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期间，在纽约拜访了华文大家王鼎钧先生。老人家今年88岁，人称“鼎公”。抗战、内战、流亡，客居海外，王鼎钧说自己的人生很齐全。这大起大落，沧桑历尽的经历，给了他创作的无尽源泉。在台湾，“凡有井水处，即见鼎公文”；然而在大陆，鼎公的名字还少有人知，若不是三联推出他的简体版回忆录，只怕先生还如隐士一般，大隐于万丈红尘。而我，也是通过龙应台的讲座，听她不止一次非常推崇地提起鼎公，才找来《风雨阴晴》、《左心房漩涡》，进入鼎公的文字世界，也由此萌发采访的念头。
　　我们相约在纽约法拉盛的一家粤菜馆见面，当日飘着细雨，鼎公一身中式坎肩，外面一件格子风衣，站在法拉盛街头，高大魁梧的身姿并不因为年高而减损，依然鹤立鸡群。或者因为听力弱化，鼎公话并不多，但每出口，必字字珠玑，幽默中见真章。也许因为我的职业，鼎公特别对我这个后学晚辈谈起“大记者”和“名记者”的区别。他认为任何时代凡不守规矩、好走极端、爱出风头的，人品道德往往可疑，如民国的名记邵飘萍之类；而像《罗马假日》里派克扮演的那个小报记者，最终没有拿公主的私密照换取名利，他的作为和职业操守就可称作一个“大记者”。大记者和名记者往往如鱼和熊掌一般，不可得兼，大概要终其一生不断努力选择、尽力坚守吧。出生于山东兰陵的王鼎钧，一辈子乡音不改，听着熟悉的家乡话，在纽约这个多元混杂的都会，真有时空错乱之感。
　　王鼎钧虽然已年近九旬，仍然笔耕不辍。当天的《世界日报》上，刚好就读到了鼎公署名陶铭的文章。问这个笔名做何解？鼎公答，这个“铭”本来是在铜器上的，万世不朽，我这个“铭”是在陶器上，很容易就被打破了。都说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说文章就是现在的事，得失众人知。当年《大公报》的张季鸾说过，我们写这些玩意，早晨还有人看看，下午就包花生米去了。所以新闻工作者没有藏之名山，传之其人的机会。有人说过，报纸只有24小时的优势，广播只有1小时的优势，这是大众传播造成的，很快就变成陈腔滥调。文章都是速朽的，都变成陶铭。
　　然而，鼎公的四部曲回忆录可不是陶铭，它是一个时代的见证。没有煽情，不见呐喊，平心静气，却有史诗般的壮阔和触及灵魂的力量。提起如我这一代隔世的沧桑，鼎公说：“我不是在写历史，历史如云，我只是抬头看过；历史如雷，我只是掩耳听过。”“努力只能是文学上的。大家都经历过抗战，都经历过内战，大环境相同。但文学作品是在大同之下彰显小异，所见者异，所闻者异，所受所想所行者异，世事横看成岭，纵看成峰，仰观俯瞰又是另一面貌。人生的精彩和启发都藏在这些‘小异’里。”
　　王鼎钧著作等身，在写作上更是“良工式古不违时”，无论小说、散文、评论、诗、剧本，都力求创新、雅俗共赏。由于写过很多怀乡的文章，一度被贴上“乡愁作家”的标签。“日光之下无新事，但普天游子皆怀旧，偏爱旧时天气旧时衣引发一丁点儿旧时的心情。名川大山见许多，天下胜景还是老家东门外的丘陵，岭上一棵石榴树。树失去了，山在；山失去了，地在；地物改，地形变，大地万古千秋。土在即苗在，苗在即树在。斯土斯地得你亲眼看，亲自用脚踏，亲身翻滚拥抱。”《左心房漩涡》里的这段文字，分明读到了他对家乡的刻骨相思。但他自己并不喜欢甚至并不认同“乡愁作家”的标签，他说文学里的故乡，只是一个符号，故乡是虚幻的，它一直在变，故乡也在遗忘你，除非你在外面得了诺贝尔奖，故乡也许会想起你。也许大痛无言，虽然我们在异域的天空谈故乡，但我牢记荒田老师的叮嘱，故乡，是鼎公心里永远的痛。因此，是否打算回乡走走这问题，一直没有问出口。
　　王鼎钧是基督徒，却倾心于佛法。鼎公了悟佛法，却在作品中不着一字，无沾无碍的境界可望可即，我与鼎公面对，如对得道老僧。许多年以后，我也会记得，在法拉盛的那个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