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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上中旬的江桥抗战是中国军队第一次有组织的大规模抗击日军侵略的阻击战,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首战。为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战争谱写了光辉篇章。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版了不少有关江桥抗战的书籍和文章,但由于多种原因致使其中有许多问题未能如实叙述,或说法不一,甚至以讹传讹。从1986起,我在撰写《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有关江桥抗战条目时,对一些说法不一的问题,依据敌我双方的原始资料进行查考和研究,现谈谈我的一孔之见,以求抛砖引玉,得到专家学者指正。
一、关于第一阶段日军兵力
对江桥作战第一阶段之日军兵力,多数资料没有具体数字,有的资料记为1500余人。经查核有关资料,第一阶段日军兵力1万余人。其根据是:
(一)10月30日关东军命令组成嫩江支队时,计有步兵第16联队2个大队、野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空军1个中队和1个无线电信班。此间步兵第29联队2个大队已在洮南。
(二)11月4日,关东军第一次下令增兵时又调第29联队1个大队及野战医院一半之医护人员、第16联队1个大队及野战医院一半医护人员、骑兵1个中队、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这些部队于5日到达前线并参加战斗。
(三)5日10时,关东军第二次下令增兵时又调第4联队、野炮兵第2联队本部及第2大队、工兵1个中队、混成第39旅团、野炮兵第26联队1个大队。上述部队于6日午时到达并参加战斗。以上合计步兵9个大队、炮兵3个大队、骑兵1个中队、工兵3个中队、空军1个中队、野战医院1个,还有无线通信班等保障分队。此时日军已按战时编制将人员配齐,故总数在万人以上。
二、关于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兵力
对第一阶段中国军队的兵力,有13000人、10000余人、8000余人、5000余人多种说法。经查核有关资料,中国军队总数约为16000人。其根据是:10月下旬,马占山为迎击日军进犯,又增调一批部队在江桥北至齐齐哈尔南一带布防。总计有步兵1旅孙洪裕团(1536人下同),步兵2旅吴德林团,步兵3旅李青山团,苑崇谷旅3个步兵团(4603人)、1个骑兵团(728人),骑兵1旅3个团 (2124人),骑兵2旅3个团(2124人)、朴炳珊的炮兵团和徐宝珍的卫队团(1718人)。计步兵7个团、骑兵7个团,炮兵1个团又1个营及工兵、辎重兵等保障分队,总计16000余人。
三、关于11月3日日军的兵力
对日军3日进至江桥南岸的兵力,多数资料写为30人,有一份资料写为3000人。经查核笔者认为不是30人,而是3000人。其理由:
(一)30人何以谓武力掩护。几份公开出版的资料都写到:“日军开到江桥铁甲车二列、日兵30人,满铁工人百余名,飞机5架,实行以武力掩护修理江桥。”所谓武力掩护就是要在军事形势上给对方以威慑之力,迫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如果日军只出动30人,何以能构成威胁,如果只有30人又何必用5架飞机来配合。所以,只有人数众多才能起到大兵压境的威慑作用,才需要飞机、装甲车来配合。
(二)30人何以能完成武力掩护之任务。当时日军深知马占山坚决反对日方出面修理江桥,并在桥北布置约2000名部队与之对峙。日军为完成武力掩护任务,必然在兵力和火力上超过对方,才能达到目的。否则以30人何以能对付2000守军。
(三)30人何以能实施4日的武装进攻。3日嫩江支队队长斌本喜三郎大佐已做好进攻准备。如果步兵只有30人,何以能完成4日进攻的准备。事实上,只有3日, 有众多军队进入江南岸,才能实现4日的“日军4000余人,黄衣铜帽”(马占山11月10日电报)的大举进攻。综上所述,我认为3日进入江南岸的日军至少有3000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30和3000这样悬殊的问题,我大胆地推测,可能是印刷上的错字。据查最早提到“日兵30人”的书是《东北沦陷纪实》,后来谢坷的文章及几本公开出版物,均和《纪实》一字不差。我估计可能是将“三千”错印为“三十”。这个估计是否对,有待专家指正。
四、关于日军11月4日进攻时间
从上个世纪30年代至最近几年出版的书刊中,对4日战斗的开始时间均说法不一。计有午前2时、5时、8时、9时、11时和午后3时等六种说法。经查核有关资料,认为开战时间应是正午。其根据:
