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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1月9日,全世界目睹了东欧剧变在前民主德国上演的惊人一幕,一直以来作为东西方两大阵营对抗标志的柏林墙被推倒了,大量东德人涌入西德。从当年的东欧剧变再到后来的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时至今日,20年已经过去了……
记者:1989年,冷战的象征柏林墙倒塌,两极格局开始瓦解,转眼间已经20年过去了,作为亲历者您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莫德罗:1989年柏林墙被打开、人们涌过边界的画面传向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但其实在这之前,也就是1989年9月6号,在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两大阵营的边界已经打开了。在这之后,民主德国的内部压力,也就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领导层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边界开放、柏林墙倒塌只是一个外部现象,其反映的内部事实是,在中东欧大多数国家,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失去了信心,或者说是与党和政府的领导层产生了距离。当时在欧洲实行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未来了。人们也渐渐认识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正在使苏联慢慢解体,也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变得强大和有现实性。
在民主德国,也开始了内部解体的过程。从1989年夏天开始,民主德国的领导层进入了群龙无首的处境,内部的剧变也慢慢开始显现。当时,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希望抓住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的契机,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邀请国外重量级的领导人来参加,希望重新获得民主德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实现内部的稳定。这个想法后来并没有实现。人们又产生了第二个想法,就是更换党的总书记。同年11月8日,统一社会党召开中央全会,会上昂纳克辞职,并亲自指定了接班人。虽然人事调整做出了,但没有伴随相关政策的讨论,总书记换人并没有解决统一社会党面临的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的发展。由于压力的增大,11月8日,整个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
偶然事件有时候也可以主导历史,11月9号晚上,在整个中央委员会正在就相关政策进行讨论之际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主持发布会的是政治局委员萨博夫斯基,当有记者问他,履行宪制的最新精神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一个最新精神是边界要打开。紧接着记者问,什么时候打开。他可能没有记清楚,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就随口说从现在开始打开。这时候中央委员会还在召开,委员们还在讨论相关政策,相关的决定也没有正式做出,但在新闻发布会上却被宣布。于是,两德边界被打开。
人们现在对当时的事件进行定性。有人说是一场剧变,有人说是一场革命,也有人说是一场反革命。作为亲历者,我认为这次事件实际上是从内到外爆发的一次大变革,民主德国发生了剧烈变化,其存在的基础已经瓦解了。
记者:在德国爆发的这场巨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莫德罗: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在民主德国实行的苏联模式。虽然之前也曾对这一模式进行过修正,但昂纳克一直坚持苏联模式,并把它作为民主德国的制度基础。苏联模式的核心就是在经济领域的集权。在所有权方面,也是单一的国有化,没有其他所有权形式。在民主发展方面,民众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要求没有被满足。
二是在当时德国分裂的情况下来自外部的影响。如果要采取武力解决德国分裂的现状,就有可能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在1989年的秋天实际上有这样的危险。当时的北约、华约两大阵营在德国边境布置了大量的军队和军事设施。而与此同时,就是自1989年夏天起,整个民主德国处于一个没有领导层的境地。这个局势直到我领导的新政府组成后才稳定下来。但是在外部,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影响可以说是对民主德国的直接干预。而对于这方面的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很多相关档案都被封存。
记者:目前,总体来讲欧洲的左翼政党正处于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您对此如何认识?
莫德罗:可以说欧洲的左翼政党都经历了20世纪的这场政治剧变,苏联解体对整个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欧洲左翼力量面临的危机还没有结束。总体上来说,欧洲的左翼力量还处于一个寻找出路和对策的过程中,也希望通过理论上的探讨找到应对危机的答案。目前,德国左翼党也处在一场对理论的反思中,也在寻找答案。当前,我们党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想法主要源自拉美。拉美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在欧洲获得了很大的反响。我认为讨论中国的模式也十分重要,但在讨论中,还没有太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我认为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是因为欧洲对中国的发展认识不够,将来应该进一步开展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这方面,欧洲和中国之间要加强对话和信息交流。只有更多的了解,才能有更多的信任。
记者:那么您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
莫德罗: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还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浪花,但很快就发展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独立和解放。今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又成功地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共有很多有特色的理论创新,中国的发展表明,这些理论创新可以很好地运用于实践。通过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处理了很多内部问题。尽管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困难,但中共总能克服这些问题,带领国家不断前进。而对我们最有启发的是,中国的发展没有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我们应该通过中国的经验,加强自身反思。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视同仁地同其他国家的政党发展平等关系,作为统一社会党的继任者——德国左翼党,也希望同中共进行交流与合作。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国60年来的发展?
