越招越伤，钱放出去用了，但是收效甚微，反倒是劳民伤财，2008年，全县乡镇债务就达到了4.3亿元。”
与浙江县域良好发展势头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云安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想管的事管不了，该办的事办不了、应花的钱花不起，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评估取向，造成重‘物’轻人。”
十余年间，云安始终没能走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怪圈。2009年云安镇域经济收入仅占全县经济总量的27.4％，税收超千万的镇仅2个。
云安县县长黄泽寰在与前来云安调研的广东省发展中心副巡视员潘叙迭私下交流时也表露出相同的态度——云安照原有方式发展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改革时，大家都讲GDP，我们不讲GDP，你成功没问题，大家都来学我这个东西，但是万一不成功怎么办?这样会不会害了你自己，影响了你自己的仕途?”改革在金繁丰眼里并不是一场政治秀，更多的是无奈之举，“我的观点是，不改是等死，改了有可能改活。”
十七届三中全会和汪洋的调研给了他这个契机。
“我和云浮市委王蒙徽书记、黄强市长说，我这个人喜欢胡思乱想，王书记说，你胡思乱想也好呀，你去想吧，去改吧，如果你连胡思乱想都不敢，怎么改革。他给这个胆我就敢去做。”金繁丰说。
2009年初，云浮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广东省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的目标任务，并把云安作为先行先试点，要求云安大胆试、大胆改，改革经验要“可行、可用、可看、可学”，并要求云安从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
金繁丰并没有要求市里给予云安财政上的支持，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省、市政府也没有给云安改革出过一分钱。“只要有‘等靠要’的思想，改革就可能推行不下去。”金繁丰接着说：“而且改革的主要领导还不能将个人的名利掺杂到改革中。”
事实上，对于广东账面上“最穷”的市来说，云浮很难拿出财政资金支持云安改革。
金繁丰还是郁南县县委书记时就曾动过改革的念头，云安县宣传部副部长周小林介绍，“当时基本的框架都做出来了，后来就调到云安，就把想法落地到云安。”
他随着金繁丰从郁南来到云安，对金的构想十分了解。而云安与郁南是相邻的兄弟县，各方面条件基本相似。
“有这样的想法，但路怎么走并不明确，汪书记点了题之后路就清楚了。”在各种矛盾交织中，云安的农村综合改革顺利进行了两年之后，金繁丰并没有邀功。
云安改革更像是广东省高层与云安的直接互动。作为县委书记，金繁丰操持一个县域的复杂局势，对他来说，改革是权力，也是职责，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作为广东省最高领导，汪洋的思考显然站在更高的一个层次，那就是希望通过云安改革实验能为解决长期制约广东发展的最大短板——区域协调创出一条新路。
2010年3月，汪洋在河源调研时就指出，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云安改革改的并不只是解决云安这一个山区县所面临的复杂局势，而是在为整个广东山区县的发展开出了药方。
乡镇角色归位
这剂药对于重压之下的林沛满而言，更像是及时雨。
“2008年，县里要求我们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的招商目标，没有特殊情况，每个星期我都在外面跑项目，现在没有特殊情况我都在镇里。”林沛满连说几个“很大压力”，似乎那股无形的压力还在眼前。
