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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越南女人,就像山丘上的房子,暴风雨来的时候,只要敞开大门,任凭风吹雨打,都可以安然度过。”向来给外界温柔、乖巧印象的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充满挑战的台湾异国婚姻旅程中,用20年的青春岁月,以及一双柔弱的肩膀,为自己撞开了幸福与平权之门。
2006年4月29日,韩国首尔,一名韩国男子与她的越南妻子、孩子共进早餐。
由于韩国乡下的一些男人难于娶到当地女子,便转为向中介机构寻找外国女子做新娘,
在2005年韩国结婚的人群中,有14%是跨国婚姻。而在台湾,到2010年2月底,
越南配偶已达82,986人,比例高达25%,仅次于大陆配偶。
70年代,台湾与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的跨国婚姻,大多是被不肖中介以“介绍工作”为由,“淫取”来台进行色情运贩的人肉交易。
80年代,婚姻中介跨越了台湾海峡,成了投身东南亚广大婚姻市场的“台商”,专门引荐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外籍新娘”。
90年代,发裙飘逸、温柔可人的越南姑娘,突然成了台湾广大劳工、农村单身汉,以及残疾人的“福音”,成为“排排坐相亲,拉拉手结婚”的“速配”对象,省了谈恋爱的时间,也免了蜜月旅行。
2000后,是台越中介婚姻的高峰期,平均每天有30个越南女孩嫁给台湾郎。
小小的台湾,有250家以上的婚姻中介,抢食着外籍配偶每年上亿元台币的商机大饼。
2009年8月1日,移民部门一声令下,规定“跨国婚姻媒合不得营利”,如此一来,不以营利为目的才“合法”的婚友社,一下锐减到11家,不到20年,迎娶越南姑娘的中介费也一路溜滑梯,从40万元降到25万元台币。
随着越南新娘的热潮逐渐降温,结婚人数也从高峰期的每天30对新人,降至每天10对左右。不过,到2010年2月底,台湾的越南配偶已达82,986人,比例仍高达25%,仅次于大陆配偶,这些越南姑娘大多来自偏远农村,只有国小或国中学历。目前,台湾的外籍配偶人数,已经突破40万人,平均每100对新人中,有8位是外籍配偶。
从“越南新娘”到“外籍配偶”,再到“新移民女性”的称谓,这一条争取尊重与平权之路,一走就是20年。
为爱飞翔
在距离地表35公里的高空,42岁的曾福强(化名)端坐在越南航空的经济舱,为了生平的首次约会,他的心脏正扑通扑通地跳着,这一次,他要为自己的爱情而飞翔,目的地是距离越南首都河内四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农村。
“我的朋友叫阿香,她以前在我们村子里帮佣,工作期满回越南之前,叫我来找她玩。”曾福强腼腆地笑着,还从随身携带的黑包包里掏出一迭照片,用台语说道:“我在嘉义养鱼啦,这些照片是要给她父母看的。”曾福强忙着养鱼,错过了婚期,他喜欢阿香,也存了一点钱,但是不想通过中介。“因为要先当朋友,先谈得来再谈恋爱‘卡(台语:比较)自然’啦。”
还没有谈恋爱就要结婚,来不及度蜜月就要生孩子,是台湾越南配偶的典型写照,但却不是曾福强想要的婚姻。因为他不想让一个好端端的女孩,变成买来传宗接代的“代理孕母”,像曾福强这样以时间换取空间,追逐自己幸福的台湾男人,毕竟是少数。
与曾福强同班机的人,除了赴越经商、返乡劳工或出国旅行的乘客之外,放眼望去,大多是偕同老公与小孩“回娘家”,或是好不容易才“逃回家”的越南配偶。
