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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林彪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吗?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形势趋于和缓,有些工作开始恢复正常｡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取得较快的恢复性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6.9%｡毛泽东曾表示,“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并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林彪集团正在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有两件事集中暴露了林彪及其集团的政治野心｡一个是发布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一个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1969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备战疏散到外地｡林彪到了苏州｡10月18日,他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一号命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命令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报告毛泽东｡
未经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事先又不报告,林彪居然擅自发布这样的军事命令,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作出强烈反应｡
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作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东进行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后,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苏州得知后,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中旬,毛泽东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要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又通过秘书打电话,向政治局转达他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林彪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将林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于4月12日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在4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当面对林彪(此时林已由苏州回到北京)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这是毛泽东第四次表态,而且直面林彪｡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林彪却置之不理,依然故我｡他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根据林彪､叶群授意,7月中旬举行的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因人设事”说明白了,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据有记载可查的,这已经是毛泽东第五次表态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是正常的｡但是口口声声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却一反常态,顽固地､一再地同毛泽东唱反调,坚持设国家主席,显然已经超出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叶群把这个问题挑明了,道出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目的｡她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带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林彪早就放出话说:“这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林彪､陈伯达等利用大多数与会者不知道毛泽东的意见而热切期望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个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突然袭击｡林彪､叶群在暗中进行了一系列策划,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进行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非法活动｡
8月23日,二中全会开幕｡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本来,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却来了个突然袭击,事先也不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讲话｡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并强调说,他仍然坚持“毛主席是天才”的意见｡林彪这个讲话是事先经过精心设计的｡与此同时,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与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林彪论“天才”的语录,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一切活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家可以想想,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讲一个多小时的话,又背着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抛出“语录”,还准备宪法条文,是不是有备而来的阴谋?是不是向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公然挑战?是林彪在“逼宫”,还是毛泽东在“逼”林彪?答案是很清楚的｡
林彪讲话后,各组讨论,叶群和吴法宪等商定要统一行动,他们分别在几个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来势十分凶猛,出现了像毛泽东所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不正常现象,立即制止,向到会的人宣布: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会议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煽动性最强的会议第6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对庐山会议这场风波的情况大体有了了解｡他知道与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确定的接班人,对林彪不去触动他,而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庐山会议后,中央先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华北会议,集中批评陈伯达,同时指定叶群､吴法宪､黄永胜等人作检查｡林彪对此怀恨在心｡1971年2月,林立果同林彪､叶群密谋后,到杭州､上海活动｡这年3月,林彪指使林立果搞了一个计划｡3月下旬,林立果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拟出以谋杀毛泽东为主要内容的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林彪抢班夺权的野心,暴露无遗｡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同各地负责人谈话,“吹吹风”,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强调“三要三不要”,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他指出:这次在庐山,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同时又指出,要保护林副主席,当然他要负一定的责任｡
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的阴谋败露,便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此计不成,乘飞机北逃国外,所乘专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落得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的下场｡
以上根据《毛传》简略地介绍了林彪事件的前前后后｡《毛传》都是严格根据第一手的可靠材料,包括大量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编写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林彪为了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一直采取进攻的态势;而在没有完全弄清楚情况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触动林彪,而是对他采取了保护的态度｡有一本海外出版的反共图书,却别有用心地编造许多极为荒唐的言论,说什么林彪出逃是逼出来的,林彪上了毛泽东的圈套,等等｡我想,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人,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不抱任何偏见和主观成见的人,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是不会编出这种奇谈怪论的｡
七､毛泽东与“四人帮”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这是毛泽东犯的一个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作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在他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四人帮”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是一个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集团｡他们讲理论曲解马克思主义,是为实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个目的服务的｡他们在实践中歪曲毛泽东的一些主张,把毛泽东一些错误的主张推向极端,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毛泽东的错误是具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悲剧错误,那么,“四人帮”的言行则是一个阴谋集团为达到个人目的的闹剧表演｡《毛传》依据大量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毛泽东与“四人帮”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对待一系列重要问题上,都表现出这种区别｡比如,对待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对待老一代革命家的问题;对待周恩来､邓小平的问题;对待军队的问题;对待武斗的问题;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具体问题｡在对待这些问题上的区别,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策略问题,而是涉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涉及要不要和怎样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纳入一个正常轨道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些根本性的区别,毛泽东多次尖锐批评和揭露“四人帮”,指出他们的政治野心,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们,这为以后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
八､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的病情?
