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的农历新年假期因新冠肺炎疫情一延再延。
　　先是国务院宣布法定上班日从1月31日延后至2月3日，紧接着，上海、北京、广东、山东等省市又将这一日期进一步延长至2月10日。
　　這个一再延长的春节让钉钉的流量峰值较平时增加了100倍，阿里云因此临时扩容了10万台云服务器。一家被腾讯投资的在线教育服务商，业务咨询量增加了8倍，其100人的小团队从年初三（1月27日）开始远程上班，有些员工过年回家没带电脑，公司甚至紧急网购了一批电脑邮寄过去，以方便他们加班。
　　同样流量大涨的还有线上娱乐、游戏和影视等领域的公司，以及叮咚买菜、盒马鲜生、京东等电商，这些零售商的生鲜业务订单增长了至少3倍—需求的暴涨使得他们不得不以“共享员工”的名义临时招募餐饮店员工去仓库分拣蔬菜，并将原本配送餐饮的车手重新训练为配送生鲜的司机。
　　但这些上涨的部分，只是中国庞大经济市场的零星一角。1月29日开始，星巴克、宜家、优衣库、耐克等全球大型零售商，以及希尔顿等酒店品牌相继宣布关闭至少一半的在华门店。肯德基、必胜客的母公司—百胜中国仍在开业的门店同店销售额同比下跌50%，IDC则预计1月至2月国内整体手机市场将面临约40%的同比下滑。上海和香港的迪士尼乐园也停止了营业。
　　2019年的春节，从除夕至正月初六，中国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达到10050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旅游总收入5139亿元，电影票房收入也实现68.68亿元。
　　2020年的春节—这个意外漫长的假期，以上数字中的绝大部分都要归零。

现金流：6个月是黄金生命线

　　政府为控制疫情蔓延而做的努力，代价却是中断了经济。往年春节，靠着初一到初三的三薪，莆田餐厅上海七宝店的员工李佳至少能赚上千元。但今年，她从年初一开始，至今没回餐厅上过班。全国人民被建议“最好不要出门”的这个长假，李佳和其他十多位同餐厅员工住在员工宿舍隔离。他们被隔离的前一天—2020年1月23日，武汉发出了封城的消息。
　　另一家餐饮品牌云海肴也在武汉封城的消息发出后关闭了全国的140多家门店，总共4000名员工进入待业状态。
　　春节本是餐饮业旺季。现在，它成了所有餐饮业老板和员工的噩梦。“无论是营收断崖，还是库存积压，其实和同行都差不多……惨状和困境是显而易见的。”云海肴在给《第一财经》杂志的回复中说。相比病毒传染，李佳说她更担心的是收入变低。
　　这些餐饮企业可能很快就会彻底发不出薪水。2月1日，在全国60多个城市拥有400多家直营门店的西贝创始人贾国龙对媒体表示“现金流只够发3个月工 资”。
　　“感觉整个餐饮行业可能真的是有巨大的危机了。”安歆集团对《第一财经》杂志说，这家在上海经营长租公寓项目的创业公司，和同城另一家生鲜电商叮咚买菜，共同向餐饮业发出了“共享员工”的招募倡议。起初没什么餐饮业响应，直到贾国龙的发言让整个行业开始紧张起来。紧接着，盒马在2月3日跟进了同样的招募计划，消息一发出，招募页上联络员的电话就被“打爆”了。
　　李佳在2月6日进入了叮咚买菜的仓库做水果分拣工作。云海肴也向盒马输送了400名员工，但这也只解决了它1/10的员工安置问题。
　　在餐饮领域投资了十几家企业的投资机构星瀚资本合伙人杨歌对《第一财经》杂志称，疫情出现之后，他们迅速调研了被投对象对疫情的承受能力，结果显示：只有5%的企业认为没有影响，而有20%的企业觉得疫情带来的影响是致命性的—它们的业务量会因此减低80%以上。
　　“‘黄金生命线’就是要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能撑6个月时间，大多数企业都无法撑过6个月。”杨歌说。
　　零售业的状况与餐饮业差不多。设计师品牌Le Fame在线下有70多家门店，尽管万达、太古、大悦城等商业地产商相继推出了减租政策，但房租成本只占到Le Fame总成本的20%。创始人王漫修对《第一财经》杂志称，最大的问题是“现在所有进项为零”，他看了大部分同行的状况，“很多国内大品牌线下跌幅在70%以上，Le Fame的跌幅也差不多。”王漫修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五一”前销售进项忽略不计。飞跃经销商、鞋履集合品牌Culture Matters的创始人田波则说他的现金流最多支撑3个月，而大孚飞跃在温州瑞安的代工厂员工甚至一度不被当地政府允许下楼。“只要物流通了，仓库的现货可以发，生产线动起来还比较麻烦。”田波说，工厂和园区申请到的最早开工日期也要2月底。
　　如果这些连锁企业撑不过这段时间，或者到了下半年还不能恢复元气，企业服务（SaaS）公司易快报的收益就会受到影响。比如云海肴自2017年起就采购了易快报的“线上报销系统”，每年9月都是它向易快报定期支付软件服务年费的时间。
　　“如果这部分企业大面积消亡，这部分的续费就会亏空。”易快报创始人马春荃对《第一财经》杂志说，考虑到他们的客户一半来自像云海肴这样需要及时对账的连锁型消费企业和服务业，并且一半是中小企业，他们从2月3日就开始盘点调研客户在春节长假之后的经营状况。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坏账”，马春荃修改了公司年前定好的预算，将原计划今年第一季度实现的销售额和费用计划挪到了第二季度，原先的第二季度预算则延后至第三季度执行—相当于易快报将“第一季度”从公司全年的营收预期和投放计划里直接砍掉。