按照过去县里给任务，富林镇吸收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年递增20％。看着这个目标从j000万元递增至5000万元，林沛满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一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富林和云安大部分乡镇一样，地区偏远，交通不便，也没有资源优势。
“只能千方百计，不考虑结果都要完成任务，不过我们这边条件不行，当初千方百计把企业请过来，但最终没一个企业留下来。”林沛满介绍，富林镇距离市区最远，又没有资源优势，常年与南盛、白石、高村“争夺”镇级考核倒数第一的排位。
林沛满跑遍了佛山、广州、深圳、香港，曾经三次去佛山签意向合同，最终却没有一个项目落成，甚至没有企业愿意到富林实地考察。
那时，云安几乎每个乡镇干部都面临林沛满相似的压力。“1／3的时间忙招商引资，1／3的时间跑专项资金，1／3的时间忙计划生育、维稳等，”也是许多乡镇干部的真实写照。
“每年招商引资的经费可能就花了50万元，但500万元都招不来。”林沛满说，“不完成任务县委县政府骂你，镇长镇委书记出去开会都没面子，要找你‘洽谈一洽谈’，我们只能找企业做花架子，动动土。”
2008年4月，林沛满离开主政五年的富林镇，调入前锋镇，职位没变，依然是镇委书记。这时距离云安进行改革还有几个月，林沛满卸去了5000万元的沉重包袱，但仍身肩税收增长15％的重任——这是一种变相的招商要求。
在镇级干部大部制改革、乡镇职权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富林镇和前锋镇都定位为开发与保护并重示范区。
林沛满如释重负：“现在搞农村发展，轻松很多。”说这话之前，林刚刚主持完“前锋镇落实《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行动》工作推进会”，出席会议的除了镇上领导之外，还有下辖儿个行政村的村干部。
林沛满说：“改革之前，我除了在外招商，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向县里面要钱，有时甚至要向省市一级的部门要钱，加上各种会议，基本上没时间在镇里办公，不能像今天这样坐在这里开会，部署农村的工作。”
“以前乡镇干部忙于跑招商引资，忙于跑专项资金，乡镇政府唱起了空城计。”金繁丰表示，现在，乡镇政府逐步回归原本应有的角色，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社会维稳、农民增收、公共服务、政策宣传、基层建设等方面，真正成为负责任的服务型乡镇政府。
为了解除乡镇的后顾之忧，除改革乡镇干部考核制度之外，县政府还在经济上保障乡镇运作。
“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下去，你还指望他为村民服务?”金繁丰不希望“为村民服务”沦为一句空话。
去年，前锋镇获得了县里财政170万元运作经费，林沛满不用像过去一样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改革之前县财政给每个乡镇的运作经费不过30万元。
现在，林沛满思考得最多的还是“开发与保护并重示范区”的定位。
去年，前锋镇挂牌成立了洞表旅游生态村，这是前锋镇崖楼村委下辖的自然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生态村 就吸引了30万人次的游客，每户村民靠农家乐、土特产每月能增收200元。
林沛满挖空心思想扩大旅游区的影响，衍生乡村旅游的产业链。在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匮乏的条件下，林沛满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当然这不是他工作的全部。
“我两次到温氏簕竹分公司进行交流，”林沛满介绍，镇政府牵头促使石门、增村等村委与温氏集团开展养殖合作，“一只鸡赚2元，农户一年的养鸡量一般在1万-3万只。”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养鸡、养猪业为主导，兼营食品加工和生物制药的跨地区发展的大型畜牧企业集团，2010年集团销售收入219.4亿元，总部就设在前锋隔壁的新兴县筋竹镇。