前面已经讲到一些,再补充两个例子｡海外出版的一本反共图书造谣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阻止给周恩来治疗｡关于这个问题,《毛传》作了详细的记述: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同年11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是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也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病情一直挂在心上｡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同陪见外宾的李先念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海外那本反共图书还讳莫如深地把1976年春节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放鞭炮一事,同不久前周恩来的去世联系起来,进行影射｡关于这个问题,《毛传》引用了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一段回忆｡
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1月30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毛泽东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仅仅从上述两个例子,读者不难看出,那本反共图书的作者,是如何卑鄙地颠倒黑白,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同时,也反射出作者本人的阴暗心理和诡诈面貌｡
(据《党的文献》)
中共九大以后,国内形势趋于和缓,有些工作开始恢复正常｡这一年的工农业生产取得较快的恢复性增长,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16.9%｡毛泽东曾表示,“文化大革命”该准备收尾了,并确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组｡但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林彪集团正在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力｡有两件事集中暴露了林彪及其集团的政治野心｡一个是发布所谓“林副主席一号命令”,一个是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1969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紧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先后备战疏散到外地｡林彪到了苏州｡10月18日,他向在北京的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黄永胜,发出一个“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要求“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这个指示由军委办事组以“林副主席指示(一号命令)”名义正式下达｡当晚,这个命令用电话传达到各作战部队,全军立刻进入紧急临战状态｡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的方式报告毛泽东｡
未经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事先又不报告,林彪居然擅自发布这样的军事命令,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也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作出强烈反应｡
如果说“一号命令”是林彪为夺取更大权力而作出的带有某种试探性的行动,那么,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林彪则公然向毛泽东进行挑战,由此引发了一场政治风暴｡
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向中央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并建议不设国家主席｡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毛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后,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苏州得知后,让叶群转告黄永胜和吴法宪:“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3月中旬,毛泽东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再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却要秘书给毛泽东的秘书打电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4月11日,林彪又通过秘书打电话,向政治局转达他的三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林彪仍然建议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周恩来将林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于4月12日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这是毛泽东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在4月下旬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还当面对林彪(此时林已由苏州回到北京)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当孙权｡”这是毛泽东第四次表态,而且直面林彪｡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林彪却置之不理,依然故我｡他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顺｡根据林彪､叶群授意,7月中旬举行的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毛泽东得知后,一针见血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因人设事”说明白了,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据有记载可查的,这已经是毛泽东第五次表态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当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意见的争论也是正常的｡但是口口声声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的林彪,在这个问题上却一反常态,顽固地､一再地同毛泽东唱反调,坚持设国家主席,显然已经超出党内不同意见的正常争论,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还是叶群把这个问题挑明了,道出了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真正目的｡她私下对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
设不设国家主席的争论带到了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上｡林彪早就放出话说:“这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林彪､陈伯达等利用大多数与会者不知道毛泽东的意见而热切期望毛泽东当国家主席这个情况,在庐山会议上,发动了突然袭击｡林彪､叶群在暗中进行了一系列策划,瞒着毛泽东和多数常委,进行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非法活动｡
8月23日,二中全会开幕｡就在会议开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泽东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讲点意见｡本来,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开幕会上讲话｡林彪却来了个突然袭击,事先也不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讲话｡林彪拿着讲稿讲了一个多小时,主要就修改宪法问题谈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说这次宪法修改草案,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并强调说,他仍然坚持“毛主席是天才”的意见｡林彪这个讲话是事先经过精心设计的｡与此同时,根据林彪､叶群在会前的布置,陈伯达与吴法宪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及林彪论“天才”的语录,还准备了一份设国家主席的宪法草案条文｡这一切活动,都是瞒着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大家可以想想,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讲一个多小时的话,又背着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抛出“语录”,还准备宪法条文,是不是有备而来的阴谋?是不是向中央主要领导人的公然挑战?是林彪在“逼宫”,还是毛泽东在“逼”林彪?答案是很清楚的｡
