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芝麻”村官到“正国级”大官，当下反腐力度前所未有。专家表示，反腐渐入深水区，不斩断官员手中的特权，反腐难有显著成效。因此，反腐关键是要构建强力的法治笼子，才能真正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剑指特权顽疾
　　□“哪里有资源，哪里就有腐败。”高校招考腐败、衡阳贿选等案件的相继暴露，人们担心腐败的多领域性和复杂性。对此，您是如何看待的。
　　■黄红华：官员腐败之所以备受瞩目，是因为官员行为与公权力联系在一起，对人民群众的利益产生广泛影响。但我们分析官员腐败的时候，务必要注意到它的生成土壤。
　　官员腐败，一方面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我们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国，又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和信仰方面难免有断层。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金钱、利益的崇拜冲淡了一些人的信仰。西方许多发达国家也经历过腐败高发阶段，片面追求经济发展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官员腐败也是制度缺陷带来的。比如，各种公权力之间的关系没有理顺，没有形成有效的权力分工和监督机制，监督更多依赖“自上而下”的关系展开，出现“唯上不唯实”、“监督者无人监督”等困境。此外，程序性制度缺陷也是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官员财产公示等制度的缺失，造成多方位立体监督的困难。
　　□前不久，中央公布文件明确了公车改革时间表和路线图，全国范围公车改革的大幕正式开启。不管是公车私用、天价培训中心还是“萝卜招聘”现象都折射出浓厚的特权思想。
　　■黄红华：特权是什么，要分几个层次来说。首先，它是一种法定职权，如警车执行任务时闯红灯的权力等。其次，它表现为一种差别待遇，如省部级以上领导可以配备专职秘书、公务员有别于一般城镇职工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最后，它还指公权力主体的违法违规行为，依附在法定权力身上的隐形权力。
　　法定职权是公共管理的需要，差别待遇有一定的合理性，而违法违规行为则应该予以取缔。现在被人们所诟病的正是这种特权幌子下“有法不依、有规不循”的行为。
　　■王春福：特权就是个别人或个别群体所享有的特殊权利，在本质上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的不平等关系。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掌握公权力的官员，在追逐与占有资源中往往具有优势地位。因此，一些官员凭借“权力优势”对资源的占有和控制，反过来又使自己手中的权力增值，他们可以运用权力“设计”制度，使特权“合法化”、“合理化”。另外，官员的这种优势还会延续到后代，出现类似“官二代”的“萝卜招聘”等问题。
　　□过去，采取了很多措施反腐治贪，可腐败依旧不止。有人建议，当下，反腐就要反特权，腐败面前无特权。对此，您怎么看？
　　■王春福：反腐败必须标本兼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才是治本之策。通过制度和法律的完善限制官员手中权力，才能更有效地反特权和治理腐败。虽然过去也一再强调这一点，但收效不大，部分原因在于制度和法律本身还不够完善，但更重要的是制度设计没有转化为制度生态。某些法律和制度被形式化了，没有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
　　■黄红华：重典并不必然带来善治，而法律制度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反特权与治理腐败的本质都是纠正“有法不依、有规不循”行为。其路径只有一条，那就是建立多元的、有效的权力监督体制。具体而言，就是自上而下的监督、平行的监督和自下而上的监督相结合。地方纪委以上级纪委的领导为主，就是加强自上而下的监督；增强司法独立性，就是加强平行的监督；落实政务公开和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等，就是为了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
　　决策腐败与庸官治理
　　□当下，反腐力度空前，越来越多的特权和腐败行为都披上了“隐形”的外衣。您认为，应该如何遏制隐性腐败的势头。
　　■王春福：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转型同体制转轨相交织在一起，加快了原有制度解体的步伐。而重建一个制度体系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导致了某些领域制度真空和制度失范的现象。在新的制度更新较滞后的领域，非正式制度甚至潜规则就必然来填补，这样就为非正式制度、潜规则留有“安身之地”。正式制度的形式化和大量潜规则的隐性化，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制度生态的一个隐忧。这是特权和腐败尤其是隐性腐败行为泛滥的一个根源。
　　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治理隐性特权的根本途径。目前，从中央到地方实施权力清单制度，就是铲除隐性腐败滋生土壤的一剂良药。
　　□有人提出，盲目的决策失误也是一种腐败，而且危害极大。从已曝光的案例我们发现，决策的失误很多是源于权力的绝对化。可以说，“一言堂”是助长“拍脑袋决策”的毒瘤。
　　■王春福：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央就提出了要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问题，可是时至今日在某些地方某些领域这还只是一句空话。根本原因在于对决策权自上而下的监督无力，对横向决策责任的追究问责疲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除了优化领导决策机制，健全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外，还必须将决策权的监督、追责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进一步推动决策法治化。
　　□如果说特权和腐败是政府的致命硬伤，那么庸官就是政府的慢性病，是内伤。请问，对此您怎样看？您认为治理庸官又该使用怎样的药方？
　　■王春福：庸官的出现有体制的原因，权力结构布局不合理，致使考核评价体系和监督体系留有漏洞。英国学者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社会要求精确分工，每一种事业都需要有很多人来从事，每个人都仅仅完成整个任务中很小的一部分，因而出现了“有罪过，但无犯过者；有犯罪，但无罪犯；有罪状，但无认罪者”的不确定状态。
　　要破除庸官现象，除了增强惩治力度，我建议：首先，倡导官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行为选择少一些私利的衡量，多一些公利考虑；其次，要及时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和监督体系，细化考核指标，实行全面监督。
　　编织法治笼子，人大需加码
　　□依法治腐，人大责无旁贷。您认为人大该如何推动反腐法制化。
　　■黄红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从宪法和法律文本来看，我国的人大甚至比英美等国的议会和国会的权力还大。但实际运行中，人大的法定职权打了不少折扣，导致了人大作用发挥不充分。
　　要人大在反腐中发挥应有职责，就是要编好法治的笼子。诸如在官员财产公开，重大事项决策，重点工作监督方面要通过立法来制定和完善相关制度。
　　其次，在坚持党委推荐和任命干部制度的同时，要探索地方人大对地方行政领导的监督、质询和罢免权。
　　再则，人大也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譬如，要切实提升人大代表的履职能力，适当减少地方人大代表中行政领导的比例，落实和加强人大对公共财政的监督职权等等。
　　总之，我们既要认识反腐的长期性，又要注重巩固反腐成果；既要保证制度设计法治性，又要增强制度实效；既要强化全面监督，更要加强官员干部的自身建设。一言以蔽之，反腐既要治标又要治本，要用壮士断腕的魄力、因势利导的智慧打好反腐这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