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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构筑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日本方面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有勇气和中国把关系完全搞坏。实际上，还是要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态势
《瞭望东方周刊》和《读卖新闻》连续五次的同题舆论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都做了仔细的分析和观察。在他看来，同题舆论调查堪称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因为调查中既有固定题目，比如如何看待当前的中日关系，对方国家是否值得信赖，未来两国关系走势如何看待等，每次也根据当年的中日关系大势增加了新问题。
他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日本救援队参加汶川地震救援，表现良好，那一年的调查结果反映，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信赖程度一下上升到56％，比2(307年高出41个百分点，直观而迅速地反映出两国国民对双方关系的敏感程度。
2010年的这张晴雨表，背后蕴藏着怎样的逻辑和方向?本刊就2010年中日同题调查的结果，专访了高洪。
双方认知度为何下滑
《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的调查结果，和前几次相比，你是否觉得有非常大的不同?
高洪：我的感受正如同现在的季节，寒风瑟瑟——双方认知度的下滑可以说相当惊人。比如，2010年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看法，日本方面的调查结果认为“不好”和“非常不好”的人加起来达到90％，这比2007年的52％、2008年的57％、2009年的47％一下上升了三四十个百分点。中国方面也是一样，对于当前中日关系看法认为不好的也达到81％，比2008年的29％和2009年的43％，都要高很多。这明显体现出两国关系遇冷、特别是国民感情急剧降温的实际状况。
从相互信任度上看也是一样。2010年认为对方值得信赖的调查结果在日方是7％，比过去的24％、19％、28％大幅跌落；中方同样如此，从2009年的340A，一下滑到如今的15％，减了一半还多。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意味着今年中日关系遇到了转折点，还是预示中日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高洪；近年来的中日关系，由于其中几个重要因素的变化，使过去旧的平衡被打破，因此难免会在一些敏感点上出问题。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连续快速发展。
我们知道，过去中国是“大而不强”，日本是“强而不大”，双方有很多利益上的包容性和互补性。但现在，中国今年GDP总量超过日本，给日本国民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冲击。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我们保卫我们自己国家利益的能力的不断增强，这在日方看来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长，一些日本人包括一些不负责任的日本媒体炒作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论”，造成了某种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气氛。
第二个因素，是日本政治事务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国家战略一直在调整中，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以后，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多矛盾和摩擦，比如在自民党的小泉执政时期出现了严重的所谓“政冷经热”局面。之后两国通过首脑外交，政府间加强政治互信，缔结了第四个政治文件，经过所谓“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等几个阶段，建立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与此同时，日本政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特别是2009年政党交替。从未有过执政经验的民主党变为日本执政党，其执政理念、战略抉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民主党政府，从第一届鸠山由纪夫，到背后的小泽一郎联合主导局面，转换到第二届首相菅直人。
鸠山政府曾经考虑过要调整大国关系，适当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建立一种所谓平等对话框架下的日美关系，倾向于重返亚洲，重视对华关系。但这种调整随着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双双去职而结束。菅直人政府调整了对外战略选择，又改回到依傍美国对亚洲开展强势外交的一种状态。
第三个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因素是美国因素。
美国有其自身的远东战略，有对日本的要求，也有和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一既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也有需要与中国合作的一面。这让美国的东北亚战略表现出多种性质。
对美国来说，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问题是要维系美元的国际金融地位。在欧元对美元形成挑战以后，如果亚洲，按照民主党第一届政府的做法，出现了中日的快速接近，甚至实现了鸠山由纪夫早些时候提出的所谓“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话，早晚可能出现—个类似欧盟或者说有东亚特色的区域经济共同体以及共同货币，这必将给美元造成新的挑战。对美国而言，现在主要支撑美元的恰恰是泛亚太地区，其中最有活力的恰恰又是东北亚所在的经济区域，因而美国需要中日之间有适度的摩擦——在其可控制的范围内，既非战争状态，但也不会太亲密。
这三个因素导致了旧的平衡被打破，而在新的平衡出现之前，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我同意你的说法——中日关系正在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双方经济关系并非零和博弈
《瞭望东方周刊》：从经济方面看，今年调查增加了一个新题目，如何看待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日本方面反对者达到81％。同样，连续几年的“关于中国经济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这—题目，日方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一直认为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这是什么原因?
