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经常说，1958年，要是有二百斤苞谷，她就能读完高中。能读完高中，她就能考上大学，至少也考个中师——当一个小学教师。好多学习不如她的人，仅仅因为家境好，就走上了一条人生的坦途。而我的母亲仅仅因为没有那二百斤苞谷，饿得不能再读书了，只好跑到了新疆，去吐鲁番的风沙里种葡萄。也可能是母亲有这样悠长的懊恼，才会老是做玉米个个给我填饱肚子。
　　母亲说的苞谷，就是玉米，而玉米个个，就是用玉米面做的一种饼子。做玉米个个的时候，先把大铁锅烧热，再把玉米面饼一个一个贴在锅边上，贴牢了——粘到锅上了，然后在锅底里倒上水，盖上大锅盖蒸。也不完全是蒸，因为玉米饼的另一个面显然是贴在锅上烙熟的。如果把锅里的水换成了洋芋茄子菜，则蒸、烙之外，还得加上一个字：“焖”。刚出锅的玉米个个，软、黄、香、脆，很是好吃。
　　上初中时，我面黄肌瘦如一棵旱地里的玉米，但是食量却大如一头初生的小黄牛。冬天早自习，坐在乌烟瘴气的教室一角，我常常会一口气吃掉整个一块玉米个个。有一次，大口吞嚼的间隙，我无意中扭头看了一眼斜后方，发现一个女同学正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吃相，仿佛是看西洋景。我一看她，她却马上不看了，低下头去找书。她的书是我们班上最干净的书，上面干净得连一个铅笔的字腿腿儿也没有，连一个钢笔的字渣渣儿也没有。那种干净从她的书上飘起来，飘到她的衣服上，她的衣服干净；飘到她的脸上，脸也干净。她家是居民户口，所以，她不时有白面馍馍吃。所以，她一定想不通一块玉米个个而已，我怎么就吃得那么香。如果她生在我家，那就会懂了。
　　那玉米个个，甚至可以说为我的童年镀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幸福。冬天的早上，从热炕上爬起来，从脚底下扯过棉袄棉裤，伸胳膊伸腿，如入铁的管道。穿好了，到厨房里喝一口凉水，出来喷在手心，上上下下几下子，算是擦了一把脸。扯过书包，再次钻到厨房，揭过馍盆上的大锅盖，这时，我的手就触到了玉米个个——本来就硬得像一块石头，放了一晚，更是冰冷得像一块石头了。
　　我把玉米个个丢进书包里，喊一声：“妈，我走了”，就在尚未大亮的晨曦里出了门。一路上，书包在屁股上摔摔打打，玉米个个也像一只调皮的拳头，在我的屁股上摔摔打打。这时候，早起的邻居老王，正把一队牲口吆喝出巷口，铜铃儿在它们的脖子下摔摔打打，响出一串连霜带冰的驴铃。
　　到了学校，我就开始生火。我烟熏火燎地把炉子在外面生着了，就要抬进教室。这时候，上早操的铃声就响了，大家踢踢踏踏涌向操场，这时候，我却并不急着随大流，我要在炉子底下捅些红红的木渣下来，然后就把我的玉米个个平平展展，稳稳当当地放进“烤箱”。这时候，教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烟在炉子上面冒着，只有炭渣在炉子下面红着，只有我的玉米个个静静地烤在它上面的红火与它下面的炭渣之中。有时，不知哪个讨厌的家伙，也会在里面埋一颗洋芋。
　　下操了，大家欢呼着回到教室，坐好了，开始一边杂乱念书一边吃早餐。这时候，我会慢慢地走到炉子跟前，蹲下去，用火夹出我的馍馍来，在炉子上磕两下，捧在手里，一边左手右手右手左手地翻倒着，一边吹着灰土，一边拍打着炭渣。最后，我就掰开它，一股香喷喷的白气就冒了出来。
　　我比母亲幸运，因为我有玉米个个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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