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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
索韦托的柴油发电机
在这所校园中，每时每刻都有非凡的事件发生，但如果要我和梅琳达用一个词来表达对斯坦福的挚爱，那便是“乐观”。这里有一种极富感染力的乐观精神，那便是，所有的问题在创新之下都能迎刃而解。这便是驱使我在1975年离开波士顿郊区的大学，并永远辍学的一个动力。
当时的我相信计算机和软件的魔力能够赋予全世界人民以力量，并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距那时已经过了40年，我和梅琳达也已经结婚20年，我们比以往更加乐观。而随着人生旅途的展开，这份乐观也随之深化。我们今天很想与大家分享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并和你们聊聊你我的乐观精神如何帮助更多的人。
当初和保罗创立微软之时，我们的目标是把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普及到普通大众，这便是我们当时的说法。在计算机领域早期的一本书上的封面有一个上扬的拳头，它就是《计算机解放》。在那个时候，只有大企业才能购置计算机。而我们想要把同样的力量带给普通人，使计算机民主化、大众化。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目睹了个人电脑对人们的巨大效用，但是这种成功同时造成了新的困局。如果富人的孩子拥有计算机而穷人的孩子却不能时，这种科技会加剧不平等。这与我们的核心理念相抵触，科技应当惠及万众。因此我们应当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我将它定位为微软的首要任务，也是我和梅琳达在建立基金会之初的首要任务，我们为公众图书馆捐献个人电脑从而确保人人都能有机会使用。
当我在1997年首次出访南非时，我便开始关注“数字鸿沟”。因公事出差的我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约翰内斯堡的市区开会中。当时我住在南非最富裕的一户家庭中。那时距离尼尔森?曼德拉上台并结束种族隔离只有3年。当我同主人共进晚餐时，他们使用铃铛来使唤管家。在晚饭后，男女相互分开而男人们开始抽雪茄。当时我想，幸好我读过简?奥斯汀的书，否则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在第二天我去了索韦托，约翰内斯堡西南的一个贫穷小镇，那里曾经是反种族隔离的中心。尽管从约翰内斯堡到索韦托路程不长，但从进入索韦托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令人无比震惊。我觉得我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索韦托之行让我很早便意识到自己竟是如此天真。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计算机和软件，这和我们在美国所做的相同。但是我很快明白，这里并不是美国。我曾经阅览过有关贫穷的调查数据，但从未亲眼目睹贫穷。那里的人们住在铁皮棚屋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人们几乎不穿鞋，赤脚行走在街头。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街道，只是布满车辙的泥土路。
由于社区中心没有持续供电的设施，所以他们安装了一根延长电线连接到200英尺以外的柴油发电机上。看着这些装置，我明白了一旦记者离开后，发电机将会被运用到更紧迫的任务上。社区中心的人们也会回去继续为电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担忧。
当我向媒体道出已准备好的发言时，我谈到索韦托的经历对我而言是一个里程碑，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科技是否会让发展中国家落后，而如何这种缩小差距不容忽视。但当我说出这些时，我发现媒体并不是很在意。我提醒他们注意：“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大洲内每年都会有50万人死于疟疾的事实。”我没有说的是，我们肯定还是会为他们带来计算机。