莫德罗: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可以说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一个重大事件。50年前,1959年,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那次访问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当时中国并没有盲目地实行苏联模式。那是一次到一个十分遥远的,但又十分亲近的国家的旅行,这句话伴随了我一生。30年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今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已经成为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大国。但这个大国并不是一个想统治世界的霸权国家,而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和谐的国家。在国际上,中国向很多发展中国家伸出了援手,在国内,中国也努力使地区间向平衡的方向发展。中国建国60周年,将向世界传达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今天,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新中国60年国庆表示自己的祝贺。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形势?
莫德罗:国际秩序目前正处于一个调整、变革的时期。整个世界面临着紧张的局面、矛盾和危险,并有可能发生战争。因此,我们在21世纪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消除导致战争的冲突。直到今天,全世界仍然对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历历在目,没有人会否认恐怖主义的危险。但是,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希望通过在阿富汗发动战争战胜恐怖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相反,通过战争手段消除恐怖主义的做法只会助长恐怖主义的势力,无法解决问题。伊拉克战争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想我们整个世界发展的大方向就是营造和平的大环境。
目前,整个世界都在谈论石油、天然气能源的枯竭,也在担心水资源的缺乏,而世界人口还在不断增长当中。因此我们需要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面努力。今后人类的发展道路不能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要实现超越经济领域的综合发展。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该停止对钢铁、水泥等物资的巨大需求,而是用更节能的手段发展。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方面,也应该进行重新思考。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取得发展,而不是让他们依赖发展援助。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不应该期待回报,而且也不能担心这些国家的发展会带来以后的竞争对手。
当前的国际秩序已经逐渐失去作用,少数几个大国像世界政府一样试图解决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可行。我们应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把联合国作为解决问题的场合。要在各国一律平等的前提上,尽量实现各国平等,让发展中国家真正有发言权。在今天的世界,一个地区性的冲突很容易演变成为世界冲突,这个世界变得愈加难以管理了。如果人类要继续存在,就必须共同创造一个相互和平共处的环境。
(责任编辑:王栋)
记者:1989年,冷战的象征柏林墙倒塌,两极格局开始瓦解,转眼间已经20年过去了,作为亲历者您如何看待这段历史?
莫德罗:1989年柏林墙被打开、人们涌过边界的画面传向整个世界,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标志。但其实在这之前,也就是1989年9月6号,在匈牙利和奥地利之间,两大阵营的边界已经打开了。在这之后,民主德国的内部压力,也就是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领导层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边界开放、柏林墙倒塌只是一个外部现象,其反映的内部事实是,在中东欧大多数国家,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领导人失去了信心,或者说是与党和政府的领导层产生了距离。当时在欧洲实行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未来了。人们也渐渐认识到,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改革正在使苏联慢慢解体,也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变得强大和有现实性。
在民主德国,也开始了内部解体的过程。从1989年夏天开始,民主德国的领导层进入了群龙无首的处境,内部的剧变也慢慢开始显现。当时,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希望抓住民主德国建国40周年的契机,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邀请国外重量级的领导人来参加,希望重新获得民主德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实现内部的稳定。这个想法后来并没有实现。人们又产生了第二个想法,就是更换党的总书记。同年11月8日,统一社会党召开中央全会,会上昂纳克辞职,并亲自指定了接班人。虽然人事调整做出了,但没有伴随相关政策的讨论,总书记换人并没有解决统一社会党面临的危机,反而加剧了危机的发展。由于压力的增大,11月8日,整个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
偶然事件有时候也可以主导历史,11月9号晚上,在整个中央委员会正在就相关政策进行讨论之际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主持发布会的是政治局委员萨博夫斯基,当有记者问他,履行宪制的最新精神是什么的时候。他说,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一个最新精神是边界要打开。紧接着记者问,什么时候打开。他可能没有记清楚,也没有找到相关资料,就随口说从现在开始打开。这时候中央委员会还在召开,委员们还在讨论相关政策,相关的决定也没有正式做出,但在新闻发布会上却被宣布。于是,两德边界被打开。
人们现在对当时的事件进行定性。有人说是一场剧变,有人说是一场革命,也有人说是一场反革命。作为亲历者,我认为这次事件实际上是从内到外爆发的一次大变革,民主德国发生了剧烈变化,其存在的基础已经瓦解了。
记者:在德国爆发的这场巨变的原因是什么呢?
