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798厂，这座上世纪50年代由民主德国援建的大型建筑群中，工业残存的气息在其间苟延残喘，形形色色的艺术们在不紧不慢地蚕食着它。就像寄生蜂的幼虫，精准的小口噬咬它的房东，在喂饱自己的同时决不会让宿主死掉—否则腐烂的宿主会马上毒死这些食客。粉笔书写的英文菜单随处可见，提醒游客们享受视觉大餐的同时务必要让自己的胃参与其中。
　　艺术似乎少有这样得意过。
　　至于我的目标，来之前在“bj798arts.com”上却好一番搜索未果，只好慢慢寻找。
　　“案”艺术试验室（& art lab）有些云深不知处的意味—如果路上遍布的水蒸气算得上云的话。它的白色标牌并不很起眼，走了好一阵才在798深处找到。实验室的入口开在一家小铺的旁边，差点错过。里面错落有致的分成了三层，上上下下颇有些地道的意思。
　　有着蒙、满、鄂温克血统的顾桃是条草原汉子，28岁的周宇和那些整天坐在电脑前编程的学生没什么两样。从外表上，你是不会把他们联系到一起的。
　　我并没想到采访的主角会是两个人，但老顾在电话里强调：他的同伴“很重要”。
　　两人来了以后我才发现，和google到“清新整洁”的照片相比，眼前的老顾才露出了本来的蒙古本色，需要仔细端详才能确定此人正是我要采访的对像。
　　“我当时就是个‘愤青’，和几个朋友整天除了喝酒还是喝酒”，采访开始后，老顾随手打开一瓶“大优”。说实话，在冬天很少见到用啤酒解渴的。但当时，已经拿白酒当水喝的老顾和他的画家朋友们除了每天激烈地阐发对艺术的畅想以外，没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越喝越痛苦。直到某个夏天的晚上，喝得头痛愈裂的老顾把头放进了冰箱里面开始了严肃的思考。“生活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当朋友们把满脸冰茬的老顾从冰箱里拉出以后，他开始了追寻生命真正意义的“北漂”生涯。
　　开始岁月并不是漂着的，而是在北京亚运村的一间地下室里“埋着”—还是地下二层。“那时刘欢就在我们上边住，开着吉普，抽大雪茄。我们在屋里抬起头看到的是从上面下来的一根根的上水管和下水管。”为此，老顾的一个朋友宁可去郊区租平房也不住在这里。朋友来看老顾时，指着管子说：“哪天厕所那根裂了，你就有的乐了。”但他并不知道这个人一直在自得其乐。老顾趁花店处理时买了几支花放在屋里摆上，在放不住之前拿去晒干，把干花放在空矿泉水瓶子里继续摆着瞧。老顾还用画画剩下的亚麻布把花20块钱买的沙发包上，“看过《列宁在1918》么？就是那样的大沙发。”说这话时，老顾很兴奋。
　　


　　在我们这间被称作会议室的小房间里，阳光位于从墙角唯一的窗户上方斜射进来。很舒服，有些像老顾提到的地下室。
　　就是在这“连别人脚后跟都看不见”的日子，老顾始终高昂地活着。画画在当时的北京并不是件能换碗饭吃的行当了，于是老顾拿起相机，拍起人像。“当时娟子、冯海这一批人已经起来了，没法跟他们去争，只能靠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去争取别的客户。一来二去，靠着选景和模特，揽住了一批客户，从地下走上来了。”有了钱的老顾却很快感到了极度的乏味，“生活变得很辛苦，没意思，我觉得自己还是适合创作”。
　　当老顾还是顾小朋友的时候，他很诧异为什么父亲每年都要离开一段时间。等到回来的时候，满头长发，胡子一大把，就像野人一样。但父亲却总能带回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装着鹿心血的桦树皮小盒子，还有不少叫不出名字的玩意儿。再过段时间，总是有些穿着打扮和蒙古人不同的挎枪的大汉来找父亲喝酒。直到后来，他才知道那是鄂温克人，一个历经各种苦难却始终不屈的民族。
　　“鄂温克”是民族自称，意为“住在大山林中的人们”。这个古老的民族最早居住在贝加尔湖沿岸，以渔猎为生。1698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鄂温克人被清政府迁移到大兴安岭的嫩江支流流域。人数不多的鄂温克人被清政府编为八旗，驻守爱晖、齐齐哈尔、伊犁、乌鲁木齐这些在晚清并不太平的地方，很多人在战乱中死于战场。抗战期间，由于侵略者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加上天花、伤寒等疾病蔓延，到1945年鄂温克全民族只剩1000余人。解放后人口才逐渐增多，据2000年的统计，总人口约有30505人。
　　生活在大山中的鄂温克族人勤劳、勇敢、淳朴、爽快。他们心灵手巧，善于用桦树皮制作各种器具，如从服饰到餐具、容器直到住房、小船。特别是容器，除了轻便耐用外，还配有花纹图案装饰。比如给老顾留下深刻印象的桦皮小盒。
　　鄂温克人极其诚实，不知道什么叫偷窃。猎人和牧民在森林和草原上设有仓库，存放食品、衣物、工具，并不上锁。如果有旅人途中断粮、缺衣，可以到任何仓库去取，事后如数归还即可。
　　


