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未必是有知识的人。王小波写过，“我年轻时当过知青。当时没什么知识，就被当作知识分子送到乡下去插队”。他还说，当年他被硬推为知识分子，实际上是有人要收拾他。先扣帽子再整人，这是那时的套路。
　　后来知识分子终于正名了，王小波也成了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但是好日子没过多久，这个称谓很快又变得不纯粹了。一些在公共话语圈踊跃发言的人，被戏谑称为“公知”，也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有时候为了表达更为强烈的感情色彩，就说是“臭公知”，算是对“臭老九”的继承。
　　还有另外一些知识分子，根据立场的不同，分别被称为“大五毛”和“理中客”。一旦被划分为其中任何一种，则代表划分者已经不太看重被划分对象的知识分子属性，而只看重他们的立场与阵营。
　　但问题是，科学是无国界的，知识本身也不应该有阵营。我们只能说，知识有不同领域，获取知识的方法也有很多种，有些是真知识，而有些是伪知识，却不能说知识还有进步与反动、友好与敌对之分。假如一个社会认为知识越多的人越反动，那反动的一定是这个社会，而不是知识分子。
　　一个被广为接受的关于知识的定义是—知识是真实且已被证明的信念。这个定义非常纯粹，从中看不出任何可以将知识分化为不同阵营的线索。既然知识是纯粹的，那么以拥有旧知识探索新知识为本分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是一个统一的群体，奉行求知的共同准则，而不应该被打上不同的标签。
　　现在知识分子圈中显然发生了身份危机。20年前，王小波以为，“假如有老外问我，中国哪些人学识渊博、有独立见解，我说出影星、歌星名字来，那我喝的肯定是不止二两啦。”他要是活到微博时代，估计得喝一大壶才敢接受现实。
　　混乱是怎么产生的？根本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混淆了意见与知识的概念。意见分子被当作知识分子，或是知识分子在发表意见时，误以为（或被误以为）发表的是知识。知识是一体的，而意见则最可能发生冲突。意见分子当然会有不同的阵营。
　　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波斯特写了一本书《民主、专业知识与学术自由—现代国家的第一修正案理论》，不久前被翻译成中文出版。这本书就谈论了区分意见和知识的重要性。他认为意见涉及的是每个人的个人信念，而知识则是我们对这个世界客观真相最准确的理解。两者对民主有不同的意义。发表意见的自由固然是民主的应有之义，但“没有知识的人民是没有权力或主权的人民”。
　　意见虽然各种各样，但根据言论自由的原理，意见是不应该分对错的。一个人既有发表正确意见的自由，也有发表错误意见的自由，因此公共舆论场一定是鱼龙混杂的。但是知识就不同，必须接受特定标准的评判，去芜存菁。
　　当知识分子化身意见分子，面向公众发言之时，他所受到的评价就不是基本的求知准则，而是大众的呼声。他的地位依靠的是数人头，而不是他的知识成就。他很可能粉丝成群成为“大V”，但他却很难成为一流的知识分子。就像黑格尔说的那样，无论是在生活还是科学中，脱离公共意见而独立是取得某种伟大而合乎理性的成就的首要形式要件。
　　当知识分子和知识无关，这样的社会，别说伟大，就连正常的知识也很难生产出来，它的人民发言很热烈，却一点力量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