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领域的合作历来是美国对日政策的核心。过去20年来，从民主党克林顿政府以“奈倡议”推动美日同盟“再定义”、结束“漂流”状态，发表《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996年）、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1997年），到共和党小布什政府借力小泉内阁遂行国际反恐战争，推动日本增强在亚太及世界安全事务中的作用，都是这种合作的表现。民主党奥巴马政府、特别是其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对日本的相关战略需求持续走强，在安全领域“纵日”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但美国的这一政策也包含诸多自相矛盾之处，衍生出多重复杂的地区战略影响。
　　从美日双边关系看，美国安全“纵日”与对日政策整体缺乏整合性。在安全“纵日”的同时，美国对日政策的其他方面并没有同步跟进。2005年面对日本发起的“争常”外交攻势，美国通过否决G4的安理会改革方案，间接地否定了日本的大国梦。面向2015年联合国成立70周年，美国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会改变原有立场。美国不会以修改《联合国宪章》、删除“敌国条款”、出让部分政治权力为代价，赋予日本更高的国际地位。在地区经济秩序建构方面，美国甚至在挤压日本的战略空间。美国一向担心日本采取“在经济上将美国排斥出东亚”的政策。在以日本引领的“雁阵模式”崩溃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际，日本曾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构想，遭到美国严厉打压。而今日本加入美国牵头的TPP谈判，可以看作是日本对美国主导地区经济合作无可奈何的认可。当然，回报就是美国支持日本扩大地区安全作用。
　　美国认为，日本国内有一种意见，要把美国军事基地从日本国土上赶出去，这种意见希望美军从夏威夷或关岛遥望、守护日本的安全，但这明显违反了美日两国之间“美国保护日本、日本提供基地”的最初协议，将大大提升美军在海外驻扎的预算成本。
　　从中美日战略三角看，强化美日同盟与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存在结构性、“成长型”矛盾。从奥巴马入主白宫以来对亚洲外交的实践看，能否在中国与日本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成为决定其地区战略成败的关键。奥巴马4月下旬东亚之行，在宣布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美日安保条约第五条适用于钓鱼岛的同时，充分展示了“平衡姿态”。奥巴马访日期间表示“美国乐见中国的和平崛起”，在菲律宾又再次强调“我们的目标既非与中国对抗，亦非遏制中国，而是希望中国尊重国际性的行为准则，其中包括在（东海与南海）有争议的地区”，这是一种典型的“对华平衡政策”。
　　在中国全面崛起、日本谋求政治大国化的背景下，美国在中日之间的平衡术越来越带有“加法平衡”的特征。在支持日本扩大地区安全作用的同时，美国在人民币汇率、人权以及环境等全球性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有所减弱。在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与日本的激烈反应存在明显的“温度差”。
　　从美国地区战略看，对日政策与其战略的其他部分相互排斥，与追求战略整体效果方向相悖。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对日政策与对韩政策的相互“踩脚”。韩国也是美国“重返”战略所倚重的对象，与日本、澳大利亚一道被美国列为“关键盟国”。但是在现实中，美韩同盟的作用明显受到日本因素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发挥。安倍首相在慰安妇问题上翻案、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修正主义”的表现，使得构建“未来志向型”日韩关系的前景变得遥不可及。安倍内阁解禁集体自卫权，使韩国对日本介入朝鲜半岛事务的危险性深感忧虑。加之日韩岛屿争端的存在，使美国夹在日韩之间，处境两难。
　　美国安全“纵日”的结果，还包括最终加大了美日围绕对华政策的分歧。中国崛起一方面使“美日同盟受到前所未有的强烈的目的意识与诸多共同利益的支撑”，但是另一方面也使同盟内部产生“裂痕”。美国“纵日”是日本在与邻国争端中采取强硬政策的重要背景，但随着事态的升级，美国自身利益却开始面临潜在威胁。中日岛屿争端，被美国战略研究界视为美日同盟的负面因素。在美国看来，“日本将尖阁诸岛的防卫视为核心的国家利益，但美国很难发掘出尖阁诸岛的战略价值”。相反，中日岛争给美国带来风险，即被日本“拖入危机、或与中国的战争之中”。日美结盟60多年，一直是日方担心被美国拖入战争，但现在却出现了角色的逆转。美国对此很难适应，更无法接受，不想被卷入“与核国家的无谓的战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