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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GDP成本结构反映了国民经济对生产部门的成本支出，同时也是各个机构部门的初次收入，这种收入经过复杂的再分配过程形成最终收入及其使用，反映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文章通过对GDP核算数据的分析和国际比较，说明在我国GDP的成本结构对投资和消费的比例有明显的影响，而经济增长及分配中的二元结构是导致高积累率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改善投资和消费间的比例关系，不仅需要在需求方进行短期的总量管理，而且需要在供给方实施长期的结构管理。
关键词：GDP；成本结构；投资率
作者简介：刘伟（1956—），男，山东蒙阴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学研究；蔡志洲（1956—），男，山东文登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2-0056-08收稿日期：2007-10-20
在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GDP的成本核算(也就是我国所说的按收入法核算GDP)受到高度关注，这首先是因为GDP核算或者国民经济核算最早就是由收入或国民收入的核算发展而来，同时GDP的成本结构也是各国研究各个机构部门收支行为的起点[1]。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中国GDP成本结构及其收支行为的分析，探讨其对最终需求所产生的影响。
一、中国GDP的成本结构与最终需求
GDP成本结构(Cost structures)，指的是从收入方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项目构成。计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可以用三种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最终产品法，收入法计算的GDP包括四个大项，即固定资本损耗(主要是折旧)、雇员补偿(劳动报酬)、营业盈余和间接税净额(生产税净额)。这四项内容是一个经济在生产活动中做出的最初投入，即我们传统说法所称的初次分配收入，其中，劳动报酬或雇员补偿由劳动者获得、固定资本损耗和营业盈余是企业的收入，而间接税则由政府获得，它们形成国民经济活动中新增价值的成本支出。
1.1992—2005年GDP成本结构
表1列出的是中国自1992年以来部分年份按百分比计算GDP成本构成的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1992年到2005年，生产税净额的比重略有增加，提高了2.17%。但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却经历了一个由低向高，再重新降低的过程，从1992年至2000年，它的比重由45.22%提高到54.25%，提高了9%左右，而从2000年到2005年，这一比重却由54.25%下降到41.40%，下降了13%左右。固定资产折旧比重的变化趋势也是类似的，只是幅度没有这么大。与之相反，营业盈余的比重却经历了由高向低，再由低向高的过程，调整幅度达到了12%。可以看到，2000—2005年，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与固定资产折旧所占的比重都是降低的，但是生产税净额与固定资产折旧所占的比重都只是略有变化，而劳动报酬的比重则下降得相当明显，与之相对应，是生产税净额在GDP中的比重显著回升，而从更长的时间周期看，1992—2005年，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所占的比重都有所提高，唯有劳动报酬的比重是下降的。
2.初次收入与最终使用
表2列出的是与表1的对应年份里中国的投资率和积累率的情况。其中，投资率指的是资本形成占支出法GDP的比重，消费率指的是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而净出口率则是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占GDP的比重。
分政府投资外，大部分将用于政府消费。因此，最终使用或最终需求的格局，首先要受到GDP成本结构的约束。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各国都力争做到把净出口率控制在很小的比率上，因此，在世界各国消费和投资都是最终需求的主要内容。从表2中可以看到，在这一期间，政府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政府消费率)长期以来是相当稳定的，波动不超过3%，净出口率的波动相对也比较小。主要的波动反映在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上，而且这两项波动间是互补的，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就下降，反之亦反。虽然有些反复，但整个发展趋势是投资率在提高，消费率在下降，净出口率有所上升，2005年的投资率比1992年提高了8%，消费率则下降了10.5%，净出口率上升了4.5%。投资率最低的年份是2000年，这与表1中营业盈余比重最低的年份相对应，而消费率最低的年份是2005年，这和表1中劳动报酬的比重最低的年份相对应。这说明在中国，GDP的最初投入成本结构对最终需求是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具体地说，消费率和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投资率和营业盈余在GDP中的比重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相互联系。但有三种情况可能会对投资率产生影响：
一是财政或货币政策有较大调整，如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增加国债和财政赤字的方法来扩大货币供应或增加国家直接投资，即使营业盈余不显著增加，也可能刺激投资率的提升，但这往往要以较高的通货膨胀为代价。中国1992—1995年投资率的提高，就和当时扩张的财政政策有很大关系②。
二是国际收支的较大变化可能会对投资率形成影响，如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也可能在营业盈余不变的情况下，使投资率显著上升；反之，当国际贸易顺差显著增加时，由于净出口率(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占支出法GDP的比重)提高，投资率则可能下降。
三是以经济景气循环为背景的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变化可能对最终需求格局产生影响，如债市、股市、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就有可能影响最终收入在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分配从而影响积累率，不过就中国目前情况看，这种波动通常只会对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率产生短期的影响。