高洪：中日经济关系过去有一个巨大的水平差，但是近年差距在逐步缩小。贸易上也一样，过去是垂直分工，现在逐渐向水平方向变化。GDP，虽然我们人均不高，但经济总量至少在统计意义上讲与日本很接近。
本次调查中提到的中国企业开始收购日本企业，虽然还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尤其是跟日本的对华投资、日本的全球经济实力相比，还没到足以让人们大惊小怪的地步，但日本这个民族比较有民族危机感，比较有预警能力，所以一有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的事情发生，就引起不小的反响。
本次中日共同调查结果反映出，只有9％的日本受访者把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看成好事，而看成坏事的有81％。我觉得里面包含的原因还是在于双方政治互信不足，经济发展上竞争意识过度，或者再往深处说是冷战思维的遗存仍在作祟。企业间，特别是跨国大企业集团，无论合作还是兼并，都是一种市场行为，应该是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然而涉及中日之间，就难免有一些政治意义上的判断。
我个人认为，日本民众也是过于敏感了，因为中日经济关系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同时经济关系恰恰是保证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过去我们常讲用发展经济贸易的渠道和交流合作来夯实政治基础，强化政治互信。这本来是个好事情。
就中日贸易而言，变化也很大。我记得1996年中日贸易当时占中国外贸总量的20％左右，占日本外贸总量的10％。而到2009年，情况发生了逆转——中日贸易总量是2300亿美元，但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中，对日贸易只占10％左右， 而日本的对外贸易总量中，对华贸易占了20％——两国对双边贸易的依赖程度正好调换了—个位置。
这种情况下，中日经济关系的交流合作对两国都有积极作用，双方经济关系并不是—个零和博弈的关系。
历史上早就证明了从经济上讲“合则两利”，从政治上讲“斗则两伤’’。对中日两国而言，经济关系更是一个积极推动和发展的部分。
“斗而不破”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政治关系上，日本受访者认为美国比中国重要；而从经济上考虑，又认为中国比美国重要。这又反映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高洪：今年的调查结果中，这也是引起我非常大兴趣的数据。可以说，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处在一个两种三角关系交错扭曲的状态。
在军事、安全，甚至意识形态上，日本更倾向于在美日韩的三角框架内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实现利益诉求，但同时日本要发展经济，恢复景气，要使国家经济上更有活力，则又离不开中国，离不开周边邻国，所以要有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中日韩三角框架。
对日本来说，一只脚踩在美日韩框架里，另一只脚踩在中日韩经济框架之中，就免不了造成政策选择上的扭曲。对政治家而言，它是制定政策上的悖论；对国民来说，是一种“拧巴”的感受。
调查结果反映，在经济方面，日本认为中日关系重要的有58％，逼近认为政治上美日关系重要的60％，这反映出日本朝野，包括日本舆论界的倾向，事实上也给当前错综复杂的两国关系确定了一个规范——一方面在守卫国家利益时双方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寸步不让，但同时，我们希望构筑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日本方面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有勇气和中国把关系完全搞坏。实际上，还是要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态势。
作为一种佐证，我注意到这次调查中，关于未来中日关系的状态，日本受访者有六成左右认为会维持现状。
文化交流共同点多，可包容彼此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也特别设计了有关中日两国彼此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问题。
高洪：这几年，日本政府一直努力吸引中国游客，这也是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积聚和人民币慢慢升值，中国公民海外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日本朝野都看好这个市场。日本政府积极地放宽了对中国旅游者签证的条件，促使赴日旅游人数增加。2009年中国公民赴日旅游数量是100多万，除了旅游本身拉动日本经济外，中国游客在日本直接购买商品的数量也很惊人。
有统计表明，中国赴日游客人均购物是一万元人民币，2009年100多万游客，2010年已经直逼140万，两国关系状态良好的话，2010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很可能会超过300万。再过几年，达到五六百万的规模可能性很大。这对日本经济是一件好事。
但日本国民究竟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本次调查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只有39％的日本国民支持政府放宽赴日旅游的中国人签证条件，反对者有54％。这里面我想有各种原因。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理念上比较保守和传统，对于另一个体制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拥有巨大人口的邻国，假如放宽签证条件，那些保守的人会觉得不适应，甚至有不快之感。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方说生活习惯、文化上的相互冲突等因素也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数据表明，双方对于对方国家感兴趣的内容几乎一致，都对彼此的自然景观、历史和传统艺术感兴趣。
高洪：中日两国如果从关系史上讲有两千多年，如果从文化史上讲，时间更久。古代历史上中日之间也有三场战争，但总的来说两千多年的交流时间里，友好的时间更长，文化交流的历史更长。
不光有大陆文明对日本的影响和浸润，也有日本文明吸收了大陆文明之后反馈到大陆来。所以如果我们在历史长河的大尺度上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双方文化交流是比较密切的，其程度超出我们很多双边关系。
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中日双方感兴趣的旅游话题趋于一致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中日之间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有很多共同点，有很多可以包容彼此的积极因素。
中日发展目标存在共性
《瞭望东方周刊》：中日两国文化上共通包容，经济上相互促进，能否对双方政治关系有所启示?
