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9年12月10日,诺贝尔经济学奖首次颁发,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荷兰经济学家丁柏根因创立计量经济学、运用动态模型分析经济活动而共同获得首次设立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则是10多年以后的事情。而把包括计量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引入中国的西方学者中,其中一位正是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家丁柏根的学生威廉姆·霍文克(Willem Houwink),一位同样来自荷兰的经济学家,被认为是把西方经济学体系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我最初的两届学生最优秀”
1980年,应中国政府邀请,美国教育界组织了一个16人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着手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等问题,并与邓小平等就中国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
执教于内华达州大学经济系的霍文克有幸成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们访问了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李鹏、邓颖超等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了我们。”
1983年,霍文克教授受聘来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1980年第一次来中国时,复旦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大学就邀请我留下来,而经过考虑,我最终选择了对外经贸大学。”也许,一所经济贸易领域的专科院校更能吸引霍文克教授。
“不知霍文克教授对自己的中国学生印象如何?”笔者问。
“始初,当我提问题时,所有的学生都低头,他们害怕因回答错误而丢面子。没有动力,就没有行动,所以我就给学生的课上表现打分,然后记入学期总分:5分、6分、7分。后来,我的学生慢慢地都抬起了头。”霍文克教授说,“中国人总是害怕丢面子,我自己也常犯错误。但是该改的时候还是要改。上课时,我在黑板上写着写着就意识错了,然后我就对学生说,‘哦,我弄错了’!”
霍文克认为,1983年和1984年的学生是他所有学生中最优秀的,他们很多都经历过“文革”,之前都是通过自学才考上大学的。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恰好是对外经贸大学83级的研究生:“1983年,我在读研究生,第一次听霍文克教授的讲座,我们都被震住了,讲的都是些图表,以前从没看见过。”
据林副校长介绍,在那个时候霍文克教授就开始讲环境经济学:“什么臭氧、地球变暖之类。然而当时我们就只想着怎样发展生产,怎样实现现代化,对保护环境基本没有什么意识,现在才觉悟太晚了。”现在,霍文克教授仍极力在对外经贸大学推进环保观念。
25年来,霍文克教授还为学校资助了计算机等教学设备,并把自己所有的经济学图书都捐给了学校,还资助了很多贫困家庭的学生。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合作处的严红卫老师说:“霍文克教授一直偏爱家境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学生,并资助了大批的学生。”
据林副校长粗略统计,霍文克教授在过去的25年来为经贸大学培养了约500名研究生。对此,霍文克老先生笑了笑:“在对外经贸大学,我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等都讲过了,课程安排得非常紧,所以我就没有时间旅游,也没有时间学汉语,这是我最遗憾的事!”
但霍文克却收获了友谊:“我和很多学生都保持着联系,在美国,我把很多来自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带到我那儿,我和很多我的中国学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在中国重新收获信任
霍文克教授强调,他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信任感。也许,友谊最深刻的本质就是信任,而他对信任的理解又更加深刻。
二战期间,霍文克曾参与了犹太人民的反战运动。自1942年起,他被关押在集中营长达3年之久。这次可怕的经历,使霍文克精神上受到巨大伤害:“我没法相信任何人,即使最好的朋友也可能为了一片面包而相互背叛,饥饿太可怕了。之后,我根本没办法相信其他人,我很孤独。”
“来中国后,我发现中国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忠诚,朋友之间可以相互信任。在自己的朋友圈子内,即使有人犯了错误,他们仍然是朋友;但如果是美国人,朋友们会转身就走。”
多年来,霍文克教授游历过约60个国家,并在10个国家工作和生活过。但是,“只有在中国,我才得到了充分的信任。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3对中国夫妇,他们都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居住、生活,就像和他们的父辈一起生活。我非常高兴,但我并没有同意,因为美国政府不为在境外工作的美国人支付医疗保险费用。”
来中国后,霍文克教授的交通工具很多时候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骑自行车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项运动。“我非常惊奇,很多中国人骑自行车根本不用力,都坐在车座上蹬得非常悠闲,速度也非常慢;在美国和欧洲,骑车要用尽四肢的力量。5年前,我的学生不让我再骑车了,因为年龄问题吧,我也随了他们的意了。”
难怪,霍文克教授总说:“我最好的朋友都在中国,不是在我的祖国,也不是在美国。”这话似乎充满了矛盾,却又异常深刻,正如那经典的电影台词,“美国是我的祖国,巴黎是我的故乡。”
价值观的变化
采访前,笔者以为霍文克先生会像许多的老外一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印象最深。结果,他的见解更像出自一位社会学家。