国家、地方政府及海外实施的隔离措施

　　“这就像多米诺骨牌：下游企业可以和上游企业谈判（延长账期），那么上游企业就还要和更上游的去谈……这个时候整个产业链条就会拉紧，而这种拉紧程度最终会有一个极限。”杨歌说，经历了2019年的“经济调整期”，产业链的相互适应能力在疫情发生前就处于低位。
　　事实上不止餐饮、零售和旅游业，大部分中小企业都面临现金流考验。
　　按中国企业级云服务创始人社群“崔牛会”的负责人崔强的调研，在SaaS领域，“大部分企业的规模是300人到1000人，只有大概10%到15%的企业是甲骨文、SAP、腾讯、阿里巴巴这种上市公司。”这些企业都尚未在财务上做到收入和支出“打平”。2月11日，崔牛会在微信公众号上发表了由238家企业联名的《来自SaaS行业的一封公开信》，以疫情为背景，倡议建立以互助自救为目的的产业联盟，同时呼吁国家为保护SaaS这个新生产业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一天后，崔强在这篇公开信的评论区留言，将签名企业增补到了290家。易快报、北森、石墨文档……甚至行业独角兽纷享销客、2019年已经上市的微盟都在名单之列。
　　易快报目前的员工数是300人，纷享销客的团队规模为600多人。《第一财经》杂志调研获悉，互联网软件企业最大的成本项目就是人工，而过去几年的投资泡沫又加剧了企业方雇佣技术员工的成本压力—以一个程序员年均收入45万元计算，一个SaaS企业如果要养活拥有300个程序员的技术团队，一年的成本投入（员工薪酬 企业分摊的五险一金 分摊到个人的办公成本）至少要1.75亿元。
　　疫情造成的企业停工，加剧了这种收支不平衡。长远来看，疫情让每家公司多少都了解到了数字化办公的重要性，但这个特殊假期中，那些流量爆增的在线会议系统只是SaaS领域最简单的功能服务，且它们中大量还是免费产品。
　　但CRM这样的业务型产品，包括报销、OA、ER P 等，因为需要进入客户办公室面对面讨论需求，需要技术人员进场部署，短期内市场推进会延后二三個月。易快报和纷享销客主营的都是这种产品。
　　马春荃说，他们实际接到的新增需求在减少。易快报还算幸运，2019年10月它刚从红杉资本中国基金、老虎环球基金和一批老投资人那里获得5000万美元融资，马春荃预计这笔钱至少可以让他的团队撑一年。而纷享销客的上一笔公开融资，还是2018年1月从金蝶获得的5000万美元。
　　“风险投资从来都是锦上添花，不会雪中送炭。”纷享销客创始人罗旭对《第一财经》杂志说。他没有透露春节期间已经接触过几家投资机构。尽管北京市政府在2月初发文，要求银行融资渠道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撑力度，但罗旭表示，互联网创业公司很难通过该渠道获得足够融资，因为达不到银行要求的资产抵押条件。这类企业唯一的资产就是人。
　　崔强估计，大概有30%的SaaS公司挺不过眼下这一关。在他发起的行业微信群里，多名创始人都在讨论“如何处理裁员或降薪”的问题。
　　整个2月，为了保护现金流健康，创始人和高管团队带头的“全员减薪”在互联网创业公司中已经不再是新闻。企业家们其实连协议降薪都不知道如何处理，因为这在劳动法上仍然是个空白。
　　春节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发薪日之前，重新核定全年预算，预估业绩亏损，盘点手头的现金储备，然后倒推出“全员降薪”的比例和需要执行特殊工资政策的时长—各家企业的管理层，为了这个议题都没少开各种远程办公会。过去他们习惯了靠风险投资烧钱扩张，现在“降薪”成了最管用的活命对策。

