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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马歇尔因超人智慧、超前预测、超常任期等与众不同的特点而渐次进入各国研究界的视野。特别是在国家安全与防务界，马歇尔的大名已经与净评估术语、净评估办公室成为“同一体”或“同义词”。
关于安德鲁·马歇尔与净评估，可以概括为：执着、独到、简单、深刻、方法。
1985年11月，美国总统里根在日内瓦初会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净评估”对于美国最终战胜苏联发挥了重要作用。
马歇尔强调对于竞争/对抗双方交互作用机理的探究，数十年来抓住这一件事情不撒手。他是个非常执着的人。最能打动我的是他那种“刨根究底”的精神和做法，我把它归结为“是什么、为什么和为什么的为什么”：作为战略研究者特别是“战略诊断师”，我们不仅要致力于弄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更要研究回答“为什么的为什么”，尽可能找到更深层次的“基因”所在。
例如，马歇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就郑重指出：“国家政策制定者希望了解美国在不同竞争中所处的位置（即“是什么”），他们对我们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有何种趋势或因素可以影响到它——这个问题感兴趣（即“为什么”）。更进一步说，了解上述因素和趋势产生的原因显得极端重要（即“为什么的为什么”）。
不难发现，这种思路的“基因”，与毛泽东“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研究雙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的论断、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与克劳塞维茨“动态分析重于静态分析”的观点，与孙子的“知彼知己”和“度、量、数、称、胜”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人们好奇的是，马歇尔沿着哪些线索，或者围绕什么主轴来研发净评估？本书谈到了以下几条：
一是资源限制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重要性。相较于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必须慎重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是理解对手的重要性。就是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换位思考、反觇以求。不能设想对手总是像我们一样看问题、做事情。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就是源于用自己的心思去猜度别人。
三是寻求军事竞争的思考框架。强调研究竞争双方的行为模式，将互为对手的双方完全同等地看待。也就是置身事外，从第三方的视角来做出研判，强调“不持立场”或“没有屁股”。
四是以长期竞争的视角看待特定问题的重要性。1972年4月马歇尔撰写了《对苏长期竞争战略：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正是这个框架改变了马歇尔后来看待许多国防议题的方式，并一直是他从事净评估研究的核心方法。
五是重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也就是所谓“有限理性”问题，认为人类和组织行为并非完全出于理性。比如，他发现苏联的领导层就战略核力量的发展做出的一些选择常常只是次优的，而不是最优的。
六是思考未来的难度。马歇尔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于未来的思考。他研究新兴战略问题与机遇，并以此帮助美国赢得竞争优势。他关注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就如何前瞻性地看问题，提出了时间跨度、情景想定和兵棋推演等三个方面的建议。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聪明人的工作是直面难题，而非常聪明的人则要面对看似简单的问题。”马歇尔正是后者。他一直与一系列看似简单、司空见惯、但却困难而且极具启示性的问题相伴。例如，什么样的度量、换算、兵棋推演、场景推演以及分析方法可以用来评估美国在各类军事竞争中的相对位置？再如，冷战的最后十年，与美国相比，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状况如何？苏联的军事力量建设对其经济构成了什么样的负担？又如，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军以及西方而言意味着什么？中国军事理论家们认为在未来的危机与冲突中，夺取信息优势将愈发重要，这一观点是否正确？还如，世界是否朝着由三个或四个“玩家”构成的多极竞争方向发展？果真如此的话，那对战略稳定意味着什么？
马歇尔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出和思考这些问题，并坚持为其寻找更好的答案。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对于五角大楼或白宫来说，有着持久不衰的重要性。
马歇尔的净评估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军事力量评估。他曾将军事力量评估划分为三个层次，真正抓住了军力评估的本质和要害。
早在20世纪80年代，马歇尔在评估北约和华约之间的军力平衡时，针对军力评估就提出了“质、量、行”三层次的划分。要求掌握各方情况、重视交互作用的效果，绝不同于一般静态的数、质量分析。例如比较每一方可以运用的人员和坦克、火炮等装备数量，即“量”的比较或物质力、编成力评估;找出双方人员和装备之间的质的差异，如火力、机动性和生存能力等有何不同，即“质”的比较或结构力、编组力评估;纳入无形的、不确定变量，如地理、气象、后勤、预警时间、突然性、不对称性等，即“行”的比较或行为力、行动力评估。我们可以从这些领域里感受到马歇尔的深刻。