“近30年来,中国人价值观和思想的变化之大,令人惊讶。以前,孩子在学校要遵守校规,在家里要听从父母,他们很少自己做出决定;现在的年轻人正在改变这一现象,他们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的自由,他们都说,‘给我10年的时间,我们就是领导者,因为我们了解这个新世界。’这就是新一代。对于年轻一代,他们的父母可能并不太理解自己孩子的想法。”
难怪,霍文克教授的中国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你是唯一一个不说汉语的中国人。”
同时,霍文克教授也指出:“很不幸的是,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总是以金钱来衡量,而不问他或她是不是一个好人,一个幸福的人,是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好的父亲或好的妻子,是不是乐于帮助别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霍文克教授认为,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中国人来说,责任是一个新内容。中国人很怕丢面子,所以承担责任的大都是集体,而不是个人。个人放弃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霍文克教授以坚定的语气接着说:“绝对的自由是混乱,绝对的责任是停滞。没有忠诚的爱是冲动,没有爱的忠诚是残酷。”言谈间,这位经济学教授从一位社会学家升华为一位哲学家。
金融危机带来的囚徒困境
来中国之初,霍文克并没有预见到中国会发展得这么迅速。但他说:“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先进,中国人也非常善于学习、模仿别人。在中国成立一个公司比在日本要容易得多。”
眼下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也同样引起了霍文克教授的高度关注。霍文克说:“这是一个残酷的体系,一个公司的CEO为此而辞职,但公司倒闭导致所有的员工都失业了。结果就是CEO高兴,因为他的工资足够高,而其他几万人都不高兴。”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的黑洞越来越深,似乎看不到底。我们现在就陷入了博弈论所说的“囚徒困境”,即通常我们讲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中资银行也受到影响,中国对外开放银行业的深度是否应该有所控制,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这样我们自身的风险也可以在全世界分散。”的确,经济学界都在思考是否应该提倡全球化,自由贸易所倡导的开放观念受到了挑战。
“资金总是充满了流动性,这我们都共知。我们其实不知道,怎样一个价格水平才真正反映了价值,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向市场提供了过多的流动性,而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任何一个体系都有自身的欠缺。
计量经济学在中国的引入则是10多年以后的事情。而把包括计量经济学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引入中国的西方学者中,其中一位正是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家丁柏根的学生威廉姆·霍文克(Willem Houwink),一位同样来自荷兰的经济学家,被认为是把西方经济学体系引入中国的第一人。
“我最初的两届学生最优秀”
1980年,应中国政府邀请,美国教育界组织了一个16人代表团来中国访问,着手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和教育体制改革等问题,并与邓小平等就中国的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
执教于内华达州大学经济系的霍文克有幸成为代表团成员之一。“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们访问了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和对外经贸大学,李鹏、邓颖超等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招待了我们。”
1983年,霍文克教授受聘来到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1980年第一次来中国时,复旦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大学就邀请我留下来,而经过考虑,我最终选择了对外经贸大学。”也许,一所经济贸易领域的专科院校更能吸引霍文克教授。
“不知霍文克教授对自己的中国学生印象如何?”笔者问。
“始初,当我提问题时,所有的学生都低头,他们害怕因回答错误而丢面子。没有动力,就没有行动,所以我就给学生的课上表现打分,然后记入学期总分:5分、6分、7分。后来,我的学生慢慢地都抬起了头。”霍文克教授说,“中国人总是害怕丢面子,我自己也常犯错误。但是该改的时候还是要改。上课时,我在黑板上写着写着就意识错了,然后我就对学生说,‘哦,我弄错了’!”
霍文克认为,1983年和1984年的学生是他所有学生中最优秀的,他们很多都经历过“文革”,之前都是通过自学才考上大学的。
对外经贸大学副校长林桂军教授恰好是对外经贸大学83级的研究生:“1983年,我在读研究生,第一次听霍文克教授的讲座,我们都被震住了,讲的都是些图表,以前从没看见过。”
据林副校长介绍,在那个时候霍文克教授就开始讲环境经济学:“什么臭氧、地球变暖之类。然而当时我们就只想着怎样发展生产,怎样实现现代化,对保护环境基本没有什么意识,现在才觉悟太晚了。”现在,霍文克教授仍极力在对外经贸大学推进环保观念。
25年来,霍文克教授还为学校资助了计算机等教学设备,并把自己所有的经济学图书都捐给了学校,还资助了很多贫困家庭的学生。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合作处的严红卫老师说:“霍文克教授一直偏爱家境贫寒但成绩优秀的学生,并资助了大批的学生。”
据林副校长粗略统计,霍文克教授在过去的25年来为经贸大学培养了约500名研究生。对此,霍文克老先生笑了笑:“在对外经贸大学,我把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等都讲过了,课程安排得非常紧,所以我就没有时间旅游,也没有时间学汉语,这是我最遗憾的事!”