在我去索韦托之前，我认为自己很理解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但是我却对诸多最重要的问题视而不见。我如此震惊于所见并因此扪心自问“你还认为创新能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吗？”我向自己保证，在重回非洲之前，会找到更多让人们贫穷的原因。
数年来，我和梅琳达确实对穷人们的当务之需了解了更多。在后来的一次南非之行中，我去了一家医院，探访MDR-TB（抗药性结核病）患者，这种病也叫耐多药结核病，是一种治愈率不到50%的顽疾。我还记得那个充满绝望的地方。在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病房里，很多病人穿着睡衣，带着口罩，慢慢挪动着。有一层楼是专为孩童开设的，包括一些还躺在床上的婴儿。医院中也有为适龄儿童开设的学校，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无法战胜病魔踏入学堂，因此院方也不知道坚持运营学校是否值得。
我同一位30多岁的病人聊过，她曾是肺结核医院的一名职工，因为咳嗽而病倒。她看了医生，医生告诉她患上了耐药性结核病，此后又被诊断患有艾滋。她活不了多久了，而很多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正等着她即将空出的床位。这是一个列有排队表的地狱。但是目睹了这个地狱并不能减少我的乐观，相反，它指引着乐观前行。临行前，我在车里告诉与我们合作的医生，虽然我知道耐多药结核病是一种顽疾，但我们必须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实际上，今年我们进入了新结核药物研发的第三阶段，对于那些病人而言，他们不需再为18个月50%的治愈率而花费2000美元，我们的新药物花费不超100美元便能在6个月后实现80%的治愈率。
乐观常被视为错误的希望。但是错误的无望也存在于世，那就是认为我们无法击败贫困和疾病的态度。我们绝对能够做到。
梅琳达?盖茨：
印度的弥留者之家
那天比尔去过结核病医院后给我打了电话。通常如果我们其中一个在进行国际旅行，我们都会通电话核对当天的日程聊聊这天我们遇到的人和我们去过的地方。但是这番电话有些特别。比尔说，梅琳达，我（今天）去了一个之前从未去过的地方。然后他哽咽地说不出话了。他最后只是说，等我回家了再告诉你吧。（其实）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因为当你看到濒临绝望的人时，你的心会很痛。
但是如果你想做得最多，你必须要看到最糟糕的情况，我也经历过那些日子。大概十年前，我和一群朋友来到印度。在我临走的那一天，我和一群妓女进行了交谈，我希望跟她们讲她们所面对的得艾滋病的危险，但是她们想跟我聊的只是（作为妓女的）耻辱。这当中的很多人都被她们的丈夫所抛弃，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会去卖淫的原因。她们想养活自己的孩子。他们在社会的眼中是如此卑微，以致于可能会被任何人甚至是警察强奸、抢劫、殴打，但没有人会关心这些。 同她们聊起她们的生活让我感触至深，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们多么想碰触他人。她们希望触摸我，也希望我能去触碰她们。也许正是这种身体上的触碰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她们的价值。所以在我离开之前，我们挽着臂手牵手，一起照了相。
那天晚些时候，我又去了印度的一个弥留者之家。我走进大厅，看见无数排病床，除了远在角落里的一张床，每张床都有人在照顾。所以我决定过去看看。这位病人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我还记得她的眼睛，她那大而悲伤的棕色眼睛。当时的她如此瘦弱并且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她的肠道里什么东西也盛不下，所以那里的工作人员就在她的床下放了一个盆子，并在床的底部开了个洞，然后她身体里的一切东西就倾入那个盆中。我看得出她得了艾滋病，不仅从她的外表，也可以从她独自待在这个角落的事实。
艾滋病声名狼藉，尤其对女性来说，而得病的惩罚就是被抛弃。当我走到她床边时，我突然感觉到彻底的无助感，我什么也帮不了她。我知道我救不了她，但是我不想让她就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跪下来然后伸出手，她摸到我的手就紧紧抓住不愿松开。我不会说她们的语言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对她说什么。最后我只是对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不是你的错。