2003年、2019年不同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变化

　　“全员底薪降一半，上个财年的年终奖也泡汤了。肯定有人会在底下抱怨，跑到脉脉上吐槽，但目前没一个人敢提出离职。谁都知道现在这年景辞职出去找工作更难。”一位总部在北京的技术创业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杨歌也在让他的被投公司梳理现金流，要求它们短期之内首先做到成本控制，然后延长自己的黄金生命线，“从3个月到6个月甚至更长，”杨歌说，“但你说企业怎么控制现金流？就是裁员，这些事情很敏感，没有办法讨论。”

“世界工厂”缓慢重启

　　因为账期更长，制造业暂时还不需要像服务业那样直面现金流危机，它们的考验是艰难复工。
　　截至2月13日，宁波市鄞州区大约100家汽车零部件厂商中复工的企业只有10家。“很多外地的人没办法进到宁波来，他们很想回宁波，但宁波这边要求除非工厂自己配备员工宿舍，而且达到防疫标准……否则，按街道要求，只要你是外地来的，一律都是拒收，如果（接收）一经发现的话，租房的房东都要进行1800块钱的处罚。”宁波市鄞州区汽车零部件商会会长金莺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但是鄞州区大部分企业都是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并没有员工宿舍。在该区注册公司的小匠物联有多位员工在春节期间接到房东电话通知“不要回来了”。 　　“你既想要这些人赶快回厂复工，然后你又不让人进来，就是这样子。”小匠物联创始人米雪龙对《第一财经》杂志说。这家创立于2015年的公司，目前员工规模30人，为各大家电和消费电子品牌设计和供应物联网方案及芯片。
　　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宁波对当地企业复工实行审批制，企业负责人需要带着防疫计划向企业注册地所在街道申请。这份“防疫计划”包括企业负责人为开工配备了多少防疫物资，是否有员工宿舍以及员工是否有私家车，如果没有，公司是否可以派车接送等方面的计划，总之是要对员工上下班出行轨迹实行点到点的管控。要走完整个申请流程，需要填写很多表格，而当地街道、防控办公室以及当地相关行业的经信委、发改委都会派小组到企业实地查看。
　　最终决定复工顺序的，并不止企业提交的“防疫计划”，还要看“纳税额、人头和营收”三个指标，即产值规模大、纳税额高的企业可以优先在2月10日复工，像小匠物联这种规模的公司只能等到2月20日之后。
　　就算拿到复工审批，工厂里的工人也不一定回得来。
　　截至2019年年底，宁波市常住人口603万人，流动人口超过480万，这意味着如果480万外来务工人员不能在疫情防控敏感期顺利回到宁波，这个区域的工厂就只能陷入瘫痪。
　　2月12日，宁波鄞州区区政府挂出招工文件，但是为制造业临时招募有专业能力的“共享员工”，难度要比零售业大多了。
　　宁波的复工方式和现状是全国各地复工的缩影。郑州万特电气行政总裁李长松整个假期都在忙着为公司采购口罩和消毒水，按照当地要求，他必须备够260名员工14个工作日的防疫物资才能申请复工。这家公司主要为各电力公司生产培训使用的电气设备。

　　担心疫情影响员工回到工作岗位，李长松从初五开始就号召员工往公司赶，因为就算回来了，“省外员工还要隔离14天，省内员工隔离7天”。期间，他时不时地还要为员工解决“高速公路下不来”的问题。这家公司所在的郑东新区第一批只批复了包括格力在内的30家企业复工，李长松已经把审批材料交上去了，得到的通知是2月14日可以复工。
　　制造业需要面对的生存问题会滞后，但不会消失。
　　往年，以宁波当地的风扇企业为例，从开年就会开始大批量生产电风扇，然后在3月投放南方市场。如果疫情导致工厂2月底、3月初才能正常开工，经过生产、组装、仓储、物流等分销环节，产品大約要到4月才能上架销售。这个时候，广东、福建甚至湖南等省市都已经开始进入初夏。淘宝上的电风扇销售从2月就开始攀升，而宁波这些风扇企业经销商的仓库里，可能还积压着年前储存的电暖器库存。
　　如果眼下的复工问题不能及时解决，几个月后，新的问题将陆续在整个制造业的供应链上产生。
　　根据上述多家制造业企业向《第一财经》杂志提供的数据，很多工厂的原材料、零部件库存会在一两个月内见底。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与芯片制造相关的企业会提前加库存，“但关键问题在于，这时候不是看你长板有多长，而是短板会决定你的命运。”米雪龙说，开工需要备足的各种原料物资中，很难预估哪一种会突然不够用。面对这种不确定性，在现金流压力下，他们实际难以再做一轮补货。
　　与发生SARS疫情的2003年相比，中国的经济规模成长了4倍，比体量更重要的是，中国在这17年间进一步奠定了它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世界工厂”的位置：从效仿“亚洲四小龙”、以来料加工为主的简单加工业，加速转向为中高端、全产业链生产。生产对象不再只是打火机和鞋子，而是变成了汽车零部件和消费电子。
　　产品结构的转化，将使得中国工厂的复工难问题和现金流危机进一步传导至全球产业链。
　　以汽车零部件为例，汽车制造商现代被迫在2月第一周关闭了其在韩国的工厂，而大众将中国工厂的恢复生产时间推迟至2月17日。由于受来自中国的零部件供应中断的影响，FCA于2月17日宣布暂时停产菲亚特500L车型，该车型的工厂位于塞尔维亚。