但霍文克却收获了友谊:“我和很多学生都保持着联系,在美国,我把很多来自对外经贸大学的学生带到我那儿,我和很多我的中国学生成为了最好的朋友。”
在中国重新收获信任
霍文克教授强调,他在中国获得了更大的信任感。也许,友谊最深刻的本质就是信任,而他对信任的理解又更加深刻。
二战期间,霍文克曾参与了犹太人民的反战运动。自1942年起,他被关押在集中营长达3年之久。这次可怕的经历,使霍文克精神上受到巨大伤害:“我没法相信任何人,即使最好的朋友也可能为了一片面包而相互背叛,饥饿太可怕了。之后,我根本没办法相信其他人,我很孤独。”
“来中国后,我发现中国人有一种非常重要的品质——忠诚,朋友之间可以相互信任。在自己的朋友圈子内,即使有人犯了错误,他们仍然是朋友;但如果是美国人,朋友们会转身就走。”
多年来,霍文克教授游历过约60个国家,并在10个国家工作和生活过。但是,“只有在中国,我才得到了充分的信任。我举一个例子,曾经有3对中国夫妇,他们都希望我能和他们一起居住、生活,就像和他们的父辈一起生活。我非常高兴,但我并没有同意,因为美国政府不为在境外工作的美国人支付医疗保险费用。”
来中国后,霍文克教授的交通工具很多时候是一辆永久牌自行车,骑自行车是他非常喜欢的一项运动。“我非常惊奇,很多中国人骑自行车根本不用力,都坐在车座上蹬得非常悠闲,速度也非常慢;在美国和欧洲,骑车要用尽四肢的力量。5年前,我的学生不让我再骑车了,因为年龄问题吧,我也随了他们的意了。”
难怪,霍文克教授总说:“我最好的朋友都在中国,不是在我的祖国,也不是在美国。”这话似乎充满了矛盾,却又异常深刻,正如那经典的电影台词,“美国是我的祖国,巴黎是我的故乡。”
价值观的变化
采访前,笔者以为霍文克先生会像许多的老外一样,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印象最深。结果,他的见解更像出自一位社会学家。
“近30年来,中国人价值观和思想的变化之大,令人惊讶。以前,孩子在学校要遵守校规,在家里要听从父母,他们很少自己做出决定;现在的年轻人正在改变这一现象,他们总是希望得到更多的自由,他们都说,‘给我10年的时间,我们就是领导者,因为我们了解这个新世界。’这就是新一代。对于年轻一代,他们的父母可能并不太理解自己孩子的想法。”
难怪,霍文克教授的中国朋友半开玩笑地说:“你是唯一一个不说汉语的中国人。”
同时,霍文克教授也指出:“很不幸的是,现在中国人的生活总是以金钱来衡量,而不问他或她是不是一个好人,一个幸福的人,是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好的父亲或好的妻子,是不是乐于帮助别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霍文克教授认为,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中国人来说,责任是一个新内容。中国人很怕丢面子,所以承担责任的大都是集体,而不是个人。个人放弃承担责任,也就意味着放弃了自己的权利。”
霍文克教授以坚定的语气接着说:“绝对的自由是混乱,绝对的责任是停滞。没有忠诚的爱是冲动,没有爱的忠诚是残酷。”言谈间,这位经济学教授从一位社会学家升华为一位哲学家。
金融危机带来的囚徒困境
来中国之初,霍文克并没有预见到中国会发展得这么迅速。但他说:“很多国家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科学技术先进,中国人也非常善于学习、模仿别人。在中国成立一个公司比在日本要容易得多。”
眼下这场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也同样引起了霍文克教授的高度关注。霍文克说:“这是一个残酷的体系,一个公司的CEO为此而辞职,但公司倒闭导致所有的员工都失业了。结果就是CEO高兴,因为他的工资足够高,而其他几万人都不高兴。”
目前,美国次贷危机的黑洞越来越深,似乎看不到底。我们现在就陷入了博弈论所说的“囚徒困境”,即通常我们讲的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
“因为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中资银行也受到影响,中国对外开放银行业的深度是否应该有所控制,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程度,这样我们自身的风险也可以在全世界分散。”的确,经济学界都在思考是否应该提倡全球化,自由贸易所倡导的开放观念受到了挑战。
“资金总是充满了流动性,这我们都共知。我们其实不知道,怎样一个价格水平才真正反映了价值,所以,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时候向市场提供了过多的流动性,而出现问题的时候,已经晚了。”任何一个体系都有自身的欠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