(一)敌我双方的资料都说明上午双方协商如何后撤问题,并无战事。马占山在11月10日灰电中说:“上午8时,派石兰斌偕同该少佐 (林义秀),赴江桥察勘,及促诸方撤退。”日军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在11月4日齐电第41号中讲:“午前9时30分下官陪同马占山部参谋长石大校、省公署李秘书抵达大兴”“督促撤退”。
(二)此战是日军进攻,中国军队防御,只有日军进至守军防地,才能导致交战。对此,日军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是这样记述的:“嫩江支队主力于4日午前2时从泰来站出发,午前5时到达江桥站”,“午前9时10分从江桥站出发”,“正午时分继续前进,但当接近大兴站时,黑龙江省军突然向我射击”,“双方开战”。
五、关于7日中国军队是否夺回江桥阵地
中国军队11月6日晚从江桥、大兴阵地后撤60里至三间房一带固守。从上世纪30年代至近几年出版的几份书刊却说:7日中国军队在三间房将日伪军击退60里,夺回江桥阵地。经查核资料,中国军队撤退至三间房后,在7日战斗中并没有反攻夺回江桥和大兴阵地。主要根据:
(一)马占山的电报中只讲后撤并无夺回江桥的内容。如11月7日报告日军进攻我军坚守三间房的虞电中讲:“卒以相迫过甚、退保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筑垒坚守”。11月10日通电宣告江桥抗战开始及经过情形的灰电中讲:“于麻(6日)下令左右相掩护,再撤退至距江桥(实际是大兴站)36华里之三间房车站一带,严密布防。”从这两份电报来看可以肯定,中国军队在7日并没有夺回江桥阵地。如果真的夺回已失的江桥阵地,马在电报中是不会不讲的。事实上,马占山在几次对记者谈话中也只讲将日军打退,并没讲重新夺回阵地。11月27日马占山回答申报记者访问时则明确讲到:“至前方督师反攻,因应援不继,未能一起过江,收复江桥,不得已乃以三间房为阵地”。
(二)日军资料只有占领江桥和在三间房对峙的记载。《满洲事变》第304页记载:“6日下午1时,嫩江支队终于击退了黑龙江军,占领了大兴附近。”《满洲事变经过》第43页讲到:“与日军相距五、六百米对峙中。”充分说明7日之后,中日双方军队是在三间房附近对阵,而不是在江桥附近对阵。事实上江桥抗战第二阶段均在三间房附近进行。这从另一面证明,中国军队并没有扼守江桥附近阵地。
(三)实际上中国军队根本无力反攻至江桥。当时敌强我弱,马占山所以于6日晚下令后撤,就是因为中国军队已无力固守江桥阵地。综上所述,中国军队7日并没有夺回江桥和大兴站阵地。过去所谓夺回之说纯属以讹传讹,子虚乌有之空传而已。
六、关于中国军队新设三道防线的位置
对中国军队退至三间房后,新设三道防线的位置,从上世纪30年代和近几年出版的书刊中均说法不一,有的则完全不对。如有一本中讲到:“马占山部退至三间房后,遂于7日晚,召开旅团长军事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策略。重新部署三道防线:即仍以江桥为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位于大兴站和三间房;第三道防线设在葫芦溪、小新立屯一带。”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江桥和大兴站已被日军占领,马占山部已于6日晚撤退,何以7日晚又将防线重新设于60里之外的敌军阵地。二是大兴站和三间房距离40里,将一道防线设在这样宽的地幅内是不符合军事要求的,也是不可能的。三是第三道防线之新立屯位于大兴站和三间房之间,在大兴东北18里,三间房东南20里处。将第三道防线设在第二道防线中间位置,显然是不对的。即使在此地部署部队也不能称第三道防线。那么,这三道防线在什么位置,根据江桥抗战第二阶段战斗,敌我双方资料核对。笔者认为第一道防线在汤池、乌诺头、新立屯一带,其前进阵地在后依里巴、前官地、后官地、张花园一带。其根据,一是日本现代史资料 (11)第386页写到:“12日正午,日军向前官地、后官地攻击,午后1时占领。”二是《满洲事变经过》第54页写到:“11月13日,步兵二大队骑兵二中队到达前依里巴、乌诺头附近1500人占领”。三是江桥抗战日记中记载:“12日午后1时,敌先以骑炮兵约500人,向我兵力最单薄之乌诺头、张花园,三间房等处猛攻。”“13日拂晓5时,敌步兵500余攻我乌诺头阵地”。四是《东北义勇军史》(中国第二档案馆存)第8页记载:“14日午,我汤池之前进阵地被敌突破”。敌我双方资料均证明,江桥抗战第二阶段首先战斗的地点是在汤池、乌诺头、前后官屯等地,也即守军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在英老坟、西三家子、三间房、小兴屯、大兴屯、霍托气一带,这是守军的主阵地。其根据:一是《满洲事变经过》第41页写到:“中国军队在大兴屯、三间房构筑相当坚固之阵地”。二是《日本现代史资料》(11)第382页讲到中国军队“其正面部署在大兴屯,小兴屯、三间房附近”。三是11月17日午后1时,日军多门师团长下达的向黑军全面进攻 (重点是三间房)的命令中讲到:“右翼部队从乌诺头站出发,对小兴屯及以西地区攻击;左翼部队从后衣拉巴拉出发,主要攻击三间房两端及昂昂溪站南端一线;骑兵部队,以全部火力集中在三间房附近”。四是《国难痛史》。第一卷 (上)第187页讲到:“日军向霍托气、大小新屯、三间房一带我军阵地猛攻”。五是《江桥抗战日记》中记载:“18日晨,日骑、步、炮的三个联队对我三间房主阵地施行猛攻”。
