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为了协调相互关系,维系种族延续,便逐渐形成了许多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这就有了最初的道德。到了阶级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其统治,制定了更多的道德规范并以此作为标准去培育人才,从此,协调人际关系,维护政治统治,便成了德育的核心和实质。
一、传统德育观对现代德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的含义与现代西方文化学的“文化”概念是大不相同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化”与德育密切相关,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传统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培养君子贤人为目标的教育,传授知识技能只是进行道德教化的手段和途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因而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至庶民,都应该以“修身为本”,甚至于把“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列,强调其必然的内在联系。
尽管现代教育不再以培养君子贤人为目标,而是以培育现代化人才和高素质公民为己任,但现代教育倡导的“教书育人”这一根本宗旨却与传统德育一脉相承。“育人”需要“教书”,而“教书”更需要“育人”。迷失了“教书育人”这一根本宗旨,“教书”便失去了“育人”的意义。“修道之谓教”,教化的目的在于“修道”,而现代德育就必须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今天,学校德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内容已摆在了应有位置。但是,单纯的道德和政治说教是空洞乏力的,德育的生命力在于施教者和受教者的紧密配合,同时还需要适宜的道德环境和政治气候。
传统德育注重师道,强调“身教大于言教”,现代教育虽应扬弃“师道尊严”,但依然要强调“为人师表”的巨大作用。因而应尽快提高教师队伍自身的整体素质,避免目前德育中“教而不育”的弊端。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更需要我们把握传统德育的合理内核,使现代德育立足学校并走出学校,影响社会。道德教育过程实质上是将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人道德的过程,反过来,个人道德也需要适宜的德育环境和社会氛围来滋润,需要得到社会和群体的认同。总之,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现代德育地位,并把现代德育多渠道、多层次、多维度地渗透于整个社会及个人发展的全过程之中。
二、传统德育中的价值取向对现代德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大基本价值取向,根深蒂固地、久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从而也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现代道德教育。要进行规范的具有民族特色和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现代道德教育,需要研究传统德育中的两大基本价值取向及其对现代德育的启示。
一是“义”与“利”的价值取向。孔夫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更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汉代大儒董仲舒也说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于是后人也将“义”和“利”对立起来,这未免失之偏颇。其实儒家经典《易传》中早就说过:“利者,义之和也。”孔夫子虽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其又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后世儒家中也有反对义利之辨的,如南宋叶适批评董仲舒说:“即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涩泽荣一提倡“士魂商才”,他认为:“道德和经济本来是并行不悖的,然而由于人们常常倾向于唯利是图而见利忘义,所以古代圣贤极力纠正这一弊端,一面积极提倡道德,一面警告非法谋利的人们。后来的学者误解了孔夫子的真正思想。”其实,“义”与“利”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只有“义利合一”,两不偏废,才能使个人遵循道义发财致富,才能使人民富足、国家强大、社会和谐。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制度法规尚不健全,就为个人非法牟取暴利留下了巨大空间。今天的市场经济本身更是以契约、诚信为基础的,如果没有道德的依托,市场经济的架构最终将无法完善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道德自律教育、培养坚定的道德信念更具有实际意义。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传统德育虽讲究“义以为先”,但实际上也是在自觉追求一种高尚的目标:既有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又有物质生活的充实感,绝非只讲牺牲不讲获取。“德不孤,必有邻”“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但是,传统德育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高尚的自觉的行为,是以每个人的内心率性需要为前提的(率性之谓道)。在现代德育建设中,也要使道德成为个人自觉的内心需要。而科学合理地对待“义”与“利”的辩证关系,的确是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
二是“进”与“退”的价值取向。古人遵循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准则,其实质意味着在人生处世方面,传统德育具有双向选择的功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重而道远,在现代道德建设中,更要扬弃地继承传统德育的双向选择功能。首先要保持基本的“独善其身”的品质,同时更要进一步提倡“兼济天下”的行动。譬如在汶川大地震的社会救援中,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华儿女“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高尚品质,彰显了中华民族具有高度凝聚力和典型时代特色的道德风采。所以,扬弃地继承传统德育的双向选择功能,既鼓励人们洁身自好修身养德,成为高素质之公民,更鼓励人们自强不息创业奋进,对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化现代道德建设,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 编 辛 欣)