新兴县是云浮市经济发展最好的县，温氏集团又是新兴企业的代表。温氏“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止带动了新兴当地农民的致富，也带动了周边县、镇农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锋农户要致富多少要依仗新兴的企业。
今年年初，新兴县一家企业在前锋矮岭村委设厂进行竹笋深加工，“一棵成年竹子一年能产30斤竹笋，一亩90棵，每户平均有2亩山地，净收入接近2000元。”林沛满拿着计算器仔细算了算。
“过去60％的农民选择外出打工，现在70％的人愿意留在家乡。”
下乡和乡下的生活
刘成金的心里也算着一本账，从今年起，他每个月的补贴也从650元提高到了1000元。
“我们札总共1435人，324户人家，村民人均收入由过去的5700元提高到6850元，”对于村里的基本情况，刘成金如数家珍。
在刚结束的村委换届中，他再次全票当选村委会主任。从2002年开始，崖楼村委会主任他做了十年。
“我们不关心钱的问题，村民给了我这个机会，为村民服务我很开心。”他的普通话讲得并不流利，但笑容很真诚。
农村综合改革之后，崖楼村委会变身成为崖楼村社区服务合作社，合作社中有经济服务工作站、公共服务工作站、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几乎所有农村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决。
“村民的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报销，申请低保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决，之前要到镇上或者县里才能办。”刘成金说。
崖楼到县城有45公里之远，村民去到县城必须先到两三公里之外的镇上坐去往市区的巴士，然后再坐市区到云安的客车。这个过程可能耗掉村民几十块钱和一整天的时间。
2010年3月，云安县对口部门以及前锋镇共同出资100多万给崖楼村新建了办公楼，合作社的办公都可以在网上进行。
社区服务合作社只有四个工作人员，也就是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村干部。十年间，刘成金都没有像现在这般忙碌。从去年开始，刘成金家就不再种水田，家里的农活都由老婆一手包办一一他庆幸自己娶了个好老婆。
同样忙碌的还有南盛镇卫生院院长张贤东，他每天要接诊60个病人。几年之前，他很难想象镇卫生院能够拥有这样的门诊大楼和这样数量的病人——卫生院的条件实在太差，碰上大一点的病居民都会去城里的医院。
此刻，张贤东坐在卫生院新的门诊大楼院长接诊室里一边给病人看病，一边接受采访。这是一栋五层的建筑，算得上是南盛的“标志建筑”，它的对面是一栋三层的老旧楼房，楼体外的墙皮在风雨的洗礼中已经褪去了当初的颜色，很多地方都已剥落。5个月之前，张贤东和卫生院近30名医护人员就在这里为南盛的居民祛除疾病。
“新的门诊大楼花了380万元，贷款部分全部政府贴息。”张贤东介绍，除此之外，政府还出资给卫生院购买了血球仪、X光机等设备。
张贤东2004年从云浮市人民医院调回南盛卫生院工作，他见证了卫生院从一无所有到能够解决一般居民就医需求的转变。“县政府财政贴息贷款1500万元，对全县8问卫生院和一间分院都进行硬件改造和设备配套。”
与刘成金一样，同样是村委会主任的邓建芳对农村综合改革感触最深的是“领导”下乡的次数多了。
“每天都有远近的领导下到村里来，他们会去到农田、桔园、猪场，之前领导都在办公室，根本没有下乡。”邓建芳注意到很多领导不再是脚穿皮鞋，就算是穿皮鞋也不再像过去那般油光锃亮。
“领导之后，很多大学教授、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也下到村里。”
对大窝村而言，专家的到来可能比领导下乡更吸引人，因为在南盛，大窝村砂糖桔种植面积最广人均收入也最高，村民渴望得到农业技术方面的指导。
邓建芳做了20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是村里致富带头人，大学教授、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带来的知识还是让这个种养老手受益匪浅。