莫德罗: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当时在民主德国实行的苏联模式。虽然之前也曾对这一模式进行过修正,但昂纳克一直坚持苏联模式,并把它作为民主德国的制度基础。苏联模式的核心就是在经济领域的集权。在所有权方面,也是单一的国有化,没有其他所有权形式。在民主发展方面,民众在社会福利方面的要求没有被满足。
二是在当时德国分裂的情况下来自外部的影响。如果要采取武力解决德国分裂的现状,就有可能爆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在1989年的秋天实际上有这样的危险。当时的北约、华约两大阵营在德国边境布置了大量的军队和军事设施。而与此同时,就是自1989年夏天起,整个民主德国处于一个没有领导层的境地。这个局势直到我领导的新政府组成后才稳定下来。但是在外部,联邦德国对民主德国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这种影响可以说是对民主德国的直接干预。而对于这方面的情况,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很多相关档案都被封存。
记者:目前,总体来讲欧洲的左翼政党正处于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您对此如何认识?
莫德罗:可以说欧洲的左翼政党都经历了20世纪的这场政治剧变,苏联解体对整个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欧洲左翼力量面临的危机还没有结束。总体上来说,欧洲的左翼力量还处于一个寻找出路和对策的过程中,也希望通过理论上的探讨找到应对危机的答案。目前,德国左翼党也处在一场对理论的反思中,也在寻找答案。当前,我们党内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些想法主要源自拉美。拉美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在欧洲获得了很大的反响。我认为讨论中国的模式也十分重要,但在讨论中,还没有太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讨论。我认为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是因为欧洲对中国的发展认识不够,将来应该进一步开展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在这方面,欧洲和中国之间要加强对话和信息交流。只有更多的了解,才能有更多的信任。
记者:那么您如何认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
莫德罗:20世纪初,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时候,还只是历史洪流中的一朵浪花,但很快就发展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独立和解放。今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又成功地实现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共有很多有特色的理论创新,中国的发展表明,这些理论创新可以很好地运用于实践。通过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处理了很多内部问题。尽管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和困难,但中共总能克服这些问题,带领国家不断前进。而对我们最有启发的是,中国的发展没有照搬其他国家的模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国情。我们应该通过中国的经验,加强自身反思。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一视同仁地同其他国家的政党发展平等关系,作为统一社会党的继任者——德国左翼党,也希望同中共进行交流与合作。
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您如何看待中国60年来的发展?
莫德罗:新中国成立60周年可以说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一个重大事件。50年前,1959年,我第一次访问了中国。那次访问给我留下了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就是当时中国并没有盲目地实行苏联模式。那是一次到一个十分遥远的,但又十分亲近的国家的旅行,这句话伴随了我一生。30年前,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今天,中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已经成为一个能够影响世界的大国。但这个大国并不是一个想统治世界的霸权国家,而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和谐的国家。在国际上,中国向很多发展中国家伸出了援手,在国内,中国也努力使地区间向平衡的方向发展。中国建国60周年,将向世界传达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中国将在国际上拥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今天,我也想借此机会向新中国60年国庆表示自己的祝贺。
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形势?
莫德罗:国际秩序目前正处于一个调整、变革的时期。整个世界面临着紧张的局面、矛盾和危险,并有可能发生战争。因此,我们在21世纪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消除导致战争的冲突。直到今天,全世界仍然对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恐怖袭击历历在目,没有人会否认恐怖主义的危险。但是,有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美国希望通过在阿富汗发动战争战胜恐怖主义是不可能成功的。相反,通过战争手段消除恐怖主义的做法只会助长恐怖主义的势力,无法解决问题。伊拉克战争同样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我想我们整个世界发展的大方向就是营造和平的大环境。
目前,整个世界都在谈论石油、天然气能源的枯竭,也在担心水资源的缺乏,而世界人口还在不断增长当中。因此我们需要朝着可持续发展的方面努力。今后人类的发展道路不能只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要实现超越经济领域的综合发展。在未来的发展中,我们应该停止对钢铁、水泥等物资的巨大需求,而是用更节能的手段发展。在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方面,也应该进行重新思考。要帮助发展中国家取得发展,而不是让他们依赖发展援助。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不应该期待回报,而且也不能担心这些国家的发展会带来以后的竞争对手。
当前的国际秩序已经逐渐失去作用,少数几个大国像世界政府一样试图解决问题变得越来越不可行。我们应该加强联合国的作用,把联合国作为解决问题的场合。要在各国一律平等的前提上,尽量实现各国平等,让发展中国家真正有发言权。在今天的世界,一个地区性的冲突很容易演变成为世界冲突,这个世界变得愈加难以管理了。如果人类要继续存在,就必须共同创造一个相互和平共处的环境。
(责任编辑: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