过去20年来,台湾约有8万名劳工、乡村人口或残疾人,砸下数十万台币缩短了爱情的酝酿期,透过婚姻中介“实买虚娶”,只要短短七天,就可以把一个素昧平生的越南姑娘,变成自己屋里的枕边人,一个语言不通却合法的性伴侣。
幸福的赌局
对越南女孩阮氏莲(化名)而言,幸福的赌局取决于一场未知的跨国婚姻,入门筹码是20年的青春。
“我们只看了一眼,相亲之后,7天就结婚,老公花了36万。我20岁嫁来台湾,1个月就怀孕,5个月时收到银行的卡债催账单,女儿还没出生,我先生每天晚上都在赌场‘加班’,还说‘工作’很忙。”阮氏莲说,孩子出生4个月之后,她有了2份工作,先是做手工补贴家用,接着是“做马做牛”。
“我嫁来台湾,是当一个人的老婆,不是当全家的媳妇。”阮氏莲说,公婆嫌她、哥哥嫂嫂数落她,老公则是打完她和女儿小洁(化名)之后,再到外面去爱女朋友。“台湾的公公婆婆,认为媳妇用钱买的,所以对我们很不好,但是却没有想到这种想法,会伤害到他们的儿子。”为了女儿,阮氏莲隐忍了5年,拿到身分证之后,决定离婚,成了独立扶养女儿的单亲妈妈。
前夫的姊夫不甘心,打电话到越南恐吓阮氏莲的父母。
“他们以为有钱,什么事都敢做,但是我永远记得这句话:‘狗会叫,可是狗不会咬人’(会叫的狗不咬人),所以我不会怕他们。”阮氏莲离婚后,当女工维持生计,还积极参加小区的新移民妇女活动,自己赚的钱不多,还把部分薪水捐给被打得更惨的越南单亲妈妈。
阮氏莲自己找打工的机会,分期付款买摩托车,方便接送女儿上下学,她学会挺起瘦弱的肩膀,撞破了失婚者遭白眼的宿命,也撞开了一道幸福之门。
两年前,在一次新移民妇女的座谈会中,阮氏莲偶然遇到了离过婚的老师陈祥(化名),两人相谈甚欢,快速坠入情网,国小毕业的越南单亲妈妈,嫁给了大学毕业的台湾失婚老师,成为彼此第二春的幸福伴侣。
买“一”送“二”
2003年,台湾男子娶越南姑娘达到最高峰,每年有超过1万名的越南女孩嫁到台湾,婚姻中介费也从40万元上下,降到后来的25万元“全包”。越南新娘嫁来台湾人数激增,问题也越来越多。
“家庭暴力、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差距,越南配偶遇到的主要问题,大多还是婚姻不和为主。”陈祥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回家替小洁加强国一的数学和英文功课,等阮氏莲和小洁睡了之后,再继续挑灯夜战。
“小洁的程度跟不上同学,是‘后半段的前几名’,我不要求她成为班上的前三名,只要求她进步到班上的前半段,所以需要更多时间的关心。”陈祥认真地强调,“我已经当了一年多的爸爸喔,不是开玩笑的,帮孩子辅导功课,也是一种亲子关系。”
为了保护妻女,陈祥不愿透露自己教学的地点和身份,令他感叹的是,有些台湾男子到越南买婚,却成了骗婚,不事先告知对方自己和前妻有小孩,买了一个越南太太回家,却送了两个现成的孩子。
“不只是‘买一送二’,有些男人喝酒、赌博样样来,娶了越南老婆来扛家计,结了婚就不负责任,就算老公是窝囊废,很多越南女孩还是忍气吞声。”陈祥说,这些例子让他听了很火大,有些台湾老公很烂,到现在都还有,真是把男人的脸都丢光了。
“我根本不敢想还会再结婚,做梦也没想到,我的身分(国小毕业)可以配到这个好老公,老天还很爱我。”阮氏莲有感而发地说着,谢天谢地。
陈祥认为,再婚后多了一个现成女儿,不是“买一送二”,而是有了一个完整的家,但有一位曾经娶过“落跑越妻”的残疾人朋友,主动替陈祥“打预防针”进行口头劝谕:“你们学历差那么多,要小心喔,不要被她迷住,不要冲太快,要搞清楚状况!”