我陪着她待了一会之后，她的手指了屋顶。很显然她想上去，而我发现太阳快要落山了，她想做的就是登上屋顶看看夕阳。房间里的护工非常忙碌，我对他们说，“我们能不能把她抬到屋顶上？”“不行，我们现在必须要分派药物。”所以我就等着他们分派药物，然后我又问了另外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说“不行，我们太忙了。我们没法抬她上去。”所以，最后我把这位女士抱了起来。她骨瘦如柴，我就抱着她上了屋顶。找来一个破旧不堪的塑料椅，我把她放在椅子上，在她的腿上搭了条毯子，然后她就坐在那里面朝西边，看着日落。工作人员知道她在屋顶上，我确保他们知道并且会在日落以后把她带下来，不久后我就得离开了。
但她从未离开过我。面对这位女士的死亡我感到彻底的无能为力，但是有时正是那些你不能帮助的人给你的启迪最为深刻。我知道早上我碰到的那些性工作者将来可能就会变成那天傍晚我抱上屋顶的妇女的样子，除非我们能找到对抗羁绊她们一生的耻辱的方法。
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基金会帮助性工作者建立互助团体，那样她们可以互相激励着大胆说话，要求安全的性行为，让客户使用安全套。正是她们无畏的努力保持了性工作者中的低HIV感染率，并且很多研究表明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大范围爆发艾滋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当这些性工作者团结在一起帮助阻止艾滋病的传播时，某些意想不到的好事发生了。她们组建的这个社区成为了一切的平台。警察和其他任何强奸或者抢劫她们的人都不能再无法无天。这样组建起了互相鼓励储蓄财产的系统，这样有了足够的积蓄，她们就可以离开性服务行业。这就是社会眼中最下等的人所做的事情。
眼中的悖论
比尔?盖茨：我和梅琳达描述了几个灾难性的画面，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强调乐观的力量。即使是在绝境之中，乐观也会加速创新，产生新的消除痛苦的方法。但是如果你从未看过那些遭受痛苦的人们，你的乐观也将无能为力。你也将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世界。这让我想到了我眼中的一个悖论。
现代社会拥有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而斯坦福大学正处在创新的核心。斯坦福孕育了许许多多的新公司，有思想的学校，硕果累累的教授，富有灵感的艺术和文学，特效的药物，还有优秀的毕业生。无论你是收获新发现的科学家，还是深入第一线了解社会最边缘人的需求，你都在为人类相互间的协助做出惊人的突破。
与此同时，如果你问全美国的人——未来会比过去更好吗？大部分人会说不，我的孩子不及我。他们认为创新不会使世界对自己或孩子更好。
那么谁是对的？是那些说创新产生新机遇让世界更好的人？还是那些目睹不平衡的趋势和机遇的减少且不指望创新会带来改变的人呢？
在我看来，悲观者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并不疯狂。如果创新仅凭市场驱动，我们都不关注不公正现象，那么我们的重大发明将令世界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我们不会改善公立学校，我们不会治愈疟疾，更无从终结贫穷。我们不会研发出让贫困农民在变化的气候中也能种出食物的发明。
如果我们的乐观无法用来解决那些影响许许多多同胞的问题，那么这种乐观主义还需要融入更多的感同身受。如果同情心引导乐观，我们就能看到贫困，疾病以及破败的学校。我们会以创新作答，并震惊那些悲观主义者。
梅琳达?盖茨：
在一次去南亚的旅行中，我遇见了一位贫困潦倒的印度妇女。她有两个孩子并乞求我把这两个孩子带走。当我祈求她原谅时，她说，那好吧，请至少带走一个也可以吧。在另一个去洛杉矶南部的旅途中，我遇见了一群来自贫困社区的学生。一个年轻女孩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就是那群孩子，他们的父母逃避责任，我们只是留守儿童呢？这些女性令我心碎。
