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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冲击着两个女人一辈子的友谊，她们在海底世界寻找慰藉，找到了坦然面对无常的勇气。
我的潜水伙伴卡罗尔正在海平面下15米深处漂浮。我们每隔几分钟便相视一笑，以免失散。几天来，我们一直在西南凯伊岛(Southwest Caye)海域潜水，这个小岛距离伯利兹南方海岸约60公里。我们在温暖的水中静静地游动，海底是平坦的沙地，点缀着珊瑚礁，不时游过逆流而上的鲨鱼、园鳗和蓝色的鹦鹉鱼。
好友病了
我和卡罗尔一起潜水6年了。卡罗尔是天生的潜水高手，在多数的体能活动上她都很有天分，每年，我们总有几次跑到远地的海边潜水。3年前，她在俄勒冈州西部的一个县被推选为当地的首位女法官，就在她当选的同一个星期里，她竟诊断出患了乳腺癌，而且已经是第四期(晚期)。
从那之后，我们一起潜水四次，每次卡罗尔都很坦白地要求我照应她。我们交朋友这么久了，这是两人第一次明确表示需要彼此照顾；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相互帮助，只是从来没有真正说出来。
来西南凯伊岛之前，卡罗尔的疲倦感越来越严重。她说：“此刻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够搭飞机。”当时她正在进行化疗。我说，我也感冒了，快支撑不住了，此外，我肩部的宿疾和膝盖韧带损伤也让我很不舒服。我说：“我们边走边调整吧，但我现在真的是老了，不能坐夜里的航班了。”
她说：“别再谈年龄这个话题了。”
卡罗尔53岁，我51岁。
饼干孤女
我们在大学期间相识，当年她18岁，我16岁，我们都刚刚开始学习独立生活。她是个充满自信的女人，一头浓密的卷发，有种带着睥睨一切的优越感，让我有些敬畏。现在她却说她年轻时又害羞又没自信，我听了大笑。我俩都不记得当时怎么交上了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在家相夫教子，她在渔船上工作；我在写书时，她去读法学院，之后执业担任刑事辩护律师。我们虽生活在不同州，也很少见面，但我们都觉得对方是自己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所认识的卡罗尔性格坚毅，耐力十足。她喜欢爬山、露营、划独木舟，而且常常是一个人去。有次，我们一起去俄勒冈州的革莓山野地露营，她告诉我她从来不知恐惧为何物。
我母亲52岁时被诊断出患了晚期乳腺癌，两年后去世。当时我30岁，很不舍母亲离世。我打电话给卡罗尔，请她和我一起用母亲的食谱做圣诞饼干，以此纪念母亲。后来，卡罗尔和另外两位大学同学卡西与瑞贝嘉的母亲也同样因癌症去世，我和卡罗尔便邀请她们加入“饼干孤女”行列。现在，我们四人每年圣诞节都一起做饼干：一边做饼干，一边聊着有一天我们都会变成老女人——非常老，脾气古怪，坐在摇椅上，说些稀奇古怪但值得一说再说的故事。
朋友与护士
卡罗尔被诊断出患了癌症的时候，我正担任肿瘤科护士。她的癌细胞很不易察觉，发现时已扩散到腹部与骨头。我知道这种病对谁都是一视同仁，若是我患这种病，我不会惊讶，但卡罗尔不一样，她甚至很少感冒。
我们平静地谈起病情接下来可能有什么发展，讨论可以选择哪些治疗方法，并打印了一些晚期乳腺癌的最新研究报告。但私底下我常痛苦哭泣，因为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让我觉得很辛苦。我母亲生病时，很多亲戚都希望我护理她，但我做不到：我只能做她的女儿，不能做她的护士。
现在，面对卡罗尔，我同样需要扮演朋友与护士两种角色，虽然这次感觉比较容易一些，但还是要小心应对。每一种癌症和每一名患者的情况各不相同，但统计数字难以忽视：晚期乳腺癌患者只有半数可以存活两年，这一点我太清楚了。
卡罗尔用瑞宁德治疗，瑞宁德是一种新的口服化疗剂。她感觉几乎完全正常，因此立刻回去工作。药效看来还不错，癌细胞虽然未消失，但也并未进一步扩散。