第三道防线在昂昂溪、榆树屯、红旗营子、富拉尔基、朱家坎子一带。其根据:一是《满洲事变经过》第43页写到:“黑军在昂昂溪南方占领阵地”。二是《江桥抗战日记》记载:18日“三间房阵地全夜战斗未停,我浴血抵抗,且战且向第三道阵地退却。”“遂退却至昂昂溪、榆树屯一带”。三是《东北义勇军史》第33页写到:“18日5时,日军猛扑三间房主阵地,9时突破一、二道防线,马占山部向昂昂溪方同退却。”由敌我双方资料证明第三道防线在昂昂溪一带。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三道防线的设置是有道理的,是符合战术要求的。
七、关于江桥抗战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参战兵力。
对中国军队在江桥抗战第二阶段中参战人数,敌我双方资料都说法不一。日军认为“黑军在昂昂溪南占领阵地的军队共2万人。”(《满洲事变经过》第43页)国内有些书刊中有2000人、4000人、5000人、6000人、9000人等多种说法。经核查有关资料,认为有1.5万人。其根据:一是当时黑龙江省军队共有3万余人,11月7日之后“几乎所有部队都集结在昂昂溪以南地区”(林义秀1931年11月12日齐电第78号),当然还有二、三个团没参战,以及留守人员,实际参战人员至少应有2万人。二是《满洲事变经过》第52页记载:“中国军队兵力,第一线三间房步兵约6000人,骑兵约2000人,炮20门;第二线昂昂溪、榆树屯步兵1000人,骑兵700人。富拉尔基附近步兵2000人,骑兵1000人,炮2门;第三线齐齐哈尔南之十五里屯、西四家子有军队驻守;第四线齐齐哈尔南大营有讲武堂学员、教导队学员补充团。”以上不少于1.5万人。三是《东北血痕》第16页写到:17日参战部队,张殿九旅2个团、吴松林旅2个团和苏炳文旅1个团共约4000人;苑崇谷旅、程志远旅及其它各部队约9000人。这两部分共有1.3万人,如果再加上昂昂溪和齐齐哈尔附近的部队,将不少于1.5万人。四是据谢珂讲:“20日马占山等抵克山,所部尚有2万余人。”这说明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参战不会少于1.5万人。否则不会尚有2万人。
八、关于日军在第二阶段参战兵力。
敌我双方资料对日军第二阶段参战部队也都说法不一。有的说只有第2师团,有的说还有混成第39旅团,还有的说有混成第4旅团。其总人数有5900余人、1300余人和3万余人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至少有2万人以上。目前中日双方多以“关参字第164号电”所列之“步兵约10个大队,骑兵2中队,野炮兵六中队,重炮兵2中队,工兵丰中队”为准。这是不确切的,因为这是日军没增援前的兵力。11月9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关参第58号电中向日本中央部提出:“速增派1个师团的兵力。”(《满洲事变经过》第307页)于是陆军中央部“紧急增派了3个飞行中队,并把预定在大连登陆的第4混成旅团,其登陆地点改在釜山等等”(《满洲事变经过》第315页)。13日正午,本庄繁第三次下达增兵命令“将第2师团剩余部队及混成第39旅团的步兵3个大队以及救护班派往大兴附近。命令第2师团长一并指挥嫩江支队。”(《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9页)。17日11时,本庄“又令混成第39旅团,除在巨流河的步兵第77联队第6队及工兵第20大队第1中队外,将其余部队运送大兴,入列于第2师团长指挥”(同上书第20页)。17日晚,日军所有增援部队全部到达大兴前线。主要有:
(一)第2师团全部兵力。 (《现代史资料》(7)268页)。
(二)混成第39旅团(欠步、工兵各1个中队)。 (同上书269页)
(三)独立守备队第1、3、4、5大队。目前中日双方多数资料都未列独立守备队。但笔者从满铁档案中查到江桥之战期间,在作战地域内有上述4个大队伤亡人员名单。这说明独立守备队曾参加战斗,否则何以有伤亡人员。至于是否每个大队全部人员都参战则难以确定。姑且以一半计算。