而她们现在依然让我心碎。当我对自己承认，我也可能会是她们中的一员时，同情心便更甚。我在与旅途中遇到的的母亲交流时发现，我们想给予孩子的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在于我们给予孩子的能力。那么差距何在呢？我和比尔曾就此问题与我们的孩子在餐桌上共同讨论。比尔工作非常努力，他冒过风险，为成功做出不少牺牲。但是还有一个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便是运气，完完全全的运气。你出生何处？你的父母是谁？你在哪里成长？我们不是自己赚得这些东西，我们只是被赐予了这些东西而已。
所以当我们剥去运气和优待，并思量没有它们我们将会如何时，这个人就会更容易看到那些贫困者，并说，这可能就是我。这就是同情心，它会抹平障碍，为乐观打开全新的大门。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你们所有人的呼吁。用你们的天分，乐观以及同情心，用能让数百万人乐观起来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你无须急功近利，你还要开创事业，付清债款，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并结婚。目前处理好这一切便足够了，但是在你们的生命之中，可能自己并未计划过，会目睹那些让你心碎的苦楚。当它发生时，不要掩面离开，在这一刻，改变孕育而生。
责任编辑：方丹敏
索韦托的柴油发电机
在这所校园中，每时每刻都有非凡的事件发生，但如果要我和梅琳达用一个词来表达对斯坦福的挚爱，那便是“乐观”。这里有一种极富感染力的乐观精神，那便是，所有的问题在创新之下都能迎刃而解。这便是驱使我在1975年离开波士顿郊区的大学，并永远辍学的一个动力。
当时的我相信计算机和软件的魔力能够赋予全世界人民以力量，并能够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距那时已经过了40年，我和梅琳达也已经结婚20年，我们比以往更加乐观。而随着人生旅途的展开，这份乐观也随之深化。我们今天很想与大家分享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并和你们聊聊你我的乐观精神如何帮助更多的人。
当初和保罗创立微软之时，我们的目标是把计算机和软件的力量普及到普通大众，这便是我们当时的说法。在计算机领域早期的一本书上的封面有一个上扬的拳头，它就是《计算机解放》。在那个时候，只有大企业才能购置计算机。而我们想要把同样的力量带给普通人，使计算机民主化、大众化。
在上个世纪90年代，我们目睹了个人电脑对人们的巨大效用，但是这种成功同时造成了新的困局。如果富人的孩子拥有计算机而穷人的孩子却不能时，这种科技会加剧不平等。这与我们的核心理念相抵触，科技应当惠及万众。因此我们应当努力缩小这种差距，我将它定位为微软的首要任务，也是我和梅琳达在建立基金会之初的首要任务，我们为公众图书馆捐献个人电脑从而确保人人都能有机会使用。
当我在1997年首次出访南非时，我便开始关注“数字鸿沟”。因公事出差的我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约翰内斯堡的市区开会中。当时我住在南非最富裕的一户家庭中。那时距离尼尔森?曼德拉上台并结束种族隔离只有3年。当我同主人共进晚餐时，他们使用铃铛来使唤管家。在晚饭后，男女相互分开而男人们开始抽雪茄。当时我想，幸好我读过简?奥斯汀的书，否则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但在第二天我去了索韦托，约翰内斯堡西南的一个贫穷小镇，那里曾经是反种族隔离的中心。尽管从约翰内斯堡到索韦托路程不长，但从进入索韦托的那一刻起，一切都令人无比震惊。我觉得我来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索韦托之行让我很早便意识到自己竟是如此天真。微软向那里的一个社区中心捐赠计算机和软件，这和我们在美国所做的相同。但是我很快明白，这里并不是美国。我曾经阅览过有关贫穷的调查数据，但从未亲眼目睹贫穷。那里的人们住在铁皮棚屋里，没有电，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人们几乎不穿鞋，赤脚行走在街头。或者可以说根本没有街道，只是布满车辙的泥土路。
由于社区中心没有持续供电的设施，所以他们安装了一根延长电线连接到200英尺以外的柴油发电机上。看着这些装置，我明白了一旦记者离开后，发电机将会被运用到更紧迫的任务上。社区中心的人们也会回去继续为电脑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担忧。