“呦,运气好,离过婚还能遇到一个好老公,这下子可以神气了。”不只是陈祥,阮氏莲也遇到了来自失婚的越南姐妹们,私下窃窃耳语的同侪压力。
“小洁会长大,你也需要成长,希望你可以继续读书。”陈祥鼓励妻子继续学习,阮氏莲正在国中夜补教努力K书,她的梦想是拿到一张台湾的国中毕业证书,给女儿做个榜样。
“南洋”姊妹
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眼看嫁到台湾的南洋姐妹们越来越多,大多面临语言不同的窘况,位于台湾南部高雄美浓的“爱乡协进会”,在1995年开设了“外籍新娘识字班”,一起学习中文,互助自助,跨越语言隔阂与文化藩篱,学会为自己的权益发声。但是,外籍配偶们却经常为了家计疲无奔命,无法按时来上课。
“既然中文课上不成,那就筹组一个正式的社团吧。”志工们达成共识。到了2003年,“南洋台湾姊妹会”正式成立,协助这一群台湾新移民女性。她们还筹组了“南洋姐妹剧团”,甚至吸引了正在念研究所的男生担任团长,边写论文边当志工,协助“姐妹们”把异国婚姻遭受的困顿、思乡之情的煎熬、工厂恶性倒闭欠薪的心情,全部搬上舞台,不再只是社会新闻中,蜷缩于方块报导的弱势一角,她们或许在家里找不到地位,但却可以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唱自己的歌,“戏”说自己的生命史。
经过多年的倡议呼吁,由南洋姊妹会等支持新移民团体组成的“没钱没身分”联盟,终于在2008年11月14日,促使前“行政院长”刘兆玄公开宣布,废除外籍配偶申请归化时,必须出具42万元财力证明、工作缴税证明,或是500万不动产的相关规定,估计受惠的外籍配偶有6万人。
“我们来自不同国家的‘姊妹’们一起合作,修改这个对东南亚外籍配偶充满歧视的法律,以后还要持续到台湾各地去演讲,让更多人了解新移民妇女的心声。”南洋姊妹剧团的成员小忆(化名)如是说。
宁为“麻雀”
对越南来台的“新移民女性”而言,跨国婚姻的另一项考验,是性生活。
“嫁给他之后,我过得不‘性’福。”25岁的小红(化名),刚嫁来台湾时,比阮氏莲过得还好,她的先生是家中独子,生活条件阔绰,小红身上戴著名贵的珠宝,出入有司机接送,还有专属的中文老师,在其他越南配偶的眼中,就像是从麻雀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但小红还是闷闷不乐,因为每天与智能障碍的先生朝夕相处,让她无法享有真正的婚姻生活。
好不容易才远渡重洋当了枝头凤凰的小红,来到台湾却严重地水土不服,婚后一年半,她悄悄逃离了没有“性”福的家,躲在台北县的私人工厂打零工。警察找到小红的时候,她的时薪只有90元台币,却甘之如饴。
“我要离婚!”小红铁了心地宣告着,说什么也不肯再当一只寂寞的凤凰,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她宁愿成为一只单飞的“麻雀”,回越南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越南新娘潮的荣景不再,在台湾,有越来越多“宁为麻雀”的越南籍新移民女性,为了逃离赌博、外遇或家暴的先生,甚至独力抚养年幼或患病的孩子,想尽办法开起了一家家“越南小吃”、“越式河粉”。
至于假结婚、真卖淫的越南籍女子,或是婚后学会签赌、抛夫弃子的越南籍“麻雀”也不乏其人,只是先生碍于男性尊严不愿张扬,迄今仍缺乏正式的统计数据。
凤凰“老娘”
“刚到台湾的时候,很多人叫我‘外籍新娘’,起初还以为是‘美丽’、‘很漂亮’的意思,后来才知道,这个称呼含有歧视的意味。”早在10多年前就和台湾人结婚的越南新移民陈凤凰说,从胡志明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她就嫁给了到越南工作的台商先生,育有一对子女之后,才来到台湾定居。