种植砂糖桔和养猪让邓建芳过上了小康日子，家里有两辆小汽车和一辆小货车。“十多年前，县里发动每个村、每个镇都去招商引资，我们这也有工厂但后来个个都失败了，这个地方不适合搞工业。”
十多年前，也就是云浮建市之初。
“你到山腰看看我们村，建筑很漂亮，一点都不比镇上差。”现在，老支书邓建芳的想法就是搞好农村的环境，把村子搞成沼气村。
“我们所有的乡镇干部下到农户，倾听他们有什么需求，通过了解，我们知道农民最关心的两件事情就是水利和垃圾处理。”
金繁丰与邓建芳的想法不谋而合，为此，云安县专门出台了相关文件，垃圾清理实行“以奖代补”的措施，按照每人10元的标准补贴到自然村一级，对垃圾清理工作进行考核，做得好的村进行补贴。
“不清垃圾清干部，服务不下干部下”——金繁丰的目标很明确。
这天上午，他刚去县里参加完省委、省政府召开的全省依法治省工作电视电话会议。这几天，身体有些不适的他还一直在为两个村委会换届的事情忙碌着。在曲江县之后，还有两个县考察团正在赶往南盛的路上，谢云生的时间排得满满当当。
其实，忙碌的不只是谢云生，云安改革以来，上至中央部委领导，下至远近兄弟市县开始轮流访问这座粤西不知名的小县，为体现基本的对等，云安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不得不轮流出来接待。
“刚开始，有领导过来学习考察，金书记都会出面，但是面对源源不断的考察团，金书记也分身乏术。”南盛镇党委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解释道，从最初的新奇，到后来的分身乏术，他们对这样的场景已经见怪不怪。
工作人员口中的“金书记”，正是云安县县委书记金繁丰。2008年的秋冬时节，这个并不高大的中年男子，策动了这场波及全省的农村改革。
在考察者的眼中，现在的云安无异于当初的小岗村。实际上，两者有着天然的联系——改革都发轫于土地。
土地改革
在云安所有的乡镇当中，南盛是距离市区最近的一个，只有14公里。不过，南盛的四周都是绵延的群山，如果没有私家车却想要去到南盛，那么你只能耗费一个小时在市区特定的地方等待开往南盛的乡村巴士。
事实上，整个云安都在群山的环抱之中。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这并不能称之为“山”，只是平均海拔数百米的山丘而已，但当你身处其间时，便只能感慨“山的那头还是山”。
也只有到了砂糖桔收购的时节，山间小镇南盛才会显露出繁忙的一面——这里被称之为“中国砂糖桔之乡”。每到砂糖桔收获的季节，全国果贩蜂拥而至。
砂糖桔也叫十月桔，每年秋冬季节才上市。
“你见过一个粤西小镇堵上一两公里吗?”南盛老果农郑木庆不无得意地问了一句。
在广东，南盛砂糖桔并没有多少名气，市面上卖的多是四会砂糖桔。四会市相隔南盛不足40公里，那里是砂糖桔的原产地。
郑木庆说：“我们种植面积比四会大很多，打着四会牌子的砂糖桔，很多都是南盛的果。”
几年前，一场黄化病使四会砂糖桔遭受重创，南盛砂糖桔乘势坐大，开始取而代之。
郑木庆120亩砂糖桔的种植面积在南盛只能算中等，至少郑木庆侄子200亩的种植面积就比他多。
柑橘树几乎占据了南盛所有山头，整个南盛砂糖桔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
在明的头一个星期，郑木庆都忙着给自己的桔园喷洒保果药、做好病虫害防治，这是砂糖桔挂果的关键时期。当了30年生产队长的郑木庆早早地做完了自家“功课”，现在，他气定神闲地站在山腰上看着狭长谷地上自己的80亩柑橘地，周围只有墨绿中带着白色小花的柑橘树，对面的山头是自己去年承包的40亩桔园。
2000年，他以55元／亩的价格从邻村农户手中拿下谷地80亩水田的经营权，改种砂糖桔，新增的40亩桔园则是通过镇里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拿到，这又花了他4.3万元。
去年，南盛砂糖桔收成并不理想，平均减产40％，也正因为如此，砂糖桔收购价格普遍在2.8元／斤，春节时甚至达到过6元／斤。往年，最高收购价也不过1.8元／斤。虽然郑木庆没等到高峰时就将自家砂糖桔一股脑全卖掉，但这一年他仍有20多万元装入了口袋。
随着南盛砂糖桔的兴起，你很难在土地经营权分散的情况下承包到40亩整片的山地。郑木庆觉得自己的运气不差。