(四)临时野战重炮兵2个中队、飞行2个中队、装甲列车队2个、辎重兵大队、通信兵分队、自动车队、临时野战医院等 (见17日午后1时多门的进攻命令)及其编制的重炮、飞机和坦克。以上计有步兵13个大队、独立守备队4个大队(按一半计算)骑兵3个中队、野炮兵8个中队、野战重炮兵2个中队、飞行队2个、装甲列车队2个、工兵3个中队及其它勤务保障分队,其总人数至少有2万余人。
九、关于日军长谷旅团是否攻景星。
江桥抗战日记中记载:12日晚,长谷旅团长指挥步骑混合团联队,约2000余人,自正面绕往景星镇向我进攻。自午后8时战至12时,不逞败退。经查核,我认为并无此次攻击行动。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日军攻击景星毫无意义。景星镇位于大兴西北120华里,位于三间房正西120华里。此间有嫩江和大片沼泽地。日军既使占领景星镇对三间房、昂昂溪构不成威胁,也无助于主阵地的战斗。其二,自相矛盾。该日记中又说,14日10时长谷指挥步骑大队2000余人,猛攻汤池。长谷旅团2000人,13日晚12时在景星战斗,次日10时又到距景星镇120华里的汤池进攻,而且还要过嫩江,走沼泽地,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次攻击是不存在的。
十、关于江桥抗战日伪军伤亡人数。
对江桥之战日伪军伤亡人数,中日双方资料,均无准确数字。现在只能根据已收集到的资料,经过综合研究考证提出一个概括的数字。
关于日军的伤亡人数。江桥之战中:日军伤亡惨重,是侵略东北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日方供认不讳。关宽治等在《满洲事变经过》第296页讲到:“第16联队可能全军覆没”。实际上第16联队经第一阶段战斗,已无力再战,在第二阶段只能做预备队。该书327页又说:“第2师团之部队,由于最近的作战行动,兵员消耗甚多 (步兵中队下士以下少者54名,多者90名),相当疲劳,故此,补充兵员已为当务之急。”并说:“留驻齐齐哈尔的部队由于战死战伤和冻伤,缺员甚多,战斗力仅500余名,且都疲惫不堪,所以30日晚,增派第4旅团由奉天前往齐齐哈尔。”那么,日军究竟死伤多少人,日军承认的有以下几个数字。(一)本庄繁在1931年12月10日给天皇的奏文中承认“齐齐哈尔、昂昂溪附近战斗,多数冻伤实为遗憾。此次战斗,千余将士战死,伤者、冻伤者甚多。”(《现代史资料》(7)第297页)。(二)日军现代史资料 (11)第653页记载:“11月18日,强风 (风速15米/秒)零下24度,无防寒设备影响战斗行动,冻伤者约千人”。(三)1967年东京原书房发行所出版的《满洲事变史》(1)第192页记载江桥之战日军“伤亡人数约占其参战人数的20%。按当时日军参战总兵力2万人计算,死伤约4000人。
中国资料记载日军伤亡人数高于日方数字。主要有以下几个数字。
(一)江桥抗战日记中记载:“在4、5、6三日及最后多门联队之歼灭,有尸体可数者,计2100余具,伤者及落水身死者无所统计。7至18日之伤亡数目,依情况之判断,至少亦在2000人以上。统共在6000人以上”。(《马占山抗战史料》第71页)
(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第七卷第一期中记载:“日兵死亡的确切数共有4000余之众”(《齐齐哈尔市文史资料》1985年第二期第46页)如果加上伤者,将大大超过此数。
(三)《还我河山》第20页中记载:“三间房一次战斗而言,日方死亡达3000人”。如果加上,江桥阻击战和伤者,其总数也将大大超过此数。
根据中日双方资料,综合分析研究,笔者认为江桥之战日军伤亡总数约4000—5000人。即死亡1000余人 (以本庄报告为据)、冻伤1000余人 (以《现代史资料》为据)、伤2000人或3000人 (按战争通常规律死伤比例1:2或1:3计算)。
关于伪军死、伤、俘、降的人数,根据三十年代已出版的各种资料记载,综合计算约5000人。张海鹏部伪军战斗力不强,不堪一击,所以伤亡很大,投降反正亦多。
十一、关于中国军队损失人数。
中国军队在江桥抗战中损失数,各种资料亦无准确数。总的看来,伤亡惨重,损失很大。中国军队损失之数字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日本资料记载。4至6日死亡200人,18日死1000人、伤3000人。(《满洲事变经过》第41、56页)
(二)江桥抗战日记中记为“我军殉国者仅2000余人”。(马占山将军)第55页)如按死伤1:3计算则为8000余人。
(三)按中国有关资料统计,4至7日和17日5天的伤亡共4200人。如将12至16日和18日亦按伤亡4000人计算,共约8000人。
(四)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第七卷第一期中记载:“我军死伤总计在六、七千之间”。
(五)《国闻周报》第八卷第四十六期记载,“18日战事最烈,我军步1旅骑兵吴(1旅)程(2旅)旅,死伤过半,均因弹尽援绝,力战而毙”。按各旅总人数计算,则死伤约4500余人。如果加上其它部队的伤亡,亦在8000人以上。