“我是‘老娘’,不是‘新娘’了。”每当听到有人再叫她外籍新娘时,已婚多年的陈凤凰就用“我是老娘”呛回去,给对方一个软钉子碰,也维持了自己的尊严与立场。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台湾的处境,陈凤凰考进了实践大学家庭研究与儿童发展研究所,论文题目写的是“新移民女性家庭价值及婚姻调适之探讨——以越南新移民女性为例”,希望以自身的经验和专业,为台湾和越南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让彼此融合并了解台湾人和新移民的意见与生活呢?”陈凤凰想了很久,决定在小区大学教越南文化和越南语言,并成立“越南妇女发展协进团”,同时发行“越南妇女”刊物,与2006年创刊、发行量约两万份的越文“四方报”,共同刊登并报导有关新移民女性权益的相关讯息。
“我们越南女人,就像山丘上的房子,暴风雨来的时候,只要敞开大门,任凭风吹雨打,都可以安然度过。”向来给外界温柔、乖巧印象的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充满挑战的台湾异国婚姻旅程中,用20年的青春岁月,以及一双柔弱的肩膀,为自己撞开了幸福与平权之门。
2006年4月29日,韩国首尔,一名韩国男子与她的越南妻子、孩子共进早餐。
由于韩国乡下的一些男人难于娶到当地女子,便转为向中介机构寻找外国女子做新娘,
在2005年韩国结婚的人群中,有14%是跨国婚姻。而在台湾,到2010年2月底,
越南配偶已达82,986人,比例高达25%,仅次于大陆配偶。
70年代,台湾与东南亚的泰国、印度尼西亚的跨国婚姻,大多是被不肖中介以“介绍工作”为由,“淫取”来台进行色情运贩的人肉交易。
80年代,婚姻中介跨越了台湾海峡,成了投身东南亚广大婚姻市场的“台商”,专门引荐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外籍新娘”。
90年代,发裙飘逸、温柔可人的越南姑娘,突然成了台湾广大劳工、农村单身汉,以及残疾人的“福音”,成为“排排坐相亲,拉拉手结婚”的“速配”对象,省了谈恋爱的时间,也免了蜜月旅行。
2000后,是台越中介婚姻的高峰期,平均每天有30个越南女孩嫁给台湾郎。
小小的台湾,有250家以上的婚姻中介,抢食着外籍配偶每年上亿元台币的商机大饼。
2009年8月1日,移民部门一声令下,规定“跨国婚姻媒合不得营利”,如此一来,不以营利为目的才“合法”的婚友社,一下锐减到11家,不到20年,迎娶越南姑娘的中介费也一路溜滑梯,从40万元降到25万元台币。
随着越南新娘的热潮逐渐降温,结婚人数也从高峰期的每天30对新人,降至每天10对左右。不过,到2010年2月底,台湾的越南配偶已达82,986人,比例仍高达25%,仅次于大陆配偶,这些越南姑娘大多来自偏远农村,只有国小或国中学历。目前,台湾的外籍配偶人数,已经突破40万人,平均每100对新人中,有8位是外籍配偶。
从“越南新娘”到“外籍配偶”,再到“新移民女性”的称谓,这一条争取尊重与平权之路,一走就是20年。
为爱飞翔
在距离地表35公里的高空,42岁的曾福强(化名)端坐在越南航空的经济舱,为了生平的首次约会,他的心脏正扑通扑通地跳着,这一次,他要为自己的爱情而飞翔,目的地是距离越南首都河内四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农村。
“我的朋友叫阿香,她以前在我们村子里帮佣,工作期满回越南之前,叫我来找她玩。”曾福强腼腆地笑着,还从随身携带的黑包包里掏出一迭照片,用台语说道:“我在嘉义养鱼啦,这些照片是要给她父母看的。”曾福强忙着养鱼,错过了婚期,他喜欢阿香,也存了一点钱,但是不想通过中介。“因为要先当朋友,先谈得来再谈恋爱‘卡(台语:比较)自然’啦。”