二、从中、日GDP成本与需求结构的对比看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所长期保持的高投资率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从1978年到2005年，投资率最低的年份是1982年，为31.9%，最高的年份为2004年，为43.2%。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2000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低收入国家消费率为80%，中等收入国家为74%，高收入国家为79%。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投资率大大高于各国的平均水平，而消费率则大大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高投资率是高速经济增长国家的经济特征。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也有过投资率较高的时期。日本战后的投资率从1952年21.3%逐步上升到1969年35.6%的高位，然后在振荡中逐步下滑，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26.3%。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起飞”到90年代中后期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率从1970年25.5%逐步上升到1991年39%的高位后，逐步下滑到2002年26.7%；同期消费率从83.8%逐步下降到62.7%、然后再回升到72.6%①。表3列出的是日本战后高速经济增长期间以及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之后某些年份的GDP成本与支出构成的部分数据。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高速增长阶段和平稳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3年前后，后一个阶段从1973年前后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相接近的，比方说人们都有较高的储蓄倾向和发展需求。通过日本与中国相关数据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某些特征：
第一，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就是表中的1955年至1970年，日本的投资率是不断上升的，消费率则在不断下降，到1970年分别达到最高和最低点(39.02%和59.70%)。这一点是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的特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往往是和较高的投资率相联系的。但不同的是，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其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一直是相当稳定的，劳动报酬的比重保持在40%左右，营业盈余的比重保持在35%到40%之间。而7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损耗和间接税净额所占比重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而营业盈余所占的比重则在迅速下降，从1970年37.38%下降到1998年的18.18%，下降了近20%。
第二，固定资本损耗是使用固定资产的成本，可以看到，在日本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它占GDP的比重长期低于中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它才开始明显提升。固定资产折旧占GDP比率，和两个变量有关，一是和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即折旧率有关，二是和在用的固定资产总量有关。由于战后世界技术进步方面的迅速进展，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普遍缩短，影响这一比重的主要因素还是在用的固定资产规模，可以看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期间(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其在用的固定资产规模相对地大于日本。而间接税净额的比重，日本长期低于中国目前的水平，而且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它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而中国的比重则是逐渐上升的。
第三，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日本的投资率是逐渐上升的，最后达到高点，实现了由新兴工业化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化之后，再重新逐渐下降。而在中国，投资率则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即使在2000年，投资率下降到较低点时，也达到35.3%，接近日本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的高点。而从长期看，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中国投资率明显高于日本，而消费率则明显低于日本。从1955—1970年，除了个别年份之外，日本的消费率都在65%至70%之间，而投资率在30%～35%之间。而在中国，从1992年市场化进程之后，投资率则长期保持在35%～40%之间，消费率则长期保持在55%～62%之间。但从GDP成本结构上看，中国劳动报酬的比重则长期高于日本，只是在近几年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而营业盈余的比重则长期低于日本。换句话说，我们在较高的劳动报酬率的基础上得到的是比较低的消费率，而在较低的营业盈余率的基础上得到的却是较高的投资率。而近几年来，这种局面还在加剧，劳动报酬率继续下降，而投资率还在进一步提高。
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和日本或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体制背景和它们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伴随着体制转轨而发生的，而这种转轨所带来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成本结构的变化中，不仅各个项目所占的比重在发生变化，其内容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就使得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在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战后的德国、日本还是先前经济比较落后的韩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是它们经济起飞的起点，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由初次分配到最终使用的中间环节上。