当我向媒体道出已准备好的发言时，我谈到索韦托的经历对我而言是一个里程碑，我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是科技是否会让发展中国家落后，而如何这种缩小差距不容忽视。但当我说出这些时，我发现媒体并不是很在意。我提醒他们注意：“我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大洲内每年都会有50万人死于疟疾的事实。”我没有说的是，我们肯定还是会为他们带来计算机。
在我去索韦托之前，我认为自己很理解这个世界存在的问题，但是我却对诸多最重要的问题视而不见。我如此震惊于所见并因此扪心自问“你还认为创新能解决世界上最棘手的问题吗？”我向自己保证，在重回非洲之前，会找到更多让人们贫穷的原因。
数年来，我和梅琳达确实对穷人们的当务之需了解了更多。在后来的一次南非之行中，我去了一家医院，探访MDR-TB（抗药性结核病）患者，这种病也叫耐多药结核病，是一种治愈率不到50%的顽疾。我还记得那个充满绝望的地方。在一个巨大的开放式病房里，很多病人穿着睡衣，带着口罩，慢慢挪动着。有一层楼是专为孩童开设的，包括一些还躺在床上的婴儿。医院中也有为适龄儿童开设的学校，但是大多数孩子都无法战胜病魔踏入学堂，因此院方也不知道坚持运营学校是否值得。
我同一位30多岁的病人聊过，她曾是肺结核医院的一名职工，因为咳嗽而病倒。她看了医生，医生告诉她患上了耐药性结核病，此后又被诊断患有艾滋。她活不了多久了，而很多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正等着她即将空出的床位。这是一个列有排队表的地狱。但是目睹了这个地狱并不能减少我的乐观，相反，它指引着乐观前行。临行前，我在车里告诉与我们合作的医生，虽然我知道耐多药结核病是一种顽疾，但我们必须为这些人做些什么。实际上，今年我们进入了新结核药物研发的第三阶段，对于那些病人而言，他们不需再为18个月50%的治愈率而花费2000美元，我们的新药物花费不超100美元便能在6个月后实现80%的治愈率。
乐观常被视为错误的希望。但是错误的无望也存在于世，那就是认为我们无法击败贫困和疾病的态度。我们绝对能够做到。
梅琳达?盖茨：
印度的弥留者之家
那天比尔去过结核病医院后给我打了电话。通常如果我们其中一个在进行国际旅行，我们都会通电话核对当天的日程聊聊这天我们遇到的人和我们去过的地方。但是这番电话有些特别。比尔说，梅琳达，我（今天）去了一个之前从未去过的地方。然后他哽咽地说不出话了。他最后只是说，等我回家了再告诉你吧。（其实）我知道他经历了什么，因为当你看到濒临绝望的人时，你的心会很痛。
但是如果你想做得最多，你必须要看到最糟糕的情况，我也经历过那些日子。大概十年前，我和一群朋友来到印度。在我临走的那一天，我和一群妓女进行了交谈，我希望跟她们讲她们所面对的得艾滋病的危险，但是她们想跟我聊的只是（作为妓女的）耻辱。这当中的很多人都被她们的丈夫所抛弃，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会去卖淫的原因。她们想养活自己的孩子。他们在社会的眼中是如此卑微，以致于可能会被任何人甚至是警察强奸、抢劫、殴打，但没有人会关心这些。 同她们聊起她们的生活让我感触至深，但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们多么想碰触他人。她们希望触摸我，也希望我能去触碰她们。也许正是这种身体上的触碰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她们的价值。所以在我离开之前，我们挽着臂手牵手，一起照了相。
那天晚些时候，我又去了印度的一个弥留者之家。我走进大厅，看见无数排病床，除了远在角落里的一张床，每张床都有人在照顾。所以我决定过去看看。这位病人是一个30多岁的女性。我还记得她的眼睛，她那大而悲伤的棕色眼睛。当时的她如此瘦弱并且徘徊在死亡的边缘。她的肠道里什么东西也盛不下，所以那里的工作人员就在她的床下放了一个盆子，并在床的底部开了个洞，然后她身体里的一切东西就倾入那个盆中。我看得出她得了艾滋病，不仅从她的外表，也可以从她独自待在这个角落的事实。
艾滋病声名狼藉，尤其对女性来说，而得病的惩罚就是被抛弃。当我走到她床边时，我突然感觉到彻底的无助感，我什么也帮不了她。我知道我救不了她，但是我不想让她就这么一个人。所以我跪下来然后伸出手，她摸到我的手就紧紧抓住不愿松开。我不会说她们的语言而且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对她说什么。最后我只是对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不是你的错。
