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但其经济飞速增长的背后是对水、电、煤、油等基础性资源的掠夺式利用，浙江陷入全面短缺危机对中国的“世界工厂”经济模式提出严峻挑战
　　位于温州市南雁荡山东麓的水头镇，在20年以前还是一个农村集镇，如今已是全国最大的成品皮出口供应基地、亚洲最大的猪皮革生产基地，近600家制革企业的年产值达30多亿元，其中产值超亿元的制革企业就有近10家。
　　一直以来，水头镇制革业是温州经济的一个成功典型。然而，现在有一道绳索正勒在水头镇制革业的脖子上，并且越勒越紧。这条绳索就是缺水。
　　本来，水头镇濒临鳌江，因水源丰富而得名，这也是它迅速发展为“中国皮都”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制革流程中，近10次的反复漂洗需要源源不断的水。一家普通工艺水平的中型企业，加工一吨生猪皮的耗水量在80吨左右。
　　但是水头镇制革的耗水为西欧国家的6倍－8倍。更具严重的是，因漂洗过程中添加了大量的复合剂，制革车间的排水已使鳌江变得又黑又臭，2003年，水头制革污染分别被国家和省环保局列为“全国十大重点污染源”和“浙江省九大重点污染案件”之一。
　　水头镇不过是一个代表而已。号称“中国针织名城”的宁波市象山县爵溪镇，在1985年时全镇企业有36家，如今在2平方公里多的区域上建起500多家企业，其中2003年新增100余家。爵溪党委书记孙国夫说，若不进行行政区域调整和白岩山盐场开发，2年－3年后爵溪工业将没有发展空间，而严重缺水给爵溪针织企业每吨棉纱增加了1000元以上的生产成本，加上电、油及原材料的匮乏，2004年1－2月，全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竟负增长65.1％。
　　由于缺水，浙江的不得不对地下水大量开采，直接导致地面下沉。到2003年底，宁波市的沉降区域总面积达175平方公里，宁波整个市区已成了一个巨大的碟形洼地。据宁波市有关部门估算，持续几十年的地面下沉，已累计造成40亿元的经济损失。
　　不仅是水，电力也是如此。2003年，浙江遭遇了严重的“电荒”，成为全国拉闸限电范围最大、缺电最严重的省份。在浙江的许多工业重镇，在商业街上鳞次栉比的商店，家家门前都放着一台发电机，昼夜机声隆隆，严重缺电导致发电机、汽油、柴油十分紧俏。
　　甚至连人都开始短缺。浙江湖州地区的织里镇被称为“中国童装之都”，在这个不到10万人的小镇上，聚集了8800多家民营企业，其中童装生产企业为5700多家，2003年新增200多家。产业集群的急速膨胀，导致劳动力供给也完全滞后，绝大多数企业空缺一半的工人。织里镇劳动力市场的工作人员沈水章告诉《经济》杂志，这里常年缺少一万名以上的工人。
　　全面的短缺对浙江高消耗性的制造业模式提出严峻挑战。尽管这一模式铸就了浙江经济的辉煌，也为整个中国获取了“世界工厂”的称号。
　　
　　增长的极限
　　
　　事实上，浙江模式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极限。
　　据浙江省的估计，2003年非典对浙江经济的影响大约在0.3个百分点，而电力短缺、拉闸限电导致的GDP损失是0.6个百分点。
　　由于电力供应的缺口较大，有将近半数的浙江企业不得已采取了自备发电的措施。由于柴油价格上涨、货源偏紧，加上小电机发电的设备折旧和人工等因素，发一千瓦时电的成本要比大电网供电高出一倍左右。企业成本急剧攀升。
　　而且经常性的拉闸限电，使企业产品质量不稳，废品率上升，间接提高了生产成本。如对棉纺织企业来说，突然停电会引起纺布细纱机的断头、织布“开车档”的织疵等质量损失。
　　


　　而另一方面，由于浙江的产品基本上集中在低端市场，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企业很难将增加的成本完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企业的利润空间大为缩小。根据浙江省城调队的调查187家企业的资料显示，尽管生产成本有较大提高，但产品销售价格上涨幅度在30%以上的企业仅占10.2%。
　　更严重的是，许多的企业生产任务都难以保证完成。据杭州钢铁集团昌兴电炉炼钢有限公司介绍，今年1月份，由于受限电的影响，停了550分钟，按每分钟2.5吨的生产能力，1月份就少生产了1200吨左右的钢。
　　在浙江省城调队调查的187家企业中，有54.5%的企业完不成2003年的出口订单任务，其中有2/3以上的企业遭到了外商的索赔。企业的信誉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企业也不敢再轻易接订单，有半数以上的企业出口订单数减少20%以上。
　　浙江的投资环境也在急剧恶化。外商普遍对今后供电情况表示担忧，有些外商来浙江投资开始持观望、等待态度。据温州龙港镇企管办反映，2003年该镇引进12家年产值超亿元的企业，目前已有6家企业已投资，但另外6家企业由于供电紧缺问题仍尚在观望，不敢贸然投资办厂，而且有撤资的可能。
　　一些企业已经开始被迫外迁。据温州苍南、平阳塑料包装加工行业反映，2003年两地相当一部份塑料包装企业外迁山东、四川等地电力供应良好且电价低廉（山东每千瓦时电价0.35元）的地方投资办厂。
　　
　　让做鞋的变成做品牌的
　　
　　5月8日，浙江省环保局纪检组长秦忠在全省环境质量状况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华东地区出现严重的缺电状况，一些地方政府鼓励企业自备国家明令禁止和淘汰的小电机，虽然见效比较快，但他认为这是一种短期行为，小发电机的发电成本高，耗能多。
　　那么新建电厂是不是解决之道？自2003年以来，各地兴起了一股修大坝、建电厂的热潮，据了解，目前等待国家发改委审批的电站项目达3000亿千瓦，几乎相当于再建20个葛洲坝电站。
　　但是一般而言，一个100万千瓦的火电厂的建设周期为3年左右，但3年之后煤炭以及交通运输的紧张程度很难说会缓解，电力需求也很难说会减少，更为主要的是，全国仅上海、南京、哈尔滨等地三四家机电成套设备生产商，尽管大量进口，市场上的发电机比电力还紧缺。
　　全面的短缺危机已经让浙江意识到，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必须要从根子上扭转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秦忠说，在当前电荒时期，把那些低水平、高能耗、高排放的电老虎企业，如电解铝，冶金、建材业的耗电量加以严格限制，让电给那些代表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产业，以及居民生活，既能解决眼前问题，又能逐步实现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今年6月，国家发改委将正式公布《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暂行规定》，将这次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重点确定为：“支持推广采用节能、降耗、节水、环保的先进技术设备和产品，强制淘汰消耗高、污染大质量差的落后生产能力、工艺和产品”，一些“消耗高、污染大、质量差”的企业将被强制关闭。
　　温州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张一力博士说，整个浙江地区均以制造业为主，不像做芯片、光盘的，投入的智力多而原材料不多，因此必须加大技术进步的力量。制鞋企业可能就慢慢地专向鞋机生产，再转为鞋类设计，最后甚至可能收购鞋类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