还没有谈恋爱就要结婚,来不及度蜜月就要生孩子,是台湾越南配偶的典型写照,但却不是曾福强想要的婚姻。因为他不想让一个好端端的女孩,变成买来传宗接代的“代理孕母”,像曾福强这样以时间换取空间,追逐自己幸福的台湾男人,毕竟是少数。
与曾福强同班机的人,除了赴越经商、返乡劳工或出国旅行的乘客之外,放眼望去,大多是偕同老公与小孩“回娘家”,或是好不容易才“逃回家”的越南配偶。
过去20年来,台湾约有8万名劳工、乡村人口或残疾人,砸下数十万台币缩短了爱情的酝酿期,透过婚姻中介“实买虚娶”,只要短短七天,就可以把一个素昧平生的越南姑娘,变成自己屋里的枕边人,一个语言不通却合法的性伴侣。
幸福的赌局
对越南女孩阮氏莲(化名)而言,幸福的赌局取决于一场未知的跨国婚姻,入门筹码是20年的青春。
“我们只看了一眼,相亲之后,7天就结婚,老公花了36万。我20岁嫁来台湾,1个月就怀孕,5个月时收到银行的卡债催账单,女儿还没出生,我先生每天晚上都在赌场‘加班’,还说‘工作’很忙。”阮氏莲说,孩子出生4个月之后,她有了2份工作,先是做手工补贴家用,接着是“做马做牛”。
“我嫁来台湾,是当一个人的老婆,不是当全家的媳妇。”阮氏莲说,公婆嫌她、哥哥嫂嫂数落她,老公则是打完她和女儿小洁(化名)之后,再到外面去爱女朋友。“台湾的公公婆婆,认为媳妇用钱买的,所以对我们很不好,但是却没有想到这种想法,会伤害到他们的儿子。”为了女儿,阮氏莲隐忍了5年,拿到身分证之后,决定离婚,成了独立扶养女儿的单亲妈妈。
前夫的姊夫不甘心,打电话到越南恐吓阮氏莲的父母。
“他们以为有钱,什么事都敢做,但是我永远记得这句话:‘狗会叫,可是狗不会咬人’(会叫的狗不咬人),所以我不会怕他们。”阮氏莲离婚后,当女工维持生计,还积极参加小区的新移民妇女活动,自己赚的钱不多,还把部分薪水捐给被打得更惨的越南单亲妈妈。
阮氏莲自己找打工的机会,分期付款买摩托车,方便接送女儿上下学,她学会挺起瘦弱的肩膀,撞破了失婚者遭白眼的宿命,也撞开了一道幸福之门。
两年前,在一次新移民妇女的座谈会中,阮氏莲偶然遇到了离过婚的老师陈祥(化名),两人相谈甚欢,快速坠入情网,国小毕业的越南单亲妈妈,嫁给了大学毕业的台湾失婚老师,成为彼此第二春的幸福伴侣。
买“一”送“二”
2003年,台湾男子娶越南姑娘达到最高峰,每年有超过1万名的越南女孩嫁到台湾,婚姻中介费也从40万元上下,降到后来的25万元“全包”。越南新娘嫁来台湾人数激增,问题也越来越多。
“家庭暴力、语言不通、生活习惯差距,越南配偶遇到的主要问题,大多还是婚姻不和为主。”陈祥白天在学校教书,晚上回家替小洁加强国一的数学和英文功课,等阮氏莲和小洁睡了之后,再继续挑灯夜战。
“小洁的程度跟不上同学,是‘后半段的前几名’,我不要求她成为班上的前三名,只要求她进步到班上的前半段,所以需要更多时间的关心。”陈祥认真地强调,“我已经当了一年多的爸爸喔,不是开玩笑的,帮孩子辅导功课,也是一种亲子关系。”
为了保护妻女,陈祥不愿透露自己教学的地点和身份,令他感叹的是,有些台湾男子到越南买婚,却成了骗婚,不事先告知对方自己和前妻有小孩,买了一个越南太太回家,却送了两个现成的孩子。
“不只是‘买一送二’,有些男人喝酒、赌博样样来,娶了越南老婆来扛家计,结了婚就不负责任,就算老公是窝囊废,很多越南女孩还是忍气吞声。”陈祥说,这些例子让他听了很火大,有些台湾老公很烂,到现在都还有,真是把男人的脸都丢光了。
“我根本不敢想还会再结婚,做梦也没想到,我的身分(国小毕业)可以配到这个好老公,老天还很爱我。”阮氏莲有感而发地说着,谢天谢地。
陈祥认为,再婚后多了一个现成女儿,不是“买一送二”,而是有了一个完整的家,但有一位曾经娶过“落跑越妻”的残疾人朋友,主动替陈祥“打预防针”进行口头劝谕:“你们学历差那么多,要小心喔,不要被她迷住,不要冲太快,要搞清楚状况!”