(六)《东北血痕》第四章第21页记载:“损失极多,尤以步兵为最”,“苑崇谷旅原有7000人 (三个团)只剩2000人,总计各部尽量收容尚不足11000人,较战前相差五分之二。”按参战2万人计算损失约8000余人。
根据以上几种资料提供的数字,经过综合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军队在江桥抗战中损失 (含死、伤、俘、降、散)约8000—10000人。这也和黑龙江省军队总人数相符。黑省军队原有3万人,江桥抗战后,马占山所部尚有2万余人 (黑省军署参谋长谢坷语,载马占山将军第37页),这说明,实际损失约1万人。江桥失败后,马占山的兵力“损失三分之一”(马占山第80页)即万人左右。黑军先后参加江桥抗战2万余人,18日撤退后,“20日马占山率部9000人到达克山”,这说明,江桥之战,黑省军队损失万余人。□
(责任编辑:秦慧杰)
一、关于第一阶段日军兵力
对江桥作战第一阶段之日军兵力,多数资料没有具体数字,有的资料记为1500余人。经查核有关资料,第一阶段日军兵力1万余人。其根据是:
(一)10月30日关东军命令组成嫩江支队时,计有步兵第16联队2个大队、野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空军1个中队和1个无线电信班。此间步兵第29联队2个大队已在洮南。
(二)11月4日,关东军第一次下令增兵时又调第29联队1个大队及野战医院一半之医护人员、第16联队1个大队及野战医院一半医护人员、骑兵1个中队、炮兵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这些部队于5日到达前线并参加战斗。
(三)5日10时,关东军第二次下令增兵时又调第4联队、野炮兵第2联队本部及第2大队、工兵1个中队、混成第39旅团、野炮兵第26联队1个大队。上述部队于6日午时到达并参加战斗。以上合计步兵9个大队、炮兵3个大队、骑兵1个中队、工兵3个中队、空军1个中队、野战医院1个,还有无线通信班等保障分队。此时日军已按战时编制将人员配齐,故总数在万人以上。
二、关于第一阶段中国军队兵力
对第一阶段中国军队的兵力,有13000人、10000余人、8000余人、5000余人多种说法。经查核有关资料,中国军队总数约为16000人。其根据是:10月下旬,马占山为迎击日军进犯,又增调一批部队在江桥北至齐齐哈尔南一带布防。总计有步兵1旅孙洪裕团(1536人下同),步兵2旅吴德林团,步兵3旅李青山团,苑崇谷旅3个步兵团(4603人)、1个骑兵团(728人),骑兵1旅3个团 (2124人),骑兵2旅3个团(2124人)、朴炳珊的炮兵团和徐宝珍的卫队团(1718人)。计步兵7个团、骑兵7个团,炮兵1个团又1个营及工兵、辎重兵等保障分队,总计16000余人。
三、关于11月3日日军的兵力
对日军3日进至江桥南岸的兵力,多数资料写为30人,有一份资料写为3000人。经查核笔者认为不是30人,而是3000人。其理由:
(一)30人何以谓武力掩护。几份公开出版的资料都写到:“日军开到江桥铁甲车二列、日兵30人,满铁工人百余名,飞机5架,实行以武力掩护修理江桥。”所谓武力掩护就是要在军事形势上给对方以威慑之力,迫使对方不敢轻举妄动。如果日军只出动30人,何以能构成威胁,如果只有30人又何必用5架飞机来配合。所以,只有人数众多才能起到大兵压境的威慑作用,才需要飞机、装甲车来配合。
(二)30人何以能完成武力掩护之任务。当时日军深知马占山坚决反对日方出面修理江桥,并在桥北布置约2000名部队与之对峙。日军为完成武力掩护任务,必然在兵力和火力上超过对方,才能达到目的。否则以30人何以能对付2000守军。
(三)30人何以能实施4日的武装进攻。3日嫩江支队队长斌本喜三郎大佐已做好进攻准备。如果步兵只有30人,何以能完成4日进攻的准备。事实上,只有3日, 有众多军队进入江南岸,才能实现4日的“日军4000余人,黄衣铜帽”(马占山11月10日电报)的大举进攻。综上所述,我认为3日进入江南岸的日军至少有3000人。那么为什么会出现30和3000这样悬殊的问题,我大胆地推测,可能是印刷上的错字。据查最早提到“日兵30人”的书是《东北沦陷纪实》,后来谢坷的文章及几本公开出版物,均和《纪实》一字不差。我估计可能是将“三千”错印为“三十”。这个估计是否对,有待专家指正。
四、关于日军11月4日进攻时间
从上个世纪30年代至最近几年出版的书刊中,对4日战斗的开始时间均说法不一。计有午前2时、5时、8时、9时、11时和午后3时等六种说法。经查核有关资料,认为开战时间应是正午。其根据:
(一)敌我双方的资料都说明上午双方协商如何后撤问题,并无战事。马占山在11月10日灰电中说:“上午8时,派石兰斌偕同该少佐 (林义秀),赴江桥察勘,及促诸方撤退。”日军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在11月4日齐电第41号中讲:“午前9时30分下官陪同马占山部参谋长石大校、省公署李秘书抵达大兴”“督促撤退”。