如在日本，投资率的提高实际上是通过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市场来实现的，上世纪50年代主要依靠的是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而70年代则主要是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虽然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劳动报酬率和营业盈余率都是相对稳定的，但由于收入在增加，经济增长的前景似乎又很好，人们有能力而且倾向于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投资。而在中国，对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如股权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得更为直接。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资，而在2002年以后，国内企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则是自筹资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劳动报酬征税是很少的，但在目前，所得税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在这种背景下，初次分配的格局当然会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
表4列出了2002—2006年三大产业部门的增加值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到2002年，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降到了13.8%，而非农产业所占的比重已超过85%，在此后的5年，随着中国加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国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现在，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90%，而第一产业的比重已经接近10%。
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结构，就会发现它和增加值结构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5列出的是2002—2006年三大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到，2002年，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中的就业人员占全体就业人员的比重仍然保持在50%的高水平上，近几年虽然有所改善，但直到2006年，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高达42.6%。
表7列出了中国三大产业部门2002—2006年劳动生产率(以每个劳动力平均增加值反映)及其比较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到，2002年，容纳就业人员比重最大的第一产业部门生产率仅为平均水平的26.99%，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则分别为平均水平的209.3%和145.86%，换句话说，第一产业的生产率仅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12.89%和18.5%。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2007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有所提高(0.53%)，但这一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而由于第三产业的生产率相对下降，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差距又扩大了。而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看，在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例的程度是受到一个部门生产率水平制约的，一个部门的生产率水平越高，其剩余产品越多，所能够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的份额也就越大。 表8列出的是2005年中国按三次产业分类的GDP成本构成，从表中可以看出，具有较高生产率的部门具有较高比例的营业盈余，从而为通过自筹资金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创造了条件。而对于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部门，由于营业盈余较低，而较低的人均劳动报酬又使其难以增加储蓄，通过这一产业收入的消费剩余而形成的投资当然是比较低的。
关键词：GDP；成本结构；投资率
作者简介：刘伟（1956—），男，山东蒙阴人，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经济学研究；蔡志洲（1956—），男，山东文登人，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中心研究员，从事国民经济核算与经济增长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2-0056-08收稿日期：2007-10-20
在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核算中，GDP的成本核算(也就是我国所说的按收入法核算GDP)受到高度关注，这首先是因为GDP核算或者国民经济核算最早就是由收入或国民收入的核算发展而来，同时GDP的成本结构也是各国研究各个机构部门收支行为的起点[1]。本文通过对近年来中国GDP成本结构及其收支行为的分析，探讨其对最终需求所产生的影响。
一、中国GDP的成本结构与最终需求
GDP成本结构(Cost structures)，指的是从收入方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项目构成。计算一个国家或地区的GDP，可以用三种方法，即生产法、收入法和最终产品法，收入法计算的GDP包括四个大项，即固定资本损耗(主要是折旧)、雇员补偿(劳动报酬)、营业盈余和间接税净额(生产税净额)。这四项内容是一个经济在生产活动中做出的最初投入，即我们传统说法所称的初次分配收入，其中，劳动报酬或雇员补偿由劳动者获得、固定资本损耗和营业盈余是企业的收入，而间接税则由政府获得，它们形成国民经济活动中新增价值的成本支出。
1.1992—2005年GDP成本结构
表1列出的是中国自1992年以来部分年份按百分比计算GDP成本构成的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自1992年到2005年，生产税净额的比重略有增加，提高了2.17%。但劳动者报酬的比重却经历了一个由低向高，再重新降低的过程，从1992年至2000年，它的比重由45.22%提高到54.25%，提高了9%左右，而从2000年到2005年，这一比重却由54.25%下降到41.40%，下降了13%左右。固定资产折旧比重的变化趋势也是类似的，只是幅度没有这么大。与之相反，营业盈余的比重却经历了由高向低，再由低向高的过程，调整幅度达到了12%。可以看到，2000—2005年，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与固定资产折旧所占的比重都是降低的，但是生产税净额与固定资产折旧所占的比重都只是略有变化，而劳动报酬的比重则下降得相当明显，与之相对应，是生产税净额在GDP中的比重显著回升，而从更长的时间周期看，1992—2005年，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所占的比重都有所提高，唯有劳动报酬的比重是下降的。