前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爱德华兹的妻子伊莉萨白谈到自己患了癌症时说：“现在我大概知道将来我会死于什么病了。”卡罗尔听了很不舒服，她讨厌自己被当作“病人”或“患者”。她拥有丰富的生活：刚被任命为法官、有五只狗、一大片菜园，还有很多朋友。她并不觉得需要赶快检视自己人生的愿望，她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她喜欢现在这样的自己。
勇敢面对
她的身体底子好，这时便显现出来了。治疗了几个月后，我们到伯利兹北方的环礁区潜水。这次我们比平常多做了一些紧急应变措施：两人都投了旅游保险，她还带了药瓶，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行程和往常一样：每天潜水两三次，下午我在吊床上消磨时间，她则拖着香蕉黄的独木舟到礁湖里来回划行。
这个冬天，卡罗尔在家里突然觉得吞咽困难。检查发现一个肿瘤包住了她的食道，必须用机械方法扩张喉咙。她在手术过程中发生感染，在医院住了好几天，必须以放射疗法将肿瘤缩小。
新肿瘤表明，瑞宁德已失去了疗效。我们到加勒比海博奈尔岛潜水后，卡罗尔开始接受注射式化疗。她和丈夫戴维着手计划到非洲探险，那是她多年的梦想，当他们还在讨论旅行的细节时，卡罗尔开始掉头发、呕吐，也终于明白了疲倦是什么。
此外，她还出现了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也就是说，骨髓无法制造足够的白血球以对抗感染。她和戴维即将出发前往约翰内斯堡前夕，卡罗尔高烧将近39度。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患者都会住院，但卡罗尔不是一般患者。
我告诉她：“你现在搭飞机有危险。”我知道风险很大，不免感到忧心，很怕她发生意外，但我怎能建议她留在家里?我又怎能不建议?延期4天后，她还是出发了，带了一大包围巾和抗生素。非洲之行过后，她的头发又长回来了，但依然容易感到疲倦，并开始出现周围神经病变，这是由于化疗药物导致脚趾与手指的末梢神经受损引起的。
在西南凯伊岛，卡罗尔耐不住天气的炎热，经常感到胸部有压迫感，不时会抚摸胸骨，好像在沉思。对癌症患者而言，每一种感觉都是疾病症状。但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把鞋子脱掉，在沙滩上赤脚行走。我读我的通俗推理故事，卡罗尔则带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随兴地躺在太阳下。
一辈子的友谊
有一天，我们坐在树阴下还是感到炎热难当。她对我说：“今天是我诊断出癌症的三周年。”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她继续说：“我本来以为永远无法离开医院了。我只想珍惜身边的平凡事物，比如窗外的风景。没有人在旁边时，我会在病房里东摸摸西摸摸。实际上我觉得很平静。”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个话题，通常都只是约略提到，仿佛碰触痛牙一样小心翼翼。
只有当太阳不大时，我们步行到码头，搭上潜水船，趁着风浪急驰一段。我们把设备穿戴好，滑入清澈的水里，在水底，可以忘记很多烦忧。我们不紧不慢地游着，看到石缝前有一尾小海牛和两只巨蟹来回游动。她紧靠着我，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脆弱，开始知道什么是恐惧了。
到了晚上，我们到码头上的小酒吧闲坐，一边欣赏落日，一边闲聊。岛上一对年轻夫妻问我们是不是姐妹，我们笑说不是，是老朋友。我说：“34年的老朋友了。”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他们无法理解这么漫长的岁月。我们的友谊比他们的一生还长呢。
回来的路上，我们聊起了夏令营，两人都很怀念当女童军的时光。我们又谈起曾经结交过的好朋友，但终究风流云散。晴空湛蓝，天气炎热，前方的小岛平躺在海面上。我感觉整个人很轻，在海水里几乎没有重量。
梦想中的南太平洋之旅似乎很遥远。癌症横亘在我们的友谊中间，有些事已经改变。我们深深体会到身体只是暂时的礼物，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许我会被车子撞到，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或者下一次乳房X光片上会出现阴影。生命里到处潜藏危机。