(二)此战是日军进攻,中国军队防御,只有日军进至守军防地,才能导致交战。对此,日军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中是这样记述的:“嫩江支队主力于4日午前2时从泰来站出发,午前5时到达江桥站”,“午前9时10分从江桥站出发”,“正午时分继续前进,但当接近大兴站时,黑龙江省军突然向我射击”,“双方开战”。
五、关于7日中国军队是否夺回江桥阵地
中国军队11月6日晚从江桥、大兴阵地后撤60里至三间房一带固守。从上世纪30年代至近几年出版的几份书刊却说:7日中国军队在三间房将日伪军击退60里,夺回江桥阵地。经查核资料,中国军队撤退至三间房后,在7日战斗中并没有反攻夺回江桥和大兴阵地。主要根据:
(一)马占山的电报中只讲后撤并无夺回江桥的内容。如11月7日报告日军进攻我军坚守三间房的虞电中讲:“卒以相迫过甚、退保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筑垒坚守”。11月10日通电宣告江桥抗战开始及经过情形的灰电中讲:“于麻(6日)下令左右相掩护,再撤退至距江桥(实际是大兴站)36华里之三间房车站一带,严密布防。”从这两份电报来看可以肯定,中国军队在7日并没有夺回江桥阵地。如果真的夺回已失的江桥阵地,马在电报中是不会不讲的。事实上,马占山在几次对记者谈话中也只讲将日军打退,并没讲重新夺回阵地。11月27日马占山回答申报记者访问时则明确讲到:“至前方督师反攻,因应援不继,未能一起过江,收复江桥,不得已乃以三间房为阵地”。
(二)日军资料只有占领江桥和在三间房对峙的记载。《满洲事变》第304页记载:“6日下午1时,嫩江支队终于击退了黑龙江军,占领了大兴附近。”《满洲事变经过》第43页讲到:“与日军相距五、六百米对峙中。”充分说明7日之后,中日双方军队是在三间房附近对阵,而不是在江桥附近对阵。事实上江桥抗战第二阶段均在三间房附近进行。这从另一面证明,中国军队并没有扼守江桥附近阵地。
(三)实际上中国军队根本无力反攻至江桥。当时敌强我弱,马占山所以于6日晚下令后撤,就是因为中国军队已无力固守江桥阵地。综上所述,中国军队7日并没有夺回江桥和大兴站阵地。过去所谓夺回之说纯属以讹传讹,子虚乌有之空传而已。
六、关于中国军队新设三道防线的位置
对中国军队退至三间房后,新设三道防线的位置,从上世纪30年代和近几年出版的书刊中均说法不一,有的则完全不对。如有一本中讲到:“马占山部退至三间房后,遂于7日晚,召开旅团长军事会议,研究对敌斗争策略。重新部署三道防线:即仍以江桥为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位于大兴站和三间房;第三道防线设在葫芦溪、小新立屯一带。”这里有三个问题,一是江桥和大兴站已被日军占领,马占山部已于6日晚撤退,何以7日晚又将防线重新设于60里之外的敌军阵地。二是大兴站和三间房距离40里,将一道防线设在这样宽的地幅内是不符合军事要求的,也是不可能的。三是第三道防线之新立屯位于大兴站和三间房之间,在大兴东北18里,三间房东南20里处。将第三道防线设在第二道防线中间位置,显然是不对的。即使在此地部署部队也不能称第三道防线。那么,这三道防线在什么位置,根据江桥抗战第二阶段战斗,敌我双方资料核对。笔者认为第一道防线在汤池、乌诺头、新立屯一带,其前进阵地在后依里巴、前官地、后官地、张花园一带。其根据,一是日本现代史资料 (11)第386页写到:“12日正午,日军向前官地、后官地攻击,午后1时占领。”二是《满洲事变经过》第54页写到:“11月13日,步兵二大队骑兵二中队到达前依里巴、乌诺头附近1500人占领”。三是江桥抗战日记中记载:“12日午后1时,敌先以骑炮兵约500人,向我兵力最单薄之乌诺头、张花园,三间房等处猛攻。”“13日拂晓5时,敌步兵500余攻我乌诺头阵地”。四是《东北义勇军史》(中国第二档案馆存)第8页记载:“14日午,我汤池之前进阵地被敌突破”。敌我双方资料均证明,江桥抗战第二阶段首先战斗的地点是在汤池、乌诺头、前后官屯等地,也即守军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道防线在英老坟、西三家子、三间房、小兴屯、大兴屯、霍托气一带,这是守军的主阵地。其根据:一是《满洲事变经过》第41页写到:“中国军队在大兴屯、三间房构筑相当坚固之阵地”。二是《日本现代史资料》(11)第382页讲到中国军队“其正面部署在大兴屯,小兴屯、三间房附近”。三是11月17日午后1时,日军多门师团长下达的向黑军全面进攻 (重点是三间房)的命令中讲到:“右翼部队从乌诺头站出发,对小兴屯及以西地区攻击;左翼部队从后衣拉巴拉出发,主要攻击三间房两端及昂昂溪站南端一线;骑兵部队,以全部火力集中在三间房附近”。四是《国难痛史》。第一卷 (上)第187页讲到:“日军向霍托气、大小新屯、三间房一带我军阵地猛攻”。五是《江桥抗战日记》中记载:“18日晨,日骑、步、炮的三个联队对我三间房主阵地施行猛攻”。