2.初次收入与最终使用
表2列出的是与表1的对应年份里中国的投资率和积累率的情况。其中，投资率指的是资本形成占支出法GDP的比重，消费率指的是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而净出口率则是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占GDP的比重。
分政府投资外，大部分将用于政府消费。因此，最终使用或最终需求的格局，首先要受到GDP成本结构的约束。
从国际收支平衡的角度来看，各国都力争做到把净出口率控制在很小的比率上，因此，在世界各国消费和投资都是最终需求的主要内容。从表2中可以看到，在这一期间，政府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政府消费率)长期以来是相当稳定的，波动不超过3%，净出口率的波动相对也比较小。主要的波动反映在投资率和居民消费率上，而且这两项波动间是互补的，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就下降，反之亦反。虽然有些反复，但整个发展趋势是投资率在提高，消费率在下降，净出口率有所上升，2005年的投资率比1992年提高了8%，消费率则下降了10.5%，净出口率上升了4.5%。投资率最低的年份是2000年，这与表1中营业盈余比重最低的年份相对应，而消费率最低的年份是2005年，这和表1中劳动报酬的比重最低的年份相对应。这说明在中国，GDP的最初投入成本结构对最终需求是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具体地说，消费率和劳动报酬在GDP中的比重，投资率和营业盈余在GDP中的比重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相互联系。但有三种情况可能会对投资率产生影响：
一是财政或货币政策有较大调整，如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增加国债和财政赤字的方法来扩大货币供应或增加国家直接投资，即使营业盈余不显著增加，也可能刺激投资率的提升，但这往往要以较高的通货膨胀为代价。中国1992—1995年投资率的提高，就和当时扩张的财政政策有很大关系②。
二是国际收支的较大变化可能会对投资率形成影响，如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也可能在营业盈余不变的情况下，使投资率显著上升；反之，当国际贸易顺差显著增加时，由于净出口率(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占支出法GDP的比重)提高，投资率则可能下降。
三是以经济景气循环为背景的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变化可能对最终需求格局产生影响，如债市、股市、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就有可能影响最终收入在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分配从而影响积累率，不过就中国目前情况看，这种波动通常只会对积累与消费之间的比率产生短期的影响。
二、从中、日GDP成本与需求结构的对比看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后，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中国所长期保持的高投资率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从1978年到2005年，投资率最低的年份是1982年，为31.9%，最高的年份为2004年，为43.2%。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发展报告》，2000年低收入国家投资率为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低收入国家消费率为80%，中等收入国家为74%，高收入国家为79%。可以看出，长期以来我们的投资率大大高于各国的平均水平，而消费率则大大低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高投资率是高速经济增长国家的经济特征。日本和韩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也有过投资率较高的时期。日本战后的投资率从1952年21.3%逐步上升到1969年35.6%的高位，然后在振荡中逐步下滑，到2000年已经下降到26.3%。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初“经济起飞”到90年代中后期迈入“新兴工业化”国家，投资率从1970年25.5%逐步上升到1991年39%的高位后，逐步下滑到2002年26.7%；同期消费率从83.8%逐步下降到62.7%、然后再回升到72.6%①。表3列出的是日本战后高速经济增长期间以及进入平稳发展阶段之后某些年份的GDP成本与支出构成的部分数据。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从其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高低来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即高速增长阶段和平稳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到1973年前后，后一个阶段从1973年前后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传统是相接近的，比方说人们都有较高的储蓄倾向和发展需求。通过日本与中国相关数据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中的某些特征：
第一，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也就是表中的1955年至1970年，日本的投资率是不断上升的，消费率则在不断下降，到1970年分别达到最高和最低点(39.02%和59.70%)。这一点是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的经济的特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往往是和较高的投资率相联系的。但不同的是，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其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一直是相当稳定的，劳动报酬的比重保持在40%左右，营业盈余的比重保持在35%到40%之间。而70年代以后，日本成为发达国家之后，劳动报酬、固定资产损耗和间接税净额所占比重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而营业盈余所占的比重则在迅速下降，从1970年37.38%下降到1998年的18.18%，下降了近20%。