郑木庆所属的高村紧挨着镇上，100户人家每家的山地不足一亩，他只好选择离村子j公里之外的十八坑村承包了上地。在十多年前，距离乡镇道路3公里以上的山地并不被看好，而现在，“即使你出价150元／亩，都包不到这样的水田”。
早在十几年前，“土地流转”这个词还未出现时，南盛的农民之间就进行着土地租赁交易。2008年10月20日，南盛镇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一举改变了这种原始的土地交易模式。
“有人没地耕，有地没人耕，你有几分地，他有几分地，耕也不是，不耕也不是。”云安县委办公室主任郭伟明说，“不但是本地人，外地人看到信息也可以过来承包。”
“由于掌握了市场需求信息，农民出租土地不仅得到了规范，而且价格普遍有所提高。之前，每亩林地年租金最高也就10元，现在荒山都达到了50元以上，水田则要上百。”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南盛镇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的公告栏中，每块待流转的土地面积多在3-5亩。从2008年10月20日挂牌至今，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流转的土地面积就有14840.1亩，占全镇土地流转面积的20％，整个南盛镇已流转的土地达72027亩。
“入秋了你再过来看，满山都是黄橙橙的砂糖桔。”郑木庆似乎已经看到了丰收时的场景，他伸手摇了摇刚刚挂果的柑橘树，还没来得急脱落的橘子花纷纷飘落，一种淡淡的花香弥漫在山间。
郑木庆黝黑的睑上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自言自语道：“今年应该是个丰收年。”前两年，他为方便进出桔园买入一辆小货车，高村也有20户人家买了小车，这个比例在南盛还不算高。
“这边已经没地了，想拿都拿不了。”郑木庆望向远处被烧光的山头，依稀有几棵桉树在风中挺立，那将成为一片新的桔园，不久前，山上还种满桉树。
“这样的山地越来越少了。”在郑木庆抱怨已经没有土地可以承包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土地经营权转让方式这个小小改变的背后是一场悄悄进行两年的农村改革。
书记的难题
土地改革并非云安的创举。从有家庭承包责任制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就在悄然进行。云安只是占据了一个好的历史节点而已。
2008年10月24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到云安进行了专题调研。这时距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仅仅12天，这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金繁丰至今还记得，汪洋站在南盛镇山头的讲话，“汪书记看了我们的土地流转，他希望云安能通过土地流转作为切入点，推动农村的综合改革，通过改革激发农村的活力，然后破解科学发展难题”。
2008年7月，金繁丰从相邻的郁南县县委书记的位子上挪到了云安县委书记。对于刚主政云安3个月的他来说，云安面临的难题与郁南或者广东其他山区县并无二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1996年才从云浮市区所在的云城区分离出来的云安是广东最年轻的县，建县之初，云安地区生产总值不到12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1528万元。当时，办公经费要干部先垫付，不少干部打趣称这是“政府勒紧腰带过日子，干部带着黄金来做贼”。
郭伟明笑称：“云城区把最边缘的山区镇都抛给了云安。” 在云安下辖的8个镇中，只有县府所在的六都有一定工业基础，其余镇都是传统农业镇。郑木庆所在的南盛也是民富官穷。