第三道防线在昂昂溪、榆树屯、红旗营子、富拉尔基、朱家坎子一带。其根据:一是《满洲事变经过》第43页写到:“黑军在昂昂溪南方占领阵地”。二是《江桥抗战日记》记载:18日“三间房阵地全夜战斗未停,我浴血抵抗,且战且向第三道阵地退却。”“遂退却至昂昂溪、榆树屯一带”。三是《东北义勇军史》第33页写到:“18日5时,日军猛扑三间房主阵地,9时突破一、二道防线,马占山部向昂昂溪方同退却。”由敌我双方资料证明第三道防线在昂昂溪一带。从实际情况来看,这三道防线的设置是有道理的,是符合战术要求的。
七、关于江桥抗战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参战兵力。
对中国军队在江桥抗战第二阶段中参战人数,敌我双方资料都说法不一。日军认为“黑军在昂昂溪南占领阵地的军队共2万人。”(《满洲事变经过》第43页)国内有些书刊中有2000人、4000人、5000人、6000人、9000人等多种说法。经核查有关资料,认为有1.5万人。其根据:一是当时黑龙江省军队共有3万余人,11月7日之后“几乎所有部队都集结在昂昂溪以南地区”(林义秀1931年11月12日齐电第78号),当然还有二、三个团没参战,以及留守人员,实际参战人员至少应有2万人。二是《满洲事变经过》第52页记载:“中国军队兵力,第一线三间房步兵约6000人,骑兵约2000人,炮20门;第二线昂昂溪、榆树屯步兵1000人,骑兵700人。富拉尔基附近步兵2000人,骑兵1000人,炮2门;第三线齐齐哈尔南之十五里屯、西四家子有军队驻守;第四线齐齐哈尔南大营有讲武堂学员、教导队学员补充团。”以上不少于1.5万人。三是《东北血痕》第16页写到:17日参战部队,张殿九旅2个团、吴松林旅2个团和苏炳文旅1个团共约4000人;苑崇谷旅、程志远旅及其它各部队约9000人。这两部分共有1.3万人,如果再加上昂昂溪和齐齐哈尔附近的部队,将不少于1.5万人。四是据谢珂讲:“20日马占山等抵克山,所部尚有2万余人。”这说明第二阶段中国军队参战不会少于1.5万人。否则不会尚有2万人。
八、关于日军在第二阶段参战兵力。
敌我双方资料对日军第二阶段参战部队也都说法不一。有的说只有第2师团,有的说还有混成第39旅团,还有的说有混成第4旅团。其总人数有5900余人、1300余人和3万余人等多种说法。笔者认为至少有2万人以上。目前中日双方多以“关参字第164号电”所列之“步兵约10个大队,骑兵2中队,野炮兵六中队,重炮兵2中队,工兵丰中队”为准。这是不确切的,因为这是日军没增援前的兵力。11月9日,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关参第58号电中向日本中央部提出:“速增派1个师团的兵力。”(《满洲事变经过》第307页)于是陆军中央部“紧急增派了3个飞行中队,并把预定在大连登陆的第4混成旅团,其登陆地点改在釜山等等”(《满洲事变经过》第315页)。13日正午,本庄繁第三次下达增兵命令“将第2师团剩余部队及混成第39旅团的步兵3个大队以及救护班派往大兴附近。命令第2师团长一并指挥嫩江支队。”(《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9页)。17日11时,本庄“又令混成第39旅团,除在巨流河的步兵第77联队第6队及工兵第20大队第1中队外,将其余部队运送大兴,入列于第2师团长指挥”(同上书第20页)。17日晚,日军所有增援部队全部到达大兴前线。主要有:
(一)第2师团全部兵力。 (《现代史资料》(7)268页)。
(二)混成第39旅团(欠步、工兵各1个中队)。 (同上书269页)
(三)独立守备队第1、3、4、5大队。目前中日双方多数资料都未列独立守备队。但笔者从满铁档案中查到江桥之战期间,在作战地域内有上述4个大队伤亡人员名单。这说明独立守备队曾参加战斗,否则何以有伤亡人员。至于是否每个大队全部人员都参战则难以确定。姑且以一半计算。
(四)临时野战重炮兵2个中队、飞行2个中队、装甲列车队2个、辎重兵大队、通信兵分队、自动车队、临时野战医院等 (见17日午后1时多门的进攻命令)及其编制的重炮、飞机和坦克。以上计有步兵13个大队、独立守备队4个大队(按一半计算)骑兵3个中队、野炮兵8个中队、野战重炮兵2个中队、飞行队2个、装甲列车队2个、工兵3个中队及其它勤务保障分队,其总人数至少有2万余人。
九、关于日军长谷旅团是否攻景星。
江桥抗战日记中记载:12日晚,长谷旅团长指挥步骑混合团联队,约2000余人,自正面绕往景星镇向我进攻。自午后8时战至12时,不逞败退。经查核,我认为并无此次攻击行动。主要理由有二,其一,日军攻击景星毫无意义。景星镇位于大兴西北120华里,位于三间房正西120华里。此间有嫩江和大片沼泽地。日军既使占领景星镇对三间房、昂昂溪构不成威胁,也无助于主阵地的战斗。其二,自相矛盾。该日记中又说,14日10时长谷指挥步骑大队2000余人,猛攻汤池。长谷旅团2000人,13日晚12时在景星战斗,次日10时又到距景星镇120华里的汤池进攻,而且还要过嫩江,走沼泽地,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这次攻击是不存在的。
