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致力于治理环境当然没有问题，然而，任何治理都应该建立在科学、客观的基础之上，不能动辄拍脑瓜，甚至搞“一刀切”。
　　最近一段时间，猪肉价格连续上涨，百姓生活负担加重。继国务院常务会议作出稳定生猪生产、增加猪肉供应的五条举措之后，各地纷纷出台具体办法，缓解猪肉价格高企的情形。例如，广西南宁市则发布《关于实施猪肉价格临时干预的通知》，宣布从9月1日起，实施猪肉价格临时干预措施，在主要农贸市场设点限量限价销售猪肉。
　　猪肉“限购”，让很多人始料不及，甚至产生时空穿越的不真实感。网络上也出现很多调侃的段子，比如，“二师兄”的肉可能比师父的还贵等等。
　　这一轮猪肉价格波动，原因很复杂，如媒体分析的那样，非洲猪瘟是一个重要诱因，限制乃至禁止农民分散养猪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禁养导致生猪存栏下降，供给不足，市场上猪少了，价格自然上涨。也就是说，这一轮的“猪周期”，主要还是受制于此前一段时间各地的政策性生猪禁养限养。据报道，出于环保的考量，很多地方强制农民拆猪圈，农户养猪积极性严重受挫。禁令之下，很多传统的生猪大县竟然也退出了生猪生产。
　　这里有必要搞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中国，农民一家一户分散养一两头猪，有千年以上传统，既解决了农民自身吃肉及零花钱问题，也可调剂生猪市场供给，也没有因此影响环境。如果以影响环境为借口，禁止农民一家一户养猪，有科学依据吗？农民兄弟服吗？
　　很多时候，人们并不特别在意生猪的生产链，甚至认为在市场的调节之下，匮乏已不存在。岂不知对于猪肉这样的产品而言，工厂化集中养殖，也存在一个至少长达6个月的生产周期，无视这个周期，必然会招致惩罚。
　　这一点，从国务院常务会议拿出的几项措施可以看出，如，要求各地综合施策恢复生猪生产，增加生猪存栏量;要求地方立即取消超出法律法规的生猪禁养、限养规定;要求發展规模养殖，支持农户养猪等等，均有着很强的针对性。也佐证了各地确实存在政策性挤压生猪生产的事实。
　　地方致力于治理环境当然没有问题，这些年民众生活环境的显著改善，也正得益于各地“壮士断腕”般的凌厉治理。对此，应有一个客观的评判态度。然而，也应该看到，任何治理都应该建立在科学、客观的基础之上，不能动辄拍脑瓜，甚至搞“一刀切”。
　　生猪生产周期较长，因此，不管是禁令还是鼓励，都应充分考虑到后续影响。因为一时的政令，可能导致猪肉价格上涨，也可能导致猪肉价格下跌。这也意味着，政策一定要设置“缓冲区”，养猪政策上，不可以瞎折腾。
　　环保与猪肉都是民众生活的刚需，二者也并非水火不容。在新的环境约束下，如何发展生猪养殖，对于政府、企业和农户而言，都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就要求政府决策时，一定要科学评估，更不能让民生给政绩让路。
　　这些年来，猪肉时贱时贵，而农民和市民也每每饱受煎熬。产业发展缺乏预期，生活指数常常变动，此种因为管理粗放而导致的教训，实在是太深刻了，应该时时汲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