20世纪70年代初，马歇尔还在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净评估小组的日子里，就在一份题为《净评估的本质和范围》的备忘录中，简洁地提出了理解和运用净评估的基本原则，共有七个主题，诸如需进行广泛的多学科比较;关注相互的“行动—反应”对抗性态势和趋势;将并列的比较置于作战的环境、冲突的战场和偶发事件的背景中;根据生产和支援的效率，对参战方有效性做出的结论做出调整;对公开的竞争效率进行解构分析;除美苏关系外还需研究一系列潜在竞争对手，还应包括盟友以及敌人的敌人;净评估应该是判断性的而不是预测性的，对问题和机会做出判断，而不是提出行动建议。
关于这些“原则”或“规则”，本书中也有提到。它们虽然成型于冷战时期，但是在冷战之后的环境中不仅依然有效，而且被发扬光大。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净评估办公室前主任）
关于安德鲁·马歇尔与净评估，可以概括为：执着、独到、简单、深刻、方法。
执着
马歇尔强调对于竞争/对抗双方交互作用机理的探究，数十年来抓住这一件事情不撒手。他是个非常执着的人。最能打动我的是他那种“刨根究底”的精神和做法，我把它归结为“是什么、为什么和为什么的为什么”：作为战略研究者特别是“战略诊断师”，我们不仅要致力于弄清楚“是什么”和“为什么”，更要研究回答“为什么的为什么”，尽可能找到更深层次的“基因”所在。
例如，马歇尔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份备忘录中就郑重指出：“国家政策制定者希望了解美国在不同竞争中所处的位置（即“是什么”），他们对我们所处的相对位置以及有何种趋势或因素可以影响到它——这个问题感兴趣（即“为什么”）。更进一步说，了解上述因素和趋势产生的原因显得极端重要（即“为什么的为什么”）。
不难发现，这种思路的“基因”，与毛泽东“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研究雙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的论断、与辩证唯物主义“对立统一”“量变质变”和“否定之否定”规律、与克劳塞维茨“动态分析重于静态分析”的观点，与孙子的“知彼知己”和“度、量、数、称、胜”思想，可谓一脉相承。
独到
人们好奇的是，马歇尔沿着哪些线索，或者围绕什么主轴来研发净评估？本书谈到了以下几条：
一是资源限制在国家安全决策中的重要性。相较于所希望达成的目标，任何国家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必须慎重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二是理解对手的重要性。就是站在对手的角度思考问题，换位思考、反觇以求。不能设想对手总是像我们一样看问题、做事情。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就是源于用自己的心思去猜度别人。
三是寻求军事竞争的思考框架。强调研究竞争双方的行为模式，将互为对手的双方完全同等地看待。也就是置身事外，从第三方的视角来做出研判，强调“不持立场”或“没有屁股”。
四是以长期竞争的视角看待特定问题的重要性。1972年4月马歇尔撰写了《对苏长期竞争战略：一种全新的分析框架》，正是这个框架改变了马歇尔后来看待许多国防议题的方式，并一直是他从事净评估研究的核心方法。
五是重视人类行为的非理性方面，也就是所谓“有限理性”问题，认为人类和组织行为并非完全出于理性。比如，他发现苏联的领导层就战略核力量的发展做出的一些选择常常只是次优的，而不是最优的。
六是思考未来的难度。马歇尔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于未来的思考。他研究新兴战略问题与机遇，并以此帮助美国赢得竞争优势。他关注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就如何前瞻性地看问题，提出了时间跨度、情景想定和兵棋推演等三个方面的建议。
简单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聪明人的工作是直面难题，而非常聪明的人则要面对看似简单的问题。”马歇尔正是后者。他一直与一系列看似简单、司空见惯、但却困难而且极具启示性的问题相伴。例如，什么样的度量、换算、兵棋推演、场景推演以及分析方法可以用来评估美国在各类军事竞争中的相对位置？再如，冷战的最后十年，与美国相比，苏联的国民生产总值状况如何？苏联的军事力量建设对其经济构成了什么样的负担？又如，中国的崛起对于美军以及西方而言意味着什么？中国军事理论家们认为在未来的危机与冲突中，夺取信息优势将愈发重要，这一观点是否正确？还如，世界是否朝着由三个或四个“玩家”构成的多极竞争方向发展？果真如此的话，那对战略稳定意味着什么？
马歇尔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出和思考这些问题，并坚持为其寻找更好的答案。因为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对于五角大楼或白宫来说，有着持久不衰的重要性。
深刻
马歇尔的净评估最为核心的部分是军事力量评估。他曾将军事力量评估划分为三个层次，真正抓住了军力评估的本质和要害。
早在20世纪80年代，马歇尔在评估北约和华约之间的军力平衡时，针对军力评估就提出了“质、量、行”三层次的划分。要求掌握各方情况、重视交互作用的效果，绝不同于一般静态的数、质量分析。例如比较每一方可以运用的人员和坦克、火炮等装备数量，即“量”的比较或物质力、编成力评估;找出双方人员和装备之间的质的差异，如火力、机动性和生存能力等有何不同，即“质”的比较或结构力、编组力评估;纳入无形的、不确定变量，如地理、气象、后勤、预警时间、突然性、不对称性等，即“行”的比较或行为力、行动力评估。我们可以从这些领域里感受到马歇尔的深刻。
方法
20世纪70年代初，马歇尔还在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净评估小组的日子里，就在一份题为《净评估的本质和范围》的备忘录中，简洁地提出了理解和运用净评估的基本原则，共有七个主题，诸如需进行广泛的多学科比较;关注相互的“行动—反应”对抗性态势和趋势;将并列的比较置于作战的环境、冲突的战场和偶发事件的背景中;根据生产和支援的效率，对参战方有效性做出的结论做出调整;对公开的竞争效率进行解构分析;除美苏关系外还需研究一系列潜在竞争对手，还应包括盟友以及敌人的敌人;净评估应该是判断性的而不是预测性的，对问题和机会做出判断，而不是提出行动建议。
关于这些“原则”或“规则”，本书中也有提到。它们虽然成型于冷战时期，但是在冷战之后的环境中不仅依然有效，而且被发扬光大。
（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净评估办公室前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