第二，固定资本损耗是使用固定资产的成本，可以看到，在日本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它占GDP的比重长期低于中国，直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它才开始明显提升。固定资产折旧占GDP比率，和两个变量有关，一是和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即折旧率有关，二是和在用的固定资产总量有关。由于战后世界技术进步方面的迅速进展，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普遍缩短，影响这一比重的主要因素还是在用的固定资产规模，可以看出，中国高速经济增长期间(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其在用的固定资产规模相对地大于日本。而间接税净额的比重，日本长期低于中国目前的水平，而且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它的比重是逐渐下降的，而中国的比重则是逐渐上升的。
第三，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日本的投资率是逐渐上升的，最后达到高点，实现了由新兴工业化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化之后，再重新逐渐下降。而在中国，投资率则长期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即使在2000年，投资率下降到较低点时，也达到35.3%，接近日本高速经济增长阶段的高点。而从长期看，在高速经济增长阶段，中国投资率明显高于日本，而消费率则明显低于日本。从1955—1970年，除了个别年份之外，日本的消费率都在65%至70%之间，而投资率在30%～35%之间。而在中国，从1992年市场化进程之后，投资率则长期保持在35%～40%之间，消费率则长期保持在55%～62%之间。但从GDP成本结构上看，中国劳动报酬的比重则长期高于日本，只是在近几年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而营业盈余的比重则长期低于日本。换句话说，我们在较高的劳动报酬率的基础上得到的是比较低的消费率，而在较低的营业盈余率的基础上得到的却是较高的投资率。而近几年来，这种局面还在加剧，劳动报酬率继续下降，而投资率还在进一步提高。
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增长和日本或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所表现出来的差别，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体制背景和它们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伴随着体制转轨而发生的，而这种转轨所带来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成本结构的变化中，不仅各个项目所占的比重在发生变化，其内容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如产权制度的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就使得劳动报酬和营业盈余的内部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在市场经济国家，无论是战后的德国、日本还是先前经济比较落后的韩国，市场经济体制已经是它们经济起飞的起点，制度创新主要体现在由初次分配到最终使用的中间环节上。如在日本，投资率的提高实际上是通过政府主导下的资本市场来实现的，上世纪50年代主要依靠的是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而70年代则主要是证券市场上的直接融资。虽然在这一时期，日本的劳动报酬率和营业盈余率都是相对稳定的，但由于收入在增加，经济增长的前景似乎又很好，人们有能力而且倾向于将更多的收入用于投资。而在中国，对初次分配领域的改革如股权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得更为直接。如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国内企业投资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投资，而在2002年以后，国内企业投资的主要来源则是自筹资金。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对劳动报酬征税是很少的，但在目前，所得税已经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支柱。在这种背景下，初次分配的格局当然会发生较大幅度的变化。
表4列出了2002—2006年三大产业部门的增加值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出，到2002年，中国的工业化程度已经相当高，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已经降到了13.8%，而非农产业所占的比重已超过85%，在此后的5年，随着中国加速的工业化过程，中国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进一步提高，现在，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已经接近90%，而第一产业的比重已经接近10%。
但是在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三次产业的劳动力结构，就会发现它和增加值结构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表5列出的是2002—2006年三大产业部门的劳动力构成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比较。从表中可以看到，2002年，第一产业(主要是农业)中的就业人员占全体就业人员的比重仍然保持在50%的高水平上，近几年虽然有所改善，但直到2006年，第一产业劳动力的比重仍然高达42.6%。
表7列出了中国三大产业部门2002—2006年劳动生产率(以每个劳动力平均增加值反映)及其比较的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到，2002年，容纳就业人员比重最大的第一产业部门生产率仅为平均水平的26.99%，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生产率则分别为平均水平的209.3%和145.86%，换句话说，第一产业的生产率仅为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12.89%和18.5%。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2007年，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有所提高(0.53%)，但这一基本格局仍然没有改变。而由于第三产业的生产率相对下降，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生产率之间的相对差距又扩大了。而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看，在收入中用于投资的比例的程度是受到一个部门生产率水平制约的，一个部门的生产率水平越高，其剩余产品越多，所能够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投资的份额也就越大。 表8列出的是2005年中国按三次产业分类的GDP成本构成，从表中可以看出，具有较高生产率的部门具有较高比例的营业盈余，从而为通过自筹资金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创造了条件。而对于生产率较低的第一产业部门，由于营业盈余较低，而较低的人均劳动报酬又使其难以增加储蓄，通过这一产业收入的消费剩余而形成的投资当然是比较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