　　“敖鲁古雅”是鄂温克语，意为“杨树林茂盛的地方”，敖鲁古雅鄂温克是中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是中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民族。老顾父亲的朋友们，正是来自敖鲁古雅的。
　　上世纪90年代，老顾是“东方时空”的忠实观众，最喜欢其中“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尽管他感觉那并不是大街上普普通通的“百姓”的故事。“不过我那时觉得这是电视台的事，离自己太远了，”老顾说。
　　在内蒙时，老顾确实萌发过找电视台合作拍摄敖鲁古雅鄂温克的想法，但电视台表示合作可以，但素材各用各的。老顾当时并不明白这其中的含义，不过还是跟去了。但他发现电视台的拍摄事先通过当地政府安排过了：选个河边的漂亮场景，架好机器，支上吊杆话筒，最后找来鄂温克人来讲一下幸福生活。
　　这并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也不是鄂温克人该得到的。
　　多年后，在北京腻烦了同样摆拍的商业摄影的老顾想起了这一切，于是找人借了一台小DV，带上二十多盘带子，直奔大山。
　　真正给老顾拍摄动力的是那个民族内在的某种东西。
　　一般人对驯鹿的印象顶多停留在圣诞老人的雪橇上面。但在中国，这种动物只有大兴安岭的敖鲁古雅才有700多只。只有鄂温克人才是它们真正的朋友。正像它的名字“驯鹿”一样，那是一种十分温顺的动物—尽管无论雌雄都长着一对大角。驯鹿对鄂温克人有着经济和精神的双重意义，在经济上，它为鄂温克人提供了衣食住行；在精神上，它被萨满教认为是人和神灵交流的媒介。鄂温克人非常疼爱自己的驯鹿，除非特殊情况，绝不轻易伤害。他们给每只鹿都起了名字—尽管外人看来那根本就没区别；他们给驯鹿戴上小铃铛；不让孕鹿和幼鹿驮重东西，完全把鹿当成了自己的家人。
　　驯鹿也确实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每当夜幕降临，驯鹿便三五成群地离开宿营地，到密林中寻食，天亮了便自动回来。它们觅食能力极强，即使冬天大雪封山，它也能用宽大的前蹄扒开一米深的积雪寻吃苔藓。
　　但随着时代的发展，鄂温克人已经无法再抗拒“现代化”的潮流了。2003年，当媒体报道了敖鲁古雅的鄂温克人下山定居的事情，许多人蜂拥前去想见证人类文明进程中这个所谓伟大的时刻。
　　至于下了山的驯鹿，很多因适应不了圈养的生活而病倒了，心急如焚的鄂温克人于是纷纷把它们牵回山上去了。
　　鹿的问题还好办，人的猎枪都上交了，猎人们无事可作，灌酒便成了唯一的消遣。
　　老顾想要记录下的正是这样一种现实。
　　同样是拍摄鄂温克人，中央电视台的导演孙增田的《神鹿啊 神鹿》因为获得了两项大奖而人所共知。不过孙导当时带去的是5个人，而老顾只是单枪匹马。当时剧中主角柳芭，鄂温克女画家，2003年喝醉以后淹死在了村边的河里。
　　这个热爱驯鹿的民族就这样逐渐地把自己泡在了酒精里。桦皮制的各种碗、碟等如今被瓷、铝、铁、塑料替代。
　　


　　“我一直想做点东西，最能反映我身边感受到的、最真切的那些东西。他们的生活是完全与自然相结合的、最和谐的，鄂温克人打猎只打老弱病残，什么猎物多打什么，而现在偷猎的人碰上什么打什么，怎么能说鄂温克人破坏环境呢？他们在那里生活了几千年了啊，如果环境破坏了，先毁掉的就是他们自己！”
　　这时我发现，两瓶啤酒已经见底了。
　　老顾后来在网上看到广州纪录片大会的消息于是写了一个本子寄去，没想到《敖鲁古雅的养鹿人》的片子最终入围并且入选“最具国际潜力奖”。
　　“我觉得拍别人等于拍自己，打动我自己的片子才是我想要拍的”老顾最后补充。
　　在会上，老顾认识了认识周宇。
　　周宇有着自己的工作室“橙色影像”。毕业已经六年的周宇起初是一名电脑工程师。因为喜欢旅行，喜欢思考，在干了两年之后便辞职，专心致志地投入到思考人与自然并试图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工作中去。起初，他进入环保组织，在拍摄中学习了很多东西，四年以后，开始逐渐想做一些东西。其中最投入的工作是在黔东南拍摄侗族老艺人。
　　老顾说，和周宇相遇后很快便发现两个人理念相近，技术互补。周宇擅长的技术和自己的经验完全可以使两个人的合作效用得以最大化的发挥。并且成为一种其他爱好者可以参考的模式。毕竟，一个人去做是很难的，如果有合作伙伴是很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