每天早晨，我们都到沙滩上散步，她说：“看那晨光。”其余的都不需言语了，她对天空、海岸和这个世界的热爱永远不变。尽管生命已经开始衰落，她的脚步依旧笃定而优雅。
摘自美《读者文摘》
责任编辑 王克峰
我的潜水伙伴卡罗尔正在海平面下15米深处漂浮。我们每隔几分钟便相视一笑，以免失散。几天来，我们一直在西南凯伊岛(Southwest Caye)海域潜水，这个小岛距离伯利兹南方海岸约60公里。我们在温暖的水中静静地游动，海底是平坦的沙地，点缀着珊瑚礁，不时游过逆流而上的鲨鱼、园鳗和蓝色的鹦鹉鱼。
好友病了
我和卡罗尔一起潜水6年了。卡罗尔是天生的潜水高手，在多数的体能活动上她都很有天分，每年，我们总有几次跑到远地的海边潜水。3年前，她在俄勒冈州西部的一个县被推选为当地的首位女法官，就在她当选的同一个星期里，她竟诊断出患了乳腺癌，而且已经是第四期(晚期)。
从那之后，我们一起潜水四次，每次卡罗尔都很坦白地要求我照应她。我们交朋友这么久了，这是两人第一次明确表示需要彼此照顾；事实上。我们一直在相互帮助，只是从来没有真正说出来。
来西南凯伊岛之前，卡罗尔的疲倦感越来越严重。她说：“此刻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够搭飞机。”当时她正在进行化疗。我说，我也感冒了，快支撑不住了，此外，我肩部的宿疾和膝盖韧带损伤也让我很不舒服。我说：“我们边走边调整吧，但我现在真的是老了，不能坐夜里的航班了。”
她说：“别再谈年龄这个话题了。”
卡罗尔53岁，我51岁。
饼干孤女
我们在大学期间相识，当年她18岁，我16岁，我们都刚刚开始学习独立生活。她是个充满自信的女人，一头浓密的卷发，有种带着睥睨一切的优越感，让我有些敬畏。现在她却说她年轻时又害羞又没自信，我听了大笑。我俩都不记得当时怎么交上了朋友。
大学毕业后，我在家相夫教子，她在渔船上工作；我在写书时，她去读法学院，之后执业担任刑事辩护律师。我们虽生活在不同州，也很少见面，但我们都觉得对方是自己人生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所认识的卡罗尔性格坚毅，耐力十足。她喜欢爬山、露营、划独木舟，而且常常是一个人去。有次，我们一起去俄勒冈州的革莓山野地露营，她告诉我她从来不知恐惧为何物。
我母亲52岁时被诊断出患了晚期乳腺癌，两年后去世。当时我30岁，很不舍母亲离世。我打电话给卡罗尔，请她和我一起用母亲的食谱做圣诞饼干，以此纪念母亲。后来，卡罗尔和另外两位大学同学卡西与瑞贝嘉的母亲也同样因癌症去世，我和卡罗尔便邀请她们加入“饼干孤女”行列。现在，我们四人每年圣诞节都一起做饼干：一边做饼干，一边聊着有一天我们都会变成老女人——非常老，脾气古怪，坐在摇椅上，说些稀奇古怪但值得一说再说的故事。
朋友与护士
卡罗尔被诊断出患了癌症的时候，我正担任肿瘤科护士。她的癌细胞很不易察觉，发现时已扩散到腹部与骨头。我知道这种病对谁都是一视同仁，若是我患这种病，我不会惊讶，但卡罗尔不一样，她甚至很少感冒。
我们平静地谈起病情接下来可能有什么发展，讨论可以选择哪些治疗方法，并打印了一些晚期乳腺癌的最新研究报告。但私底下我常痛苦哭泣，因为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让我觉得很辛苦。我母亲生病时，很多亲戚都希望我护理她，但我做不到：我只能做她的女儿，不能做她的护士。
现在，面对卡罗尔，我同样需要扮演朋友与护士两种角色，虽然这次感觉比较容易一些，但还是要小心应对。每一种癌症和每一名患者的情况各不相同，但统计数字难以忽视：晚期乳腺癌患者只有半数可以存活两年，这一点我太清楚了。
卡罗尔用瑞宁德治疗，瑞宁德是一种新的口服化疗剂。她感觉几乎完全正常，因此立刻回去工作。药效看来还不错，癌细胞虽然未消失，但也并未进一步扩散。
前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爱德华兹的妻子伊莉萨白谈到自己患了癌症时说：“现在我大概知道将来我会死于什么病了。”卡罗尔听了很不舒服，她讨厌自己被当作“病人”或“患者”。她拥有丰富的生活：刚被任命为法官、有五只狗、一大片菜园，还有很多朋友。她并不觉得需要赶快检视自己人生的愿望，她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最重要的是，她喜欢现在这样的自己。