一、传统德育观对现代德育的启示
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的含义与现代西方文化学的“文化”概念是大不相同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文化”与德育密切相关,是“教化”的意思。中国的传统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以培养君子贤人为目标的教育,传授知识技能只是进行道德教化的手段和途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中,道德是至高无上的。因而儒家强调自天子以至庶民,都应该以“修身为本”,甚至于把“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并列,强调其必然的内在联系。
尽管现代教育不再以培养君子贤人为目标,而是以培育现代化人才和高素质公民为己任,但现代教育倡导的“教书育人”这一根本宗旨却与传统德育一脉相承。“育人”需要“教书”,而“教书”更需要“育人”。迷失了“教书育人”这一根本宗旨,“教书”便失去了“育人”的意义。“修道之谓教”,教化的目的在于“修道”,而现代德育就必须强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今天,学校德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内容已摆在了应有位置。但是,单纯的道德和政治说教是空洞乏力的,德育的生命力在于施教者和受教者的紧密配合,同时还需要适宜的道德环境和政治气候。
传统德育注重师道,强调“身教大于言教”,现代教育虽应扬弃“师道尊严”,但依然要强调“为人师表”的巨大作用。因而应尽快提高教师队伍自身的整体素质,避免目前德育中“教而不育”的弊端。特别是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更需要我们把握传统德育的合理内核,使现代德育立足学校并走出学校,影响社会。道德教育过程实质上是将社会道德内化为个人道德的过程,反过来,个人道德也需要适宜的德育环境和社会氛围来滋润,需要得到社会和群体的认同。总之,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我们进一步提高现代德育地位,并把现代德育多渠道、多层次、多维度地渗透于整个社会及个人发展的全过程之中。
二、传统德育中的价值取向对现代德育的启示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大基本价值取向,根深蒂固地、久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从而也直接制约和影响着现代道德教育。要进行规范的具有民族特色和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现代道德教育,需要研究传统德育中的两大基本价值取向及其对现代德育的启示。
一是“义”与“利”的价值取向。孔夫子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更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他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汉代大儒董仲舒也说要“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于是后人也将“义”和“利”对立起来,这未免失之偏颇。其实儒家经典《易传》中早就说过:“利者,义之和也。”孔夫子虽云“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但其又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后世儒家中也有反对义利之辨的,如南宋叶适批评董仲舒说:“即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日本近代的“实业之父”涩泽荣一提倡“士魂商才”,他认为:“道德和经济本来是并行不悖的,然而由于人们常常倾向于唯利是图而见利忘义,所以古代圣贤极力纠正这一弊端,一面积极提倡道德,一面警告非法谋利的人们。后来的学者误解了孔夫子的真正思想。”其实,“义”与“利”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也只有“义利合一”,两不偏废,才能使个人遵循道义发财致富,才能使人民富足、国家强大、社会和谐。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时期,制度法规尚不健全,就为个人非法牟取暴利留下了巨大空间。今天的市场经济本身更是以契约、诚信为基础的,如果没有道德的依托,市场经济的架构最终将无法完善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加强道德自律教育、培养坚定的道德信念更具有实际意义。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传统德育虽讲究“义以为先”,但实际上也是在自觉追求一种高尚的目标:既有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又有物质生活的充实感,绝非只讲牺牲不讲获取。“德不孤,必有邻”“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但是,传统德育在这里强调的是一种高尚的自觉的行为,是以每个人的内心率性需要为前提的(率性之谓道)。在现代德育建设中,也要使道德成为个人自觉的内心需要。而科学合理地对待“义”与“利”的辩证关系,的确是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协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需要。
二是“进”与“退”的价值取向。古人遵循着“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准则,其实质意味着在人生处世方面,传统德育具有双向选择的功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重而道远,在现代道德建设中,更要扬弃地继承传统德育的双向选择功能。首先要保持基本的“独善其身”的品质,同时更要进一步提倡“兼济天下”的行动。譬如在汶川大地震的社会救援中,从各个不同的方面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华儿女“独善其身”和“兼济天下”的高尚品质,彰显了中华民族具有高度凝聚力和典型时代特色的道德风采。所以,扬弃地继承传统德育的双向选择功能,既鼓励人们洁身自好修身养德,成为高素质之公民,更鼓励人们自强不息创业奋进,对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化现代道德建设,创造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责 编 辛 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