“呦,运气好,离过婚还能遇到一个好老公,这下子可以神气了。”不只是陈祥,阮氏莲也遇到了来自失婚的越南姐妹们,私下窃窃耳语的同侪压力。
“小洁会长大,你也需要成长,希望你可以继续读书。”陈祥鼓励妻子继续学习,阮氏莲正在国中夜补教努力K书,她的梦想是拿到一张台湾的国中毕业证书,给女儿做个榜样。
“南洋”姊妹
越南、印尼、泰国、菲律宾、柬埔寨,眼看嫁到台湾的南洋姐妹们越来越多,大多面临语言不同的窘况,位于台湾南部高雄美浓的“爱乡协进会”,在1995年开设了“外籍新娘识字班”,一起学习中文,互助自助,跨越语言隔阂与文化藩篱,学会为自己的权益发声。但是,外籍配偶们却经常为了家计疲无奔命,无法按时来上课。
“既然中文课上不成,那就筹组一个正式的社团吧。”志工们达成共识。到了2003年,“南洋台湾姊妹会”正式成立,协助这一群台湾新移民女性。她们还筹组了“南洋姐妹剧团”,甚至吸引了正在念研究所的男生担任团长,边写论文边当志工,协助“姐妹们”把异国婚姻遭受的困顿、思乡之情的煎熬、工厂恶性倒闭欠薪的心情,全部搬上舞台,不再只是社会新闻中,蜷缩于方块报导的弱势一角,她们或许在家里找不到地位,但却可以站上属于自己的舞台、唱自己的歌,“戏”说自己的生命史。
经过多年的倡议呼吁,由南洋姊妹会等支持新移民团体组成的“没钱没身分”联盟,终于在2008年11月14日,促使前“行政院长”刘兆玄公开宣布,废除外籍配偶申请归化时,必须出具42万元财力证明、工作缴税证明,或是500万不动产的相关规定,估计受惠的外籍配偶有6万人。
“我们来自不同国家的‘姊妹’们一起合作,修改这个对东南亚外籍配偶充满歧视的法律,以后还要持续到台湾各地去演讲,让更多人了解新移民妇女的心声。”南洋姊妹剧团的成员小忆(化名)如是说。
宁为“麻雀”
对越南来台的“新移民女性”而言,跨国婚姻的另一项考验,是性生活。
“嫁给他之后,我过得不‘性’福。”25岁的小红(化名),刚嫁来台湾时,比阮氏莲过得还好,她的先生是家中独子,生活条件阔绰,小红身上戴著名贵的珠宝,出入有司机接送,还有专属的中文老师,在其他越南配偶的眼中,就像是从麻雀飞上枝头变成了凤凰,但小红还是闷闷不乐,因为每天与智能障碍的先生朝夕相处,让她无法享有真正的婚姻生活。
好不容易才远渡重洋当了枝头凤凰的小红,来到台湾却严重地水土不服,婚后一年半,她悄悄逃离了没有“性”福的家,躲在台北县的私人工厂打零工。警察找到小红的时候,她的时薪只有90元台币,却甘之如饴。
“我要离婚!”小红铁了心地宣告着,说什么也不肯再当一只寂寞的凤凰,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她宁愿成为一只单飞的“麻雀”,回越南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越南新娘潮的荣景不再,在台湾,有越来越多“宁为麻雀”的越南籍新移民女性,为了逃离赌博、外遇或家暴的先生,甚至独力抚养年幼或患病的孩子,想尽办法开起了一家家“越南小吃”、“越式河粉”。
至于假结婚、真卖淫的越南籍女子,或是婚后学会签赌、抛夫弃子的越南籍“麻雀”也不乏其人,只是先生碍于男性尊严不愿张扬,迄今仍缺乏正式的统计数据。
凤凰“老娘”
“刚到台湾的时候,很多人叫我‘外籍新娘’,起初还以为是‘美丽’、‘很漂亮’的意思,后来才知道,这个称呼含有歧视的意味。”早在10多年前就和台湾人结婚的越南新移民陈凤凰说,从胡志明大学法律系毕业之后,她就嫁给了到越南工作的台商先生,育有一对子女之后,才来到台湾定居。
“我是‘老娘’,不是‘新娘’了。”每当听到有人再叫她外籍新娘时,已婚多年的陈凤凰就用“我是老娘”呛回去,给对方一个软钉子碰,也维持了自己的尊严与立场。
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台湾的处境,陈凤凰考进了实践大学家庭研究与儿童发展研究所,论文题目写的是“新移民女性家庭价值及婚姻调适之探讨——以越南新移民女性为例”,希望以自身的经验和专业,为台湾和越南搭起文化交流的桥梁。
“该用什么办法,才可以让彼此融合并了解台湾人和新移民的意见与生活呢?”陈凤凰想了很久,决定在小区大学教越南文化和越南语言,并成立“越南妇女发展协进团”,同时发行“越南妇女”刊物,与2006年创刊、发行量约两万份的越文“四方报”,共同刊登并报导有关新移民女性权益的相关讯息。
“我们越南女人,就像山丘上的房子,暴风雨来的时候,只要敞开大门,任凭风吹雨打,都可以安然度过。”向来给外界温柔、乖巧印象的越南新移民女性,在充满挑战的台湾异国婚姻旅程中,用20年的青春岁月,以及一双柔弱的肩膀,为自己撞开了幸福与平权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