高洪：政治关系是最敏感、最直截了当反映国家关系的。但同时，经济关系进入一种互利、双赢的合作发展状态也是一件好事。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之间，从硬件到软件，从基础部分到上层建筑，是有一个内在关联机制在里面的。
中国和日本毗邻在经济最具活力的东亚，无论是在区域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关联。双方并不一定是一种零和博弈，比如说有没有远期的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有没有发展目标上的共性，我想还是存在的。
比如，在2009年，东亚地区的贸易额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的4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而且按照现在各种国际机构的估算，再过十年就会占到50％，而2009年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已经是全球总量的60％。这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有强大竞争力的地区。但在这地区内，东亚各国在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却非常小，不如北美，也不如欧盟。原因有很多，但东北亚主要国家间的矛盾，或者叫做内耗是不言而喻的。我想中国不应当在与外部尖锐对立的环境下发展，只能在互利双赢的局面中去争取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这就是中日关系上为什么我不断强调要重视大局，要看长远目标，要从两国的长远利益着眼的原因。
日本方面，一些有眼光的战略家是能够认识到这个道理的。比如，鸠山由纪夫在辞职的时候含着眼泪说了一句话：“历史将证明我执行的这个政策和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只是什么，他没有说，但听的人都知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总会让一些人敏感，打破既有秩序必然带来冲击。
但中国在发展，世界格局在变化，到中国发展得更强更好之时，日本的战略家们一定会重新安排其国家战略。而眼前日本民主党的一些政治家们，出于个人的战略估算和考量，认为在现实条件下依傍美国、抗衡中国发展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是一个最划算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只是着眼现状，并非长远之策。
民间至少要争取相安无事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两国民间互信仍然相当脆弱，如何改善民间互信，你有什么建议吗?
高洪：要改善民间互信，我想至少有几点应该考虑。
第一，要正视当前面临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友好势头很强，所谓的干杯外交，但现在很难想象在很短时间内回到那时民间很亲近的状态，近期双方很可能是相互提防、相互猜忌的局面。两国第一步要做的是正视这个问题。争取做到和平相处，民间至少要争取相安无事。这是一个低水平的理想状态。
但从另一方面看，前面我讲到中日之间存在一个大局，也就是说从全球范围来看存在共同发展的利益，从长远发展目标看，存在着某些一致性。中日两个民族从大局从长远来看应该走向真正的和解——不仅是政府层面上的信任与和解，而是国民层面的和解。或者换个说法，我们两国民众不应该生活在相互对立的认知当中，应该本着公平的精神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
第二，中日双方民众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尤其是日本老百姓需要对媒体煽动的“中国威胁论”等要有辨别能力，不要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断章取义，或者是误读中国民众的感情。
第三，不要以邻为壑，要多进行理性接触。其实中日民间往来、交流，都是相互认识的过程。两国民众还是应当尽量心平气和地对话，言之有理，尊重事实，才能得到对方的理解和赞同，才能收到实效。
第四，民众多思考中日关系要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要有大局眼光。
中日之间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双方有一些利益趋同的地方，从总的方向讲建立伙伴关系仍然是关键所在，促进中日关系的唯一办法恰恰在于向前看，注重大局，才能使我们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空间，才符合我们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
《瞭望东方周刊》和《读卖新闻》连续五次的同题舆论调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高洪都做了仔细的分析和观察。在他看来，同题舆论调查堪称中日关系的晴雨表，因为调查中既有固定题目，比如如何看待当前的中日关系，对方国家是否值得信赖，未来两国关系走势如何看待等，每次也根据当年的中日关系大势增加了新问题。
他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日本救援队参加汶川地震救援，表现良好，那一年的调查结果反映，中国人对日本人的信赖程度一下上升到56％，比2(307年高出41个百分点，直观而迅速地反映出两国国民对双方关系的敏感程度。
2010年的这张晴雨表，背后蕴藏着怎样的逻辑和方向?本刊就2010年中日同题调查的结果，专访了高洪。
双方认知度为何下滑
《瞭望东方周刊》：2010年的调查结果，和前几次相比，你是否觉得有非常大的不同?
