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傅红星，1963年生于上海。1985年起，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工作，历任编导、副总编和副厂长等职。2006年12月起，担任中国电影资料馆馆长、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现调入北京师范大学。
　　涉及国家领导人题材的影片不胜枚举，敢走市场、上院线的却不多。导演傅红星10多年前拍了《周恩来外交风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票房辉煌，甚至超过当年的贺岁片。如今，他又带来《旋风九日》，把镜头聚焦于邓小平访美。
　　《环球人物》记者去采访时，傅红星的工作室已经整洁很多，“之前里面全是电脑、资料，人都进不来”。他很健谈，但对电影拍摄过程讲的不多，而是津津乐道于邓小平访美那9天的每一个细节，所有的人物、地点、时间、活动、背景，都深深地印刻在他的脑海中。如果说制作领导人题材电影需要的是艺术家的投入和政治家的敏锐，那在傅红星这里，还有一种历史学家的精确和对现实的观照。他称邓小平访美是当年全世界都瞩目的“一场路演，比马云他们盛大多了”。

拍“超人”邓小平，也拍“萌版”邓小平

　　拍摄前，傅红星坚信自己能过审。果然，《旋风九日》2013年9月立项，2014年5月就开机了。作家刘震云曾说：“最能创作故事的是政治家。”傅红星把这句话再引申——“能创造伟大故事的政治家才是伟大的政治家。”为什么怀念邓小平，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能创作这个时代的伟大故事。改革开放这场惊天动地的事业已经进行了36年，开幕大戏就是访美这9天。”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邀访美。《旋风九日》剧组搜集了这9天关于邓小平访美的所有视频影像资料，中国的、美国的、欧洲的，历史镜头之外，还穿插了当事人的回忆。按傅红星的话说：“我们有个理论，现在是一个碎片化的时代，影片就把历史打碎了给观众看。”
　　他想拍一部有高度、有深度、有溫度的邓小平。
　　高度，体现在出镜人员的身份上。除了当年陪伴邓小平访美的中方官员、中南海保镖，美方的相关人物也都倾情出镜，其中包括美国前总统卡特、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从2014年5月开始，傅红星带着团队，在美国跑得马不停蹄。“我希望这个影片的视野很开阔，不是狭隘地只有我们中国人自说自话，而要去事情的发生地，看看美国人怎么说。”
　　去布热津斯基家，傅红星见到了一个小本子，已经发黄了，上面记录了谁在他们家吃过饭，包括每一顿饭的座位图。这让傅红星感触良多。“我们采访的许多美国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去参加邓小平欢迎宴会的请柬等他们都留着，保存得很完好。我们提的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有根有据。”
　　深度，体现在对影片的把握上。影片不是纯粹地按邓小平的访美日程表罗列镜头，而是“像所有好莱坞大片一样，作为主人公的邓小平，他在电影里是有任务的。为了圆满完成访问任务，他要克服一系列阻碍与问题。”围绕这些阻碍与问题，傅红星精心设计着情节。
　　温度，则体现在对珍贵瞬间的捕捉上。如果说，《旋风九日》前半部分展现的是一个“超人”邓小平，用一己之力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刮起“邓旋风”；影片后半部分展现的就是一个“萌版”邓小平，他会在参观美国NASA时，面对着航天展示台里的宇航服和样品露出痴迷的表情，就像一个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玩具橱窗的小孩；他会很调皮地对美国人说：“我用一句话来表示我的感谢，这句话用中文讲叫谢谢，用英文讲叫Thank you。”感冒中的邓小平、吃牛排的邓小平、坐进月球车的邓小平、任孙女在膝上玩闹的邓小平……“看着这样的镜头，你能感受到伟人身上最有人情味、最人性化的一面。”傅红星说。
　　当然，对一部解密历史的影片来说，尺度的把握也相当重要。傅红星在这点上毫不含糊，用尺度来挑战大银幕。公安部前副部长、国家安全部第一任部长凌云曾披露，当时收到情报，显示台湾方面买通枪手要暗杀邓小平。傅红星就去找凌云核实。3K党成员路易斯·比姆在邓小平访美期间搞了场突袭，还好被白宫特勤人员及时拦下。《旋风九日》里，这段情节被渲染得极富戏剧张力，并增添了2014年在美国寻访路易斯·比姆的过程。
　　对一些没有影像资料的情节，傅红星还别出心裁地用动画代替。“一开始审查时有点担心，毕竟领导人嘛，用漫画有点不敬的感觉。但时代毕竟越来越开放，没有任何问题就通过了。”邓家人看过后说：“‘文革’时关于老爷子的漫画我们看多了，那会儿都是被打倒的，现在更没问题。”