“没有条件上，硬着头皮上，乡镇干部将主要的精力放在招商引资上，就很难兼顾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矛盾不断，矛盾多了，也没精力去做其他工作，这不就形成了恶性循环嘛?”金繁丰说，在传统发展方式的影响下，很多农业镇、边远镇都搞招商引资、上工业项目，出现重复建设甚至负债建设的无序局面。
金繁丰的老家在浙江，那里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全国都屈指可数。对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弊端，他深有感触，“招商招商，越招越伤，钱放出去用了，但是收效甚微，反倒是劳民伤财，2008年，全县乡镇债务就达到了4.3亿元。”
与浙江县域良好发展势头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云安所面临的诸多困境，“想管的事管不了，该办的事办不了、应花的钱花不起，以GDP论英雄的政绩评估取向，造成重‘物’轻人。”
十余年间，云安始终没能走出经济社会发展的怪圈。2009年云安镇域经济收入仅占全县经济总量的27.4％，税收超千万的镇仅2个。
云安县县长黄泽寰在与前来云安调研的广东省发展中心副巡视员潘叙迭私下交流时也表露出相同的态度——云安照原有方式发展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我们改革时，大家都讲GDP，我们不讲GDP，你成功没问题，大家都来学我这个东西，但是万一不成功怎么办?这样会不会害了你自己，影响了你自己的仕途?”改革在金繁丰眼里并不是一场政治秀，更多的是无奈之举，“我的观点是，不改是等死，改了有可能改活。”
十七届三中全会和汪洋的调研给了他这个契机。
“我和云浮市委王蒙徽书记、黄强市长说，我这个人喜欢胡思乱想，王书记说，你胡思乱想也好呀，你去想吧，去改吧，如果你连胡思乱想都不敢，怎么改革。他给这个胆我就敢去做。”金繁丰说。
2009年初，云浮市委、市政府提出建设广东省农村改革发展试验区的目标任务，并把云安作为先行先试点，要求云安大胆试、大胆改，改革经验要“可行、可用、可看、可学”，并要求云安从体制机制上有所突破。
金繁丰并没有要求市里给予云安财政上的支持，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省、市政府也没有给云安改革出过一分钱。“只要有‘等靠要’的思想，改革就可能推行不下去。”金繁丰接着说：“而且改革的主要领导还不能将个人的名利掺杂到改革中。”
事实上，对于广东账面上“最穷”的市来说，云浮很难拿出财政资金支持云安改革。
金繁丰还是郁南县县委书记时就曾动过改革的念头，云安县宣传部副部长周小林介绍，“当时基本的框架都做出来了，后来就调到云安，就把想法落地到云安。”
他随着金繁丰从郁南来到云安，对金的构想十分了解。而云安与郁南是相邻的兄弟县，各方面条件基本相似。
“有这样的想法，但路怎么走并不明确，汪书记点了题之后路就清楚了。”在各种矛盾交织中，云安的农村综合改革顺利进行了两年之后，金繁丰并没有邀功。
云安改革更像是广东省高层与云安的直接互动。作为县委书记，金繁丰操持一个县域的复杂局势，对他来说，改革是权力，也是职责，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而作为广东省最高领导，汪洋的思考显然站在更高的一个层次，那就是希望通过云安改革实验能为解决长期制约广东发展的最大短板——区域协调创出一条新路。
2010年3月，汪洋在河源调研时就指出，全国最富的地方在广东，最穷的地方也在广东，到现在这个发展阶段，最穷的地方还在广东，这是广东之耻，是先富地区之耻。
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云安改革改的并不只是解决云安这一个山区县所面临的复杂局势，而是在为整个广东山区县的发展开出了药方。
乡镇角色归位
这剂药对于重压之下的林沛满而言，更像是及时雨。
“2008年，县里要求我们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的招商目标，没有特殊情况，每个星期我都在外面跑项目，现在没有特殊情况我都在镇里。”林沛满连说几个“很大压力”，似乎那股无形的压力还在眼前。