高洪：我的感受正如同现在的季节，寒风瑟瑟——双方认知度的下滑可以说相当惊人。比如，2010年对当前中日关系的看法，日本方面的调查结果认为“不好”和“非常不好”的人加起来达到90％，这比2007年的52％、2008年的57％、2009年的47％一下上升了三四十个百分点。中国方面也是一样，对于当前中日关系看法认为不好的也达到81％，比2008年的29％和2009年的43％，都要高很多。这明显体现出两国关系遇冷、特别是国民感情急剧降温的实际状况。
从相互信任度上看也是一样。2010年认为对方值得信赖的调查结果在日方是7％，比过去的24％、19％、28％大幅跌落；中方同样如此，从2009年的340A，一下滑到如今的15％，减了一半还多。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意味着今年中日关系遇到了转折点，还是预示中日关系进入新一轮调整期?
高洪；近年来的中日关系，由于其中几个重要因素的变化，使过去旧的平衡被打破，因此难免会在一些敏感点上出问题。
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连续快速发展。
我们知道，过去中国是“大而不强”，日本是“强而不大”，双方有很多利益上的包容性和互补性。但现在，中国今年GDP总量超过日本，给日本国民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冲击。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我们保卫我们自己国家利益的能力的不断增强，这在日方看来就是中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长，一些日本人包括一些不负责任的日本媒体炒作所谓的“中国军事威胁论”，造成了某种不利于两国关系发展的气氛。
第二个因素，是日本政治事务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的国家战略一直在调整中，尤其是进入新千年以后，中日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多矛盾和摩擦，比如在自民党的小泉执政时期出现了严重的所谓“政冷经热”局面。之后两国通过首脑外交，政府间加强政治互信，缔结了第四个政治文件，经过所谓“破冰’、“融冰”、“迎春”、“暖春”等几个阶段，建立了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但与此同时，日本政治也在发生深刻变化。
特别是2009年政党交替。从未有过执政经验的民主党变为日本执政党，其执政理念、战略抉择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民主党政府，从第一届鸠山由纪夫，到背后的小泽一郎联合主导局面，转换到第二届首相菅直人。
鸠山政府曾经考虑过要调整大国关系，适当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建立一种所谓平等对话框架下的日美关系，倾向于重返亚洲，重视对华关系。但这种调整随着鸠山由纪夫和小泽一郎双双去职而结束。菅直人政府调整了对外战略选择，又改回到依傍美国对亚洲开展强势外交的一种状态。
第三个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因素是美国因素。
美国有其自身的远东战略，有对日本的要求，也有和中国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一既有遏制中国的一面，也有需要与中国合作的一面。这让美国的东北亚战略表现出多种性质。
对美国来说，一个重要的利益攸关的问题是要维系美元的国际金融地位。在欧元对美元形成挑战以后，如果亚洲，按照民主党第一届政府的做法，出现了中日的快速接近，甚至实现了鸠山由纪夫早些时候提出的所谓“东亚共同体构想”的话，早晚可能出现—个类似欧盟或者说有东亚特色的区域经济共同体以及共同货币，这必将给美元造成新的挑战。对美国而言，现在主要支撑美元的恰恰是泛亚太地区，其中最有活力的恰恰又是东北亚所在的经济区域，因而美国需要中日之间有适度的摩擦——在其可控制的范围内，既非战争状态，但也不会太亲密。
这三个因素导致了旧的平衡被打破，而在新的平衡出现之前，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因此我同意你的说法——中日关系正在进入新一轮的调整期。双方经济关系并非零和博弈
《瞭望东方周刊》：从经济方面看，今年调查增加了一个新题目，如何看待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日本方面反对者达到81％。同样，连续几年的“关于中国经济对于日本经济的影响”这—题目，日方的调查结果表明，他们一直认为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这是什么原因?