十、关于江桥抗战日伪军伤亡人数。
对江桥之战日伪军伤亡人数,中日双方资料,均无准确数字。现在只能根据已收集到的资料,经过综合研究考证提出一个概括的数字。
关于日军的伤亡人数。江桥之战中:日军伤亡惨重,是侵略东北以来损失最大的一次战斗。日方供认不讳。关宽治等在《满洲事变经过》第296页讲到:“第16联队可能全军覆没”。实际上第16联队经第一阶段战斗,已无力再战,在第二阶段只能做预备队。该书327页又说:“第2师团之部队,由于最近的作战行动,兵员消耗甚多 (步兵中队下士以下少者54名,多者90名),相当疲劳,故此,补充兵员已为当务之急。”并说:“留驻齐齐哈尔的部队由于战死战伤和冻伤,缺员甚多,战斗力仅500余名,且都疲惫不堪,所以30日晚,增派第4旅团由奉天前往齐齐哈尔。”那么,日军究竟死伤多少人,日军承认的有以下几个数字。(一)本庄繁在1931年12月10日给天皇的奏文中承认“齐齐哈尔、昂昂溪附近战斗,多数冻伤实为遗憾。此次战斗,千余将士战死,伤者、冻伤者甚多。”(《现代史资料》(7)第297页)。(二)日军现代史资料 (11)第653页记载:“11月18日,强风 (风速15米/秒)零下24度,无防寒设备影响战斗行动,冻伤者约千人”。(三)1967年东京原书房发行所出版的《满洲事变史》(1)第192页记载江桥之战日军“伤亡人数约占其参战人数的20%。按当时日军参战总兵力2万人计算,死伤约4000人。
中国资料记载日军伤亡人数高于日方数字。主要有以下几个数字。
(一)江桥抗战日记中记载:“在4、5、6三日及最后多门联队之歼灭,有尸体可数者,计2100余具,伤者及落水身死者无所统计。7至18日之伤亡数目,依情况之判断,至少亦在2000人以上。统共在6000人以上”。(《马占山抗战史料》第71页)
(二)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第七卷第一期中记载:“日兵死亡的确切数共有4000余之众”(《齐齐哈尔市文史资料》1985年第二期第46页)如果加上伤者,将大大超过此数。
(三)《还我河山》第20页中记载:“三间房一次战斗而言,日方死亡达3000人”。如果加上,江桥阻击战和伤者,其总数也将大大超过此数。
根据中日双方资料,综合分析研究,笔者认为江桥之战日军伤亡总数约4000—5000人。即死亡1000余人 (以本庄报告为据)、冻伤1000余人 (以《现代史资料》为据)、伤2000人或3000人 (按战争通常规律死伤比例1:2或1:3计算)。
关于伪军死、伤、俘、降的人数,根据三十年代已出版的各种资料记载,综合计算约5000人。张海鹏部伪军战斗力不强,不堪一击,所以伤亡很大,投降反正亦多。
十一、关于中国军队损失人数。
中国军队在江桥抗战中损失数,各种资料亦无准确数。总的看来,伤亡惨重,损失很大。中国军队损失之数字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日本资料记载。4至6日死亡200人,18日死1000人、伤3000人。(《满洲事变经过》第41、56页)
(二)江桥抗战日记中记为“我军殉国者仅2000余人”。(马占山将军)第55页)如按死伤1:3计算则为8000余人。
(三)按中国有关资料统计,4至7日和17日5天的伤亡共4200人。如将12至16日和18日亦按伤亡4000人计算,共约8000人。
(四)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第七卷第一期中记载:“我军死伤总计在六、七千之间”。
(五)《国闻周报》第八卷第四十六期记载,“18日战事最烈,我军步1旅骑兵吴(1旅)程(2旅)旅,死伤过半,均因弹尽援绝,力战而毙”。按各旅总人数计算,则死伤约4500余人。如果加上其它部队的伤亡,亦在8000人以上。
(六)《东北血痕》第四章第21页记载:“损失极多,尤以步兵为最”,“苑崇谷旅原有7000人 (三个团)只剩2000人,总计各部尽量收容尚不足11000人,较战前相差五分之二。”按参战2万人计算损失约8000余人。
根据以上几种资料提供的数字,经过综合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军队在江桥抗战中损失 (含死、伤、俘、降、散)约8000—10000人。这也和黑龙江省军队总人数相符。黑省军队原有3万人,江桥抗战后,马占山所部尚有2万余人 (黑省军署参谋长谢坷语,载马占山将军第37页),这说明,实际损失约1万人。江桥失败后,马占山的兵力“损失三分之一”(马占山第80页)即万人左右。黑军先后参加江桥抗战2万余人,18日撤退后,“20日马占山率部9000人到达克山”,这说明,江桥之战,黑省军队损失万余人。□
(责任编辑:秦慧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