勇敢面对
她的身体底子好，这时便显现出来了。治疗了几个月后，我们到伯利兹北方的环礁区潜水。这次我们比平常多做了一些紧急应变措施：两人都投了旅游保险，她还带了药瓶，这可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行程和往常一样：每天潜水两三次，下午我在吊床上消磨时间，她则拖着香蕉黄的独木舟到礁湖里来回划行。
这个冬天，卡罗尔在家里突然觉得吞咽困难。检查发现一个肿瘤包住了她的食道，必须用机械方法扩张喉咙。她在手术过程中发生感染，在医院住了好几天，必须以放射疗法将肿瘤缩小。
新肿瘤表明，瑞宁德已失去了疗效。我们到加勒比海博奈尔岛潜水后，卡罗尔开始接受注射式化疗。她和丈夫戴维着手计划到非洲探险，那是她多年的梦想，当他们还在讨论旅行的细节时，卡罗尔开始掉头发、呕吐，也终于明白了疲倦是什么。
此外，她还出现了中性粒细胞减少症，也就是说，骨髓无法制造足够的白血球以对抗感染。她和戴维即将出发前往约翰内斯堡前夕，卡罗尔高烧将近39度。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患者都会住院，但卡罗尔不是一般患者。
我告诉她：“你现在搭飞机有危险。”我知道风险很大，不免感到忧心，很怕她发生意外，但我怎能建议她留在家里?我又怎能不建议?延期4天后，她还是出发了，带了一大包围巾和抗生素。非洲之行过后，她的头发又长回来了，但依然容易感到疲倦，并开始出现周围神经病变，这是由于化疗药物导致脚趾与手指的末梢神经受损引起的。
在西南凯伊岛，卡罗尔耐不住天气的炎热，经常感到胸部有压迫感，不时会抚摸胸骨，好像在沉思。对癌症患者而言，每一种感觉都是疾病症状。但我们还是和往常一样，把鞋子脱掉，在沙滩上赤脚行走。我读我的通俗推理故事，卡罗尔则带着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随兴地躺在太阳下。
一辈子的友谊
有一天，我们坐在树阴下还是感到炎热难当。她对我说：“今天是我诊断出癌症的三周年。”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她继续说：“我本来以为永远无法离开医院了。我只想珍惜身边的平凡事物，比如窗外的风景。没有人在旁边时，我会在病房里东摸摸西摸摸。实际上我觉得很平静。”我们从来没有谈过这个话题，通常都只是约略提到，仿佛碰触痛牙一样小心翼翼。
只有当太阳不大时，我们步行到码头，搭上潜水船，趁着风浪急驰一段。我们把设备穿戴好，滑入清澈的水里，在水底，可以忘记很多烦忧。我们不紧不慢地游着，看到石缝前有一尾小海牛和两只巨蟹来回游动。她紧靠着我，带着一种从未有过的脆弱，开始知道什么是恐惧了。
到了晚上，我们到码头上的小酒吧闲坐，一边欣赏落日，一边闲聊。岛上一对年轻夫妻问我们是不是姐妹，我们笑说不是，是老朋友。我说：“34年的老朋友了。”从他们的表情看得出，他们无法理解这么漫长的岁月。我们的友谊比他们的一生还长呢。
回来的路上，我们聊起了夏令营，两人都很怀念当女童军的时光。我们又谈起曾经结交过的好朋友，但终究风流云散。晴空湛蓝，天气炎热，前方的小岛平躺在海面上。我感觉整个人很轻，在海水里几乎没有重量。
梦想中的南太平洋之旅似乎很遥远。癌症横亘在我们的友谊中间，有些事已经改变。我们深深体会到身体只是暂时的礼物，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什么事都可能发生，也许我会被车子撞到，心脏会突然停止跳动，或者下一次乳房X光片上会出现阴影。生命里到处潜藏危机。
每天早晨，我们都到沙滩上散步，她说：“看那晨光。”其余的都不需言语了，她对天空、海岸和这个世界的热爱永远不变。尽管生命已经开始衰落，她的脚步依旧笃定而优雅。
摘自美《读者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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