林彪讲话后,各组讨论,叶群和吴法宪等商定要统一行动,他们分别在几个组同时发难,拥护林彪讲话,宣讲“语录”,要求设国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对毛主席,煽动要“揪人”,来势十分凶猛,出现了像毛泽东所说的“大有炸平庐山”之势｡毛泽东已经察觉到会议中的不正常现象,立即制止,向到会的人宣布: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会议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了一句:“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煽动性最强的会议第6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
毛泽东经过调查研究,对庐山会议这场风波的情况大体有了了解｡他知道与林彪有密切关系,但林彪是“副统帅”,又是九大党章确定的接班人,对林彪不去触动他,而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庐山会议后,中央先后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华北会议,集中批评陈伯达,同时指定叶群､吴法宪､黄永胜等人作检查｡林彪对此怀恨在心｡1971年2月,林立果同林彪､叶群密谋后,到杭州､上海活动｡这年3月,林彪指使林立果搞了一个计划｡3月下旬,林立果同“联合舰队”主要成员拟出以谋杀毛泽东为主要内容的名为《“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政变计划｡林彪抢班夺权的野心,暴露无遗｡
1971年8月15日,毛泽东离京南下,到中南､华东等省巡视,同各地负责人谈话,“吹吹风”,讲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讲庐山会议的问题,强调“三要三不要”,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他指出:这次在庐山,他们的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同时又指出,要保护林副主席,当然他要负一定的责任｡
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获悉毛泽东南巡谈话内容后,便决定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7日,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指令｡8日,林彪亲笔写下行动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
林彪的阴谋败露,便紧急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分裂国家｡此计不成,乘飞机北逃国外,所乘专机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坠毁,落得个“折戟沉沙,丧命异国”的下场｡
以上根据《毛传》简略地介绍了林彪事件的前前后后｡《毛传》都是严格根据第一手的可靠材料,包括大量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编写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在整个事件的过程中,林彪为了迫不及待地抢班夺权,一直采取进攻的态势;而在没有完全弄清楚情况之前,毛泽东一直没有触动林彪,而是对他采取了保护的态度｡有一本海外出版的反共图书,却别有用心地编造许多极为荒唐的言论,说什么林彪出逃是逼出来的,林彪上了毛泽东的圈套,等等｡我想,只要稍微有点良心的人,真正尊重历史事实的人,不抱任何偏见和主观成见的人,不是别有用心的人,是不会编出这种奇谈怪论的｡
七､毛泽东与“四人帮”的根本区别
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国家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这是毛泽东犯的一个全局性的严重错误｡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毛泽东的重用,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作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的错误终究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他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在他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四人帮”则是另一种性质的问题｡他们是一个为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集团｡他们讲理论曲解马克思主义,是为实现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这个目的服务的｡他们在实践中歪曲毛泽东的一些主张,把毛泽东一些错误的主张推向极端,也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毛泽东的错误是具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仰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悲剧错误,那么,“四人帮”的言行则是一个阴谋集团为达到个人目的的闹剧表演｡《毛传》依据大量事实有力地说明了毛泽东与“四人帮”之间的根本区别｡在对待一系列重要问题上,都表现出这种区别｡比如,对待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对待老一代革命家的问题;对待周恩来､邓小平的问题;对待军队的问题;对待武斗的问题;对待造反派的问题,以及其他许多具体问题｡在对待这些问题上的区别,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不是像有人说的那样是策略问题,而是涉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涉及要不要和怎样把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纳入一个正常轨道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基于这些根本性的区别,毛泽东多次尖锐批评和揭露“四人帮”,指出他们的政治野心,没有把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他们,这为以后我们党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基础｡
八､毛泽东如何对待周恩来的病情?
前面已经讲到一些,再补充两个例子｡海外出版的一本反共图书造谣说,周恩来患膀胱癌后,毛泽东阻止给周恩来治疗｡关于这个问题,《毛传》作了详细的记述:
1972年5月,周恩来被确诊患有膀胱癌｡这对于大量内政外交事务都需要依靠周恩来的毛泽东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打击｡毛泽东的秘书观察到:当逐字逐句地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样沉重,这种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时很少出现过的异样严肃的脸上和紧皱着的眉头上｡他叮嘱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对于怎样治疗,他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并且这样解释:“你们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也是开刀死了吗?”毛泽东还要求“防止扩散,注意营养和休息”｡同年11月,鉴于周恩来日益严重的病状,医务人员再次向中央报告有关情况｡毛泽东在报告上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在著名泌尿科专家吴阶平主持下,经过多次检查,决定采取“电烧”的办法,取得比较好的效果｡手术后不到半小时,毛泽东就要身边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吴阶平等医务人员说:医生们做得好,感谢他们!这以后,毛泽东每次审阅周恩来的病情报告时,总是非常认真仔细｡特别是在因患眼病不能亲自阅看病情报告的情况下,听读报告时也是全神贯注｡工作人员读过的报告,毛泽东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以及实施手术的次数等细节｡为了让毛泽东能够及时了解､掌握周恩来的病情和治疗方案,减少不必要的周转环节｡工作人员常常是从周恩来的住地或医院将报告直接呈送毛泽东｡他得知情况后总是嘱咐秘书:“快去办｡”
毛泽东对周恩来的病情一直挂在心上｡有一次会见外宾时,同陪见外宾的李先念谈起周恩来的病情时说:“他的身体,我是替他担心的｡”
海外那本反共图书还讳莫如深地把1976年春节毛泽东要身边工作人员放鞭炮一事,同不久前周恩来的去世联系起来,进行影射｡关于这个问题,《毛传》引用了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的一段回忆｡
1976年初农历除夕之夜(1月30日)是毛泽东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张玉凤回忆道:“毛泽东这里没有客人,也没有自己家的亲人,只有身边几个工作人员陪伴着他,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春节｡他在这天,依然像往常一样在病榻上侧卧着吃了几口他历来喜欢吃的武昌鱼和一点米饭｡这就是伟大领袖的最后一次年饭｡饭后,我们把他搀扶下床,送到客厅｡他坐下后头靠在沙发上休息,静静地坐在那里｡入夜时隐隐约约听见远处的鞭炮声,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几个工作人员｡远处的鞭炮声,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哑的声音对我说:‘放点爆竹吧｡你们这些年轻人也该过过节｡’就这样,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准备好了几挂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会儿｡此刻的毛主席听着这爆竹声,在他那瘦弱､松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心里都明白,主席的这一丝笑容,是在宽慰我们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员｡”
仅仅从上述两个例子,读者不难看出,那本反共图书的作者,是如何卑鄙地颠倒黑白,制造谣言,蛊惑人心｡同时,也反射出作者本人的阴暗心理和诡诈面貌｡
(据《党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