北上广深针对受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实施的部分扶持救助政策

　　从原定2月10日全员复工，延期至2月14日但没有成功，随后好不容易才向政府争取到2月17日的开工权—员工规模在数年前就已经达到30万人的富士康郑州工厂，在做足了各种防疫监控措施之后终于复产。这个工厂一直是苹果iPhone的重要生产基地。但是，为了激励在职员工尽快返岗，富士康给员工们发短信，告诉他们如果省内非疫区在职员工在2月29日前返岗、外省员工满足留观期在3月7日返岗的，都将得到一笔3000元的奖金。此外工厂还启动了对外招聘，报名成功且满足隔离时间要求的新员工，也能获得3000元的入职激励奖金。
　　就在富士康郑州工厂复产当日，苹果公司宣布下调今年第一季度营收预期，解释是“复工的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要慢”。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中国电气和电子零部件的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30%，是德国出口额的5倍。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认为，要重启这个世界工厂比2003年时更加困难。
　　“很多经济学家拿这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跟SARS比，说GDP下滑多少多少，实际上没有可比性。”刘晓春对《第一财经》杂志说，2003年SARS危机爆发时，他在中国农业银行香港分行任职，从香港行经深圳时，他感觉出入自由，当地市民的生活也如常。深圳紧邻疫情中心广州，而广州和北京也只是封闭隔离了几栋楼，并没有封城，全国亦没有阻止大规模人员流动。 　　防疫隔离程度不同，会导致事后恢复时面临的经济挑战的不同。目前宏观经济学家提出的救市策略，包括扩大财政赤字、增发国债和银行贷款、量化宽松等，在刘晓春看来都只适用于应对经济下行，“我们现在面临的不是经济下行，而是经济停顿。”他说，经济下行是经济学的显学，经济停顿却不是。
　　以宁波和郑州为代表的多地政府都采取了“大企业优先复工”的原则，但这并不能保证整体供应链的循环。
　　以宁波市江东区的韵升股份为例，这家公司主要生产用于电视机、手机以及汽车的音箱、喇叭等零部件上的磁性材料，是当地第一批获得审批复工的企业之一，员工到岗率也达到了6成。但是合作伙伴的复工难成为它们的新瓶颈，“帮我们处理某些工艺的外协单位，规模会比较小一点，大企业里一个工序没有到位，还可以让其他人填进去，小公司少一个人，其他人就可能顶不上。”韵升股份发言人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韵升所担忧的还不包括这些产业链上的中小企业因现金流问题索性破产的可能性。刘晓春称，2003年SARS疫情结束后，江浙一带的中小企业出现倒闭潮，不排除新冠病毒疫情结束后这种局面会再现。
　　和零部件库存是否安全由短板决定一样，供应链是否能重新循环，遵循的也是同一法则。
　　“物流中断和疾控措施引发的产业链、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冲击比中美贸易摩擦要大得多，并且一旦中断，形成了转移替代，部分行业30年的制造业基础丢了，很难再找回来。”清华产业转型顾问委员会主席黄奇帆在第一财经发表文章说。

