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大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提出，疫情是推动“全民免费医疗”改革的契机。理由是，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有免费医疗、财政兜底，医患关系空前和谐，齐心协力抗击病毒。此外，与“非典”时期不同，当下中国基础设施领先全球，科技发展迅速，已成为一流制造业大国。抗疫过程中，核酸检测、医药器械等实现自主生产、成本可控，从根本上解决了“看病贵”的难题。
　　此言一出，自然博得一片喝彩。
　　但不应忘记，中国就是从曾经的“全民医保”模式走过来的;“全民医保”在西方福利国家也并不鲜见。然而，推进“全民免费医疗”并非易事。
　　首先，中国过去效率低下的“全民免费医疗”相信上一代人还印象深刻，但当时存在着城乡差别、体制内外差别。其次，高福利发达国家“全民医保”的实施也各有利弊。比如，加拿大实施全民保健制度，无论穷人富人，住院都不用交一分钱，连吃饭都包了。可是加拿大看病难，等待时间长，已成为普遍的抱怨。2018年加拿大人从接受家庭医生问诊到完成全部诊疗过程的平均等候时间为19.8周，即近5个月。
　　客观来看，任何制度都有利弊。有加拿大的“看病难”，也有美国的“看病贵”——如没有政府医保或商业保险，看一次病就可能会倾家荡产。新冠疫情初期美国之所以失控，就是因为许多美国人负担不起检测费用。美国作为最发达的国家，迄今都没有做出免费救治新冠肺炎的承诺。是否实施普惠式的“全民医保”历来就是美国大选的热门议题。
　　这次抗疫中国做得比美国好，据此就可以说中国有条件推行“全民免费医疗”吗？医改的方向和路径，要全面考虑中国医疗资源的分配情况，“全民免费医疗”不能只是看上去很美，还要看可行性。
　　中国新冠肺炎的人均诊疗费用为1.7万元，其中医保支付比例约为65%，剩余部分由财政补助。但我们不能用疫情时期的举措取代日常体制。醫改是大方向，既要公平，也要效率。
　　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医疗的制度设计，从利益上把医生和患者对立起来。但医改不能走回头路，仍要坚持既定的改革方向，形成多层次的医疗体系。对低收入群体国家财政要医保兜底，对中高收入群体可以通过买商业保险来实现。此外，还要推广家庭医生系统，培养足够多的全科医生，真正实行分级诊疗，避免基层诊所门可罗雀，而大医院人满为患的窘况。
　　除欧美外，我们也不妨参照台湾地区的经验。台湾医保制度曾赢得“全球第二”（仅次于瑞典）的声誉，其关键词是公平与效率。公平就是惠及全民，不分体制内外，更不能有特权阶层。效率就是大力发展私立医院。在台湾，健保支付没有公立、私立之分。台塑大王王永庆投资创办的长庚医院可谓名利双收，引发各大企业集团效仿，非公立医院纷纷涌现，满足了社会对医疗资源的需求。
　　医改如果不解决深层次的问题，将来，假如我们的医疗资源仍集中在大城市的“三甲”医院，假如特级病房仍占据过多医疗资源，假如私人医院仍以“老军医”为招牌，那么，贸然推行“全民免费医疗”，也只能重新回到“靠关系看病”的状况，只是“看上去很美”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