我陪着她待了一会之后，她的手指了屋顶。很显然她想上去，而我发现太阳快要落山了，她想做的就是登上屋顶看看夕阳。房间里的护工非常忙碌，我对他们说，“我们能不能把她抬到屋顶上？”“不行，我们现在必须要分派药物。”所以我就等着他们分派药物，然后我又问了另外的工作人员，他们也说“不行，我们太忙了。我们没法抬她上去。”所以，最后我把这位女士抱了起来。她骨瘦如柴，我就抱着她上了屋顶。找来一个破旧不堪的塑料椅，我把她放在椅子上，在她的腿上搭了条毯子，然后她就坐在那里面朝西边，看着日落。工作人员知道她在屋顶上，我确保他们知道并且会在日落以后把她带下来，不久后我就得离开了。
但她从未离开过我。面对这位女士的死亡我感到彻底的无能为力，但是有时正是那些你不能帮助的人给你的启迪最为深刻。我知道早上我碰到的那些性工作者将来可能就会变成那天傍晚我抱上屋顶的妇女的样子，除非我们能找到对抗羁绊她们一生的耻辱的方法。
过去的十年中，我们的基金会帮助性工作者建立互助团体，那样她们可以互相激励着大胆说话，要求安全的性行为，让客户使用安全套。正是她们无畏的努力保持了性工作者中的低HIV感染率，并且很多研究表明这就是为什么印度没有大范围爆发艾滋病的一个重要原因。当这些性工作者团结在一起帮助阻止艾滋病的传播时，某些意想不到的好事发生了。她们组建的这个社区成为了一切的平台。警察和其他任何强奸或者抢劫她们的人都不能再无法无天。这样组建起了互相鼓励储蓄财产的系统，这样有了足够的积蓄，她们就可以离开性服务行业。这就是社会眼中最下等的人所做的事情。
眼中的悖论
比尔?盖茨：我和梅琳达描述了几个灾难性的画面，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强调乐观的力量。即使是在绝境之中，乐观也会加速创新，产生新的消除痛苦的方法。但是如果你从未看过那些遭受痛苦的人们，你的乐观也将无能为力。你也将永远不会改变他们的世界。这让我想到了我眼中的一个悖论。
现代社会拥有无与伦比的创新精神，而斯坦福大学正处在创新的核心。斯坦福孕育了许许多多的新公司，有思想的学校，硕果累累的教授，富有灵感的艺术和文学，特效的药物，还有优秀的毕业生。无论你是收获新发现的科学家，还是深入第一线了解社会最边缘人的需求，你都在为人类相互间的协助做出惊人的突破。
与此同时，如果你问全美国的人——未来会比过去更好吗？大部分人会说不，我的孩子不及我。他们认为创新不会使世界对自己或孩子更好。
那么谁是对的？是那些说创新产生新机遇让世界更好的人？还是那些目睹不平衡的趋势和机遇的减少且不指望创新会带来改变的人呢？
在我看来，悲观者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并不疯狂。如果创新仅凭市场驱动，我们都不关注不公正现象，那么我们的重大发明将令世界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我们不会改善公立学校，我们不会治愈疟疾，更无从终结贫穷。我们不会研发出让贫困农民在变化的气候中也能种出食物的发明。
如果我们的乐观无法用来解决那些影响许许多多同胞的问题，那么这种乐观主义还需要融入更多的感同身受。如果同情心引导乐观，我们就能看到贫困，疾病以及破败的学校。我们会以创新作答，并震惊那些悲观主义者。
梅琳达?盖茨：
在一次去南亚的旅行中，我遇见了一位贫困潦倒的印度妇女。她有两个孩子并乞求我把这两个孩子带走。当我祈求她原谅时，她说，那好吧，请至少带走一个也可以吧。在另一个去洛杉矶南部的旅途中，我遇见了一群来自贫困社区的学生。一个年轻女孩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就是那群孩子，他们的父母逃避责任，我们只是留守儿童呢？这些女性令我心碎。
而她们现在依然让我心碎。当我对自己承认，我也可能会是她们中的一员时，同情心便更甚。我在与旅途中遇到的的母亲交流时发现，我们想给予孩子的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差别在于我们给予孩子的能力。那么差距何在呢？我和比尔曾就此问题与我们的孩子在餐桌上共同讨论。比尔工作非常努力，他冒过风险，为成功做出不少牺牲。但是还有一个成功的重要因素，那便是运气，完完全全的运气。你出生何处？你的父母是谁？你在哪里成长？我们不是自己赚得这些东西，我们只是被赐予了这些东西而已。
所以当我们剥去运气和优待，并思量没有它们我们将会如何时，这个人就会更容易看到那些贫困者，并说，这可能就是我。这就是同情心，它会抹平障碍，为乐观打开全新的大门。
所以这就是我们对你们所有人的呼吁。用你们的天分，乐观以及同情心，用能让数百万人乐观起来的方式去改变这个世界。你无须急功近利，你还要开创事业，付清债款，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并结婚。目前处理好这一切便足够了，但是在你们的生命之中，可能自己并未计划过，会目睹那些让你心碎的苦楚。当它发生时，不要掩面离开，在这一刻，改变孕育而生。
责任编辑：方丹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