是V型，还是U型

　　每位经济学家都预期经济会重新恢复增长，刘晓春和黄奇帆都不否认这一点。他们参照的，基本都是2003年SARS疫情后中国经济快速走出的V曲线。
　　中金公司在针对新冠疫情对经济增长影响所撰写的研究报告中分析指出，相比17年前，中国整体产业结构已发生较明显变化，第三产业占GDP份额从2003年的42%增长到2019年的54%，“仅看这单一指标可能会得出这一结论，即若疫情对服务业的冲击更明显，则对经济增长的拖累也就更大。”如同阿里巴巴CEO张勇在2月13日的公司财报电话会上所说，“是V型还是U型，主要看还需要多少时间疫情才能结束。
　　如果说需要很长的时间疫情才能结束，那可能需要更加长的时间（经济）才可以复苏。”
　　每家公司的CEO都在未雨绸缪，他们都认为即便当下自身产业看似平静，不像餐饮业和旅游业那样已经站在悬崖边上，但风暴距离他们并不遥远。
　　小米和美团向“央行抗击疫情专项再贷款”项目提出了几十亿元规模的融资需求，首轮申请被政府驳回，该消息引发了舆论对两家公司“侵占中小企业资源”的质疑，但它反映了两家公司的真实危机。即便是大公司，也并不等于都是安全的。
　　“这次疫情除了暴露政府防疫管理上的问题，也暴露了商业机构追捧的‘轻资产’概念存在的问题。”刘晓春说，纯粹的贸易模式和“零库存、高周转”等一度被奉为经营法则的模式，在这场疫情中受到挑战。

2003年SARS疫情前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同比增速变化

中国企业综合税费成本构成

　　小米和美团都可以看作轻资产模式的公司，这个名单如果拉长，还可以再加上腾讯、阿里巴巴、拼多多、携程。
　　阿里巴巴旗下的盒马鲜生因需求激增获得了鲜见的疯狂增长，但阿里巴巴主营的淘宝和天猫平台因为全国物流配送系统的中断，都面临着历年少有的压力。“食品、生活用品、快销品这些品类，还是有非常快的增长。像服装和消费电子的产品，确实会有挑战……不排除它是一个较大幅的放缓。”张勇说。
　　根据阿里巴巴提供给商家的数据，包括优衣库、雅诗兰黛等在内，其平台上大品牌商家的日均销售额相比2019年1月至2月下降了40%到80%。这意味着阿里巴巴的同季营收会产生同比例的下降。
　　春节期间，阿里巴巴的菜鸟物流运力降至不到20%，没有自建物流的拼多多的情况还要更糟，它一度重新强调了创始人手中的另一块业务—游戏。
　　谁也无法能确定疫情实际会持续多久。乐观一点看，它会是商业社会的一次优胜劣汰;同时，它也在悄悄改变着商业世界的很多秩序细节，让一些多年来已经明显滞后的经济政策，有了些许松动的迹象。
　　根据交通部2月15日公布的数据，全国外来务工人员返程客运总量约为3亿人次，截至2月15日，已经返程的只有80 0 0万人次，大约占到1/4。与仍在被动等待员工穿越数个省市的防疫关卡相比，杭州市2月9日决定由政府包下高铁专列，从贵州、四川等疫情相对平稳的地区免费接运来杭员工。嘉兴市嘉善县为了助力企业复工甚至选择包下专机。
　　无论是疫情从湖北向全国范围蔓延，还是节后企业面临的复工难题，大背景都涉及到“春运”形成的全国性的人口流动。“如果3亿农民工中有2亿能在城市落户，不仅可以纾解春运压力，还能快速补充城市劳动力，有效延长农民工工作年龄、年度工作时间，延长人口红利机遇期。”黄奇帆认为，政府应该尽快落实农民工在城市落户的有关政策，快速解决制造业用工短缺问题。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今年2月到6月可对中小微企业免征企业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单位缴费;6月底前，企业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
　　有关深化企业税费改革的呼声在国内已经持续数年。有研究表明，中国企业缴纳的全部税费长期占到利润总额的40%以上。其中，仅住房公积金一项，大多数城市要求企业方缴纳的金额是按照员工工资总额的5%至12%来计算。由此看来，国家通过减税降费为企业减负，仍有改革空间。
　　眼下，通过热闹的“共享员工”事件在这个春节长假获得不错品牌营销的盒马鲜生，已在着手准备乘胜扩张，它正在伺机签下一些租金便宜的门面，年内新增员工预计达到3万人。手握融资的易快报也准备趁薪酬泡沫被挤出时出手，在目前300名员工的基础上再招募100到200位程序员。
　　“企业分3种，一种是有6个月现金流的，可以保证正常经营;一种是连6个月都没有的，这个我会叫它快速止血，避免只出不进;还有一种是18个月以上的，就可以战略性扩张了。”马春荃说，长期来看，SaaS行业会迎来产业爆发，就像SARS之后消费互联网崛起一样，关键是看谁能撑到那个时候—现金流有18个月的那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