曾“打败”过张艺谋、冯小刚

　　拍摄《旋风九日》前，傅红星笑称自己的工作是“守了7年仓库”。他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双肩挑”，既当馆长，也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实际上，从1985年复旦毕业，傅红星基本没离开过电影工作。“我在上海长大、读书，专业是中文，但是想拍电影，就来了北京，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下文简称新影厂）工作。它当时有在全世界拍片的条件。”
　　刚参加工作时，傅红星拍过很多与边疆少数民族相关的电影，比如西藏。那个年代，去西藏并不容易。因为条件艰苦，很多人也不愿意去。1988年，厂里要派人去拍藏族同胞过藏历土龙年，领导最初分派的一位导演不愿意去，因为拍摄期间也是汉历春节。又找到傅红星，他很开心地说：“求之不得。”简单收拾一下就走了。
　　那时的傅红星，身上有股敢闯敢拼的猛劲。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傅红星出于新闻纪录片导演的敏感，带着一个团队，从胡耀邦悼念活动开始，天天扛着摄影机拍，像记日记似的。
　　中国人总说：“三十而立。”33岁时，傅红星决心要拍一部关于周恩来的纪录片。他和同事们思考再三，把目光聚焦到周恩来的外交工作。辛苦制作两年，《周恩来外交风云》于1998年2月登陆院线。仅在上海大光明影院，此片的单片票房就突破了150万元，创造了国产影片在一家影院单片放映的最高票房收入纪录。而此片1998年的全国票房，则超过了冯小刚的《甲方乙方》和张艺谋的《有话好好说》。当时主管外交的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评价它是“新中国外交史的一部教科书”。 　　观众对《周恩来外交风云》的热情还未散去，傅红星又趁热打铁，于1998年11月推出了一部《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片子讲述了刘少奇为探索中国命运所走过的风雨历程，以及他个人命运留给人们的深深反思。让人最为感动的是片尾。“文革”中刘少奇在遭受批斗时曾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到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你们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结尾部分，正是沉冤得雪后，遗孀王光美携子女们将刘少奇骨灰撒向大海的情景。
　　制作完这部片子，傅红星为自己拍了一张照片，和以前的照片对比，他觉得自己成熟了很多。“一下子懂得了不少人生的哲理，懂得了不被人善待之后，如何豁达地面对苦难。”片子更深远的影响是对当时的新影厂，“大家突然发现，历史解密的电影其实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当然，讲好故事也很重要。”

电影与过去不同了

　　“电影市场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 傅红星再一次执起导筒已是2014年，对10多年没有拍过作品的他来说，首要的感受是制作方式。“我拍上一部影片时，还是导演中心制時代，这部影片已经转变到制片人为中心的时代。大制片厂时代结束了，以前你在一个大厂子里完成后期的所有制作，现在不可能了。数字化以后带来的是全球化，你不需要属于哪里，你属于你自己就行了。只要你自己够优秀，就会被选入某个好团队。”
　　傅红星的父亲傅泉是一位老革命，12岁就加入陕北公学，当了个“娃娃兵”。“他一辈子把毛主席当成偶像，信奉革命，是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傅红星也遗传到了这种理想主义，尤其在导演之路上。“我不想走老路，想超越自己。”他舍弃掉过去驾轻就熟的方法，在新时代里按新方式来制作《旋风九日》，同时坚持要让这部片子经受市场的检验。因为他更想让“80后”“90后”了解邓小平的魅力，“这不是什么老掉牙的历史，历史它从来不会走远，而是会照亮未来。从小处说，年轻人爱喝的可口可乐，爱吃的肯德基、麦当劳都是因为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更不要提那么多人赴美留学、勤劳致富，他改变了我们这代人的命运，也改变了你们的命运。”傅红星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在电影资料馆7年，让傅红星对电影有了更深的理解。“每个入学的研究生，我都会问他：电影是什么？他们大多数会认为电影是艺术，我会告诉他们，艺术是电影最里面的东西。电影可以是政治、是外交、是教育、是语言、是经济、是历史、是档案……它是一切。艺术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把电影做好，才能成为艺术。”
　　傅红星知道，“现在的市场很奇怪。有人说《狼图腾》是文艺片，可是它能卖出7个亿的票房。都说愿意为电影花钱的是年轻人，可我去影院时，那一场《狼图腾》的观众很多都是中年人，甚至老年人。你说演员管用，那《太平轮》多少大角；导演管用，《黄金时代》呢，《一步之遥》呢？所以不能责怪任何人，时代发展成现在的样子，自有其道理，我充分尊重。”
　　所以，对他来说，拍片子完成自己内心的理想才是正经事。他还有一个最大的梦想，那就是拍一部关于毛泽东的电影，“要让观众热血沸腾的”。为此，傅红星已经做了20多年的功课。“毛泽东与邓小平不同，他本质上是个诗人，非常浪漫。本来艺术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而真实的历史会比虚构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