按照过去县里给任务，富林镇吸收固定资产投资额每年递增20％。看着这个目标从j000万元递增至5000万元，林沛满心有余而力不足一一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富林和云安大部分乡镇一样，地区偏远，交通不便，也没有资源优势。
“只能千方百计，不考虑结果都要完成任务，不过我们这边条件不行，当初千方百计把企业请过来，但最终没一个企业留下来。”林沛满介绍，富林镇距离市区最远，又没有资源优势，常年与南盛、白石、高村“争夺”镇级考核倒数第一的排位。
林沛满跑遍了佛山、广州、深圳、香港，曾经三次去佛山签意向合同，最终却没有一个项目落成，甚至没有企业愿意到富林实地考察。
那时，云安几乎每个乡镇干部都面临林沛满相似的压力。“1／3的时间忙招商引资，1／3的时间跑专项资金，1／3的时间忙计划生育、维稳等，”也是许多乡镇干部的真实写照。
“每年招商引资的经费可能就花了50万元，但500万元都招不来。”林沛满说，“不完成任务县委县政府骂你，镇长镇委书记出去开会都没面子，要找你‘洽谈一洽谈’，我们只能找企业做花架子，动动土。”
2008年4月，林沛满离开主政五年的富林镇，调入前锋镇，职位没变，依然是镇委书记。这时距离云安进行改革还有几个月，林沛满卸去了5000万元的沉重包袱，但仍身肩税收增长15％的重任——这是一种变相的招商要求。
在镇级干部大部制改革、乡镇职权改革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富林镇和前锋镇都定位为开发与保护并重示范区。
林沛满如释重负：“现在搞农村发展，轻松很多。”说这话之前，林刚刚主持完“前锋镇落实《美好环境与和谐社会共同缔造行动》工作推进会”，出席会议的除了镇上领导之外，还有下辖儿个行政村的村干部。
林沛满说：“改革之前，我除了在外招商，剩下的时间都用来向县里面要钱，有时甚至要向省市一级的部门要钱，加上各种会议，基本上没时间在镇里办公，不能像今天这样坐在这里开会，部署农村的工作。”
“以前乡镇干部忙于跑招商引资，忙于跑专项资金，乡镇政府唱起了空城计。”金繁丰表示，现在，乡镇政府逐步回归原本应有的角色，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社会维稳、农民增收、公共服务、政策宣传、基层建设等方面，真正成为负责任的服务型乡镇政府。
为了解除乡镇的后顾之忧，除改革乡镇干部考核制度之外，县政府还在经济上保障乡镇运作。
“公务员的工资都发不下去，你还指望他为村民服务?”金繁丰不希望“为村民服务”沦为一句空话。
去年，前锋镇获得了县里财政170万元运作经费，林沛满不用像过去一样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改革之前县财政给每个乡镇的运作经费不过30万元。
现在，林沛满思考得最多的还是“开发与保护并重示范区”的定位。
去年，前锋镇挂牌成立了洞表旅游生态村，这是前锋镇崖楼村委下辖的自然村。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生态村 就吸引了30万人次的游客，每户村民靠农家乐、土特产每月能增收200元。
林沛满挖空心思想扩大旅游区的影响，衍生乡村旅游的产业链。在交通不便、基础设施匮乏的条件下，林沛满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当然这不是他工作的全部。
“我两次到温氏簕竹分公司进行交流，”林沛满介绍，镇政府牵头促使石门、增村等村委与温氏集团开展养殖合作，“一只鸡赚2元，农户一年的养鸡量一般在1万-3万只。”
广东温氏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养鸡、养猪业为主导，兼营食品加工和生物制药的跨地区发展的大型畜牧企业集团，2010年集团销售收入219.4亿元，总部就设在前锋隔壁的新兴县筋竹镇。
新兴县是云浮市经济发展最好的县，温氏集团又是新兴企业的代表。温氏“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不止带动了新兴当地农民的致富，也带动了周边县、镇农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前锋农户要致富多少要依仗新兴的企业。
