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生动感人的报道，一篇针砭时弊的通讯，甚至一封有所揭露的读者来信常常会引起读者的深刻共鸣。但是有很多好文章，读过之后有时还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便寻找编辑同志附在文后的短评，或曰编后，或曰后记。短评写得好，或者进一步阐明文章的主旨，或者对某种精神有所提倡、对某种现象有所鞭挞，寥寥数语道出了广大读者的心声，诚有画龙点睛之妙。这种短评和后记是正文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读者非常欢迎。但是也有的短评，把龙睛点错了地方，或根本没有点上，反而冲淡甚至破坏了正文的效果。谓予不信，请看下面两个实例。
　　《光明日报》5月24日登了一篇采访记：《在一只小小的木箱上》，记载了甘肃省的一个地质工作人员杨联康的感人事迹。杨联康自1973年被诬入狱，直到1978年平反释放，身体被迫致残，但在监狱中五年期间，昼夜俯身在一只小小木箱上，写出了二十万字科学论文，初步掌握俄、英、德、日几种文字。杨联康的坚毅不屈精神是每一个献身于祖国四化的知识分子的好榜样。但是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任何人读了这篇采访也不禁会问：是谁这样残酷地迫害他，使这样一个好青年沦为残废？这一重要问题每一个公民都有权评论，有权过问。《光明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的主旨显然也不是宣传知识分子必须“逆来顺受”地去作学问。那么，就让我们读一下附在正文后的《采访后记》吧！《采访后记》的题目是《向四化进军需要这种精神》，四分之三的篇幅也用在宣传这种精神上。文章的最后四分之一，论述知识分子受迫害，说“如果我们爱护知识分子的思想很明确，把他们真正当作国家的宝贵财富，杨联康怎么可能被迫害致残呢？甘肃省地质区域地质队和杨联康一起工作过的几位技术人员，对这点深有感触。他们说，杨联康受迫害的最初起因，只是和当时队里的领导干部有不同的意见，就被认为是出了框，出了格，因此就想尽一切办法要制服他。不是爱护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而是要他们服服贴贴。这种精神必须改变。只有我们把知识分子真正当作宝贵财富，真正发挥他们的作用，四化的伟大事业才能成功。”但是采访记本文明明白白写着“在‘四人帮’猖狂迫害知识分子的黑暗时刻”杨联康如何如何。《采访后记》却大谈爱护知识分子，难道《后记》的作者今天还苦口婆心的规劝“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当作财富吗？另一个可能就是采访记本文写错了，迫害杨联康的不是“四人帮”，而是今天仍然当权秉政的某位领导干部？但如果是这样，诬陷无辜，在封建时代都要反坐，何况在今天？这种违法乱纪的事又从何谈起“爱护”呢？这一矛盾，只有让《采访后记》的作者来给我们解释吧。
　　再一个例子是5月22日《中国青年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的《后记》。来信揭露的是江苏省靖江县革委会副主任某某，依仗权势，在靖江县人民公园里的儿童乐园建筑“防震棚”，拆除了跷跷板，破坏了秋千，剥夺了孩子们的游戏场所。人民公园的职工两年之中八次向上级上书，几次到县委和法院控告，但革委会副主任的建筑物仍然稳如泰山。副主任的太太，当地五金公司党委书记，也不是弱者，竟指令下属“今后人民公园来买五金用品，一律不卖”(幸亏她不是粮店的党委书记，否则人民公园的职工岂不早已饿毙街头！)。任何人读到这封来信都不禁要问一句：让这样的县革委会副主任及其老婆作威作福，党纪何在？国法何在？有意思的是《中国青年报》的这篇《后记》，题目是《‘大人’不要仗势欺负孩子》，文章大谈了一通“孩子是社会主义幼苗，是革命的希望”，结论是：“不要再让这些不讲理的‘大人’们仗势欺负孩子了！”
　　有什么话说？如果我是这位靖江县革委会副主任，读了《中国青年报》的劝告，我会从善如流，立刻撤出儿童乐园；但是我还会当夜在成人游览区重建起我的“防震棚”。孩子我绝不欺负，大人的事就不用你《中国青年报》操心了。
　　画龙不点睛，或点错了地方，看来令人不舒服。这类短评或后记，我的看法还是不写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