今年年初，新兴县一家企业在前锋矮岭村委设厂进行竹笋深加工，“一棵成年竹子一年能产30斤竹笋，一亩90棵，每户平均有2亩山地，净收入接近2000元。”林沛满拿着计算器仔细算了算。
“过去60％的农民选择外出打工，现在70％的人愿意留在家乡。”
下乡和乡下的生活
刘成金的心里也算着一本账，从今年起，他每个月的补贴也从650元提高到了1000元。
“我们札总共1435人，324户人家，村民人均收入由过去的5700元提高到6850元，”对于村里的基本情况，刘成金如数家珍。
在刚结束的村委换届中，他再次全票当选村委会主任。从2002年开始，崖楼村委会主任他做了十年。
“我们不关心钱的问题，村民给了我这个机会，为村民服务我很开心。”他的普通话讲得并不流利，但笑容很真诚。
农村综合改革之后，崖楼村委会变身成为崖楼村社区服务合作社，合作社中有经济服务工作站、公共服务工作站、综治信访维稳工作站，几乎所有农村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决。
“村民的农村合作医疗费用报销，申请低保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决，之前要到镇上或者县里才能办。”刘成金说。
崖楼到县城有45公里之远，村民去到县城必须先到两三公里之外的镇上坐去往市区的巴士，然后再坐市区到云安的客车。这个过程可能耗掉村民几十块钱和一整天的时间。
2010年3月，云安县对口部门以及前锋镇共同出资100多万给崖楼村新建了办公楼，合作社的办公都可以在网上进行。
社区服务合作社只有四个工作人员，也就是党支部和村委会的村干部。十年间，刘成金都没有像现在这般忙碌。从去年开始，刘成金家就不再种水田，家里的农活都由老婆一手包办一一他庆幸自己娶了个好老婆。
同样忙碌的还有南盛镇卫生院院长张贤东，他每天要接诊60个病人。几年之前，他很难想象镇卫生院能够拥有这样的门诊大楼和这样数量的病人——卫生院的条件实在太差，碰上大一点的病居民都会去城里的医院。
此刻，张贤东坐在卫生院新的门诊大楼院长接诊室里一边给病人看病，一边接受采访。这是一栋五层的建筑，算得上是南盛的“标志建筑”，它的对面是一栋三层的老旧楼房，楼体外的墙皮在风雨的洗礼中已经褪去了当初的颜色，很多地方都已剥落。5个月之前，张贤东和卫生院近30名医护人员就在这里为南盛的居民祛除疾病。
“新的门诊大楼花了380万元，贷款部分全部政府贴息。”张贤东介绍，除此之外，政府还出资给卫生院购买了血球仪、X光机等设备。
张贤东2004年从云浮市人民医院调回南盛卫生院工作，他见证了卫生院从一无所有到能够解决一般居民就医需求的转变。“县政府财政贴息贷款1500万元，对全县8问卫生院和一间分院都进行硬件改造和设备配套。”
与刘成金一样，同样是村委会主任的邓建芳对农村综合改革感触最深的是“领导”下乡的次数多了。
“每天都有远近的领导下到村里来，他们会去到农田、桔园、猪场，之前领导都在办公室，根本没有下乡。”邓建芳注意到很多领导不再是脚穿皮鞋，就算是穿皮鞋也不再像过去那般油光锃亮。
“领导之后，很多大学教授、农业专业技术人员也下到村里。”
对大窝村而言，专家的到来可能比领导下乡更吸引人，因为在南盛，大窝村砂糖桔种植面积最广人均收入也最高，村民渴望得到农业技术方面的指导。
邓建芳做了20年的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是村里致富带头人，大学教授、农业专业技术人员带来的知识还是让这个种养老手受益匪浅。
种植砂糖桔和养猪让邓建芳过上了小康日子，家里有两辆小汽车和一辆小货车。“十多年前，县里发动每个村、每个镇都去招商引资，我们这也有工厂但后来个个都失败了，这个地方不适合搞工业。”
十多年前，也就是云浮建市之初。
“你到山腰看看我们村，建筑很漂亮，一点都不比镇上差。”现在，老支书邓建芳的想法就是搞好农村的环境，把村子搞成沼气村。
“我们所有的乡镇干部下到农户，倾听他们有什么需求，通过了解，我们知道农民最关心的两件事情就是水利和垃圾处理。”
金繁丰与邓建芳的想法不谋而合，为此，云安县专门出台了相关文件，垃圾清理实行“以奖代补”的措施，按照每人10元的标准补贴到自然村一级，对垃圾清理工作进行考核，做得好的村进行补贴。
“不清垃圾清干部，服务不下干部下”——金繁丰的目标很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