高洪：中日经济关系过去有一个巨大的水平差，但是近年差距在逐步缩小。贸易上也一样，过去是垂直分工，现在逐渐向水平方向变化。GDP，虽然我们人均不高，但经济总量至少在统计意义上讲与日本很接近。
本次调查中提到的中国企业开始收购日本企业，虽然还只是一种象征意义，尤其是跟日本的对华投资、日本的全球经济实力相比，还没到足以让人们大惊小怪的地步，但日本这个民族比较有民族危机感，比较有预警能力，所以一有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的事情发生，就引起不小的反响。
本次中日共同调查结果反映出，只有9％的日本受访者把中国企业收购日本企业看成好事，而看成坏事的有81％。我觉得里面包含的原因还是在于双方政治互信不足，经济发展上竞争意识过度，或者再往深处说是冷战思维的遗存仍在作祟。企业间，特别是跨国大企业集团，无论合作还是兼并，都是一种市场行为，应该是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的，然而涉及中日之间，就难免有一些政治意义上的判断。
我个人认为，日本民众也是过于敏感了，因为中日经济关系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同时经济关系恰恰是保证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积极因素。过去我们常讲用发展经济贸易的渠道和交流合作来夯实政治基础，强化政治互信。这本来是个好事情。
就中日贸易而言，变化也很大。我记得1996年中日贸易当时占中国外贸总量的20％左右，占日本外贸总量的10％。而到2009年，情况发生了逆转——中日贸易总量是2300亿美元，但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量中，对日贸易只占10％左右， 而日本的对外贸易总量中，对华贸易占了20％——两国对双边贸易的依赖程度正好调换了—个位置。
这种情况下，中日经济关系的交流合作对两国都有积极作用，双方经济关系并不是—个零和博弈的关系。
历史上早就证明了从经济上讲“合则两利”，从政治上讲“斗则两伤’’。对中日两国而言，经济关系更是一个积极推动和发展的部分。
“斗而不破”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政治关系上，日本受访者认为美国比中国重要；而从经济上考虑，又认为中国比美国重要。这又反映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高洪：今年的调查结果中，这也是引起我非常大兴趣的数据。可以说，日本这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处在一个两种三角关系交错扭曲的状态。
在军事、安全，甚至意识形态上，日本更倾向于在美日韩的三角框架内寻求自己的发展空间，实现利益诉求，但同时日本要发展经济，恢复景气，要使国家经济上更有活力，则又离不开中国，离不开周边邻国，所以要有一个经济意义上的中日韩三角框架。
对日本来说，一只脚踩在美日韩框架里，另一只脚踩在中日韩经济框架之中，就免不了造成政策选择上的扭曲。对政治家而言，它是制定政策上的悖论；对国民来说，是一种“拧巴”的感受。
调查结果反映，在经济方面，日本认为中日关系重要的有58％，逼近认为政治上美日关系重要的60％，这反映出日本朝野，包括日本舆论界的倾向，事实上也给当前错综复杂的两国关系确定了一个规范——一方面在守卫国家利益时双方政治斗争外交斗争寸步不让，但同时，我们希望构筑一个和谐的外部环境，日本方面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有勇气和中国把关系完全搞坏。实际上，还是要维持一种“斗而不破”的态势。
作为一种佐证，我注意到这次调查中，关于未来中日关系的状态，日本受访者有六成左右认为会维持现状。
文化交流共同点多，可包容彼此
《瞭望东方周刊》：这次调查也特别设计了有关中日两国彼此作为旅游目的地的问题。
高洪：这几年，日本政府一直努力吸引中国游客，这也是搭中国经济发展的便车。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积聚和人民币慢慢升值，中国公民海外旅游的人数越来越多，日本朝野都看好这个市场。日本政府积极地放宽了对中国旅游者签证的条件，促使赴日旅游人数增加。2009年中国公民赴日旅游数量是100多万，除了旅游本身拉动日本经济外，中国游客在日本直接购买商品的数量也很惊人。
有统计表明，中国赴日游客人均购物是一万元人民币，2009年100多万游客，2010年已经直逼140万，两国关系状态良好的话，2010年中国赴日游客数量很可能会超过300万。再过几年，达到五六百万的规模可能性很大。这对日本经济是一件好事。
但日本国民究竟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呢?
本次调查反映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只有39％的日本国民支持政府放宽赴日旅游的中国人签证条件，反对者有54％。这里面我想有各种原因。日本是一个海岛国家，理念上比较保守和传统，对于另一个体制不同、生活习惯不同的拥有巨大人口的邻国，假如放宽签证条件，那些保守的人会觉得不适应，甚至有不快之感。
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方说生活习惯、文化上的相互冲突等因素也存在。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数据表明，双方对于对方国家感兴趣的内容几乎一致，都对彼此的自然景观、历史和传统艺术感兴趣。
高洪：中日两国如果从关系史上讲有两千多年，如果从文化史上讲，时间更久。古代历史上中日之间也有三场战争，但总的来说两千多年的交流时间里，友好的时间更长，文化交流的历史更长。
不光有大陆文明对日本的影响和浸润，也有日本文明吸收了大陆文明之后反馈到大陆来。所以如果我们在历史长河的大尺度上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双方文化交流是比较密切的，其程度超出我们很多双边关系。
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中日双方感兴趣的旅游话题趋于一致是很正常的，这也说明中日之间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讲有很多共同点，有很多可以包容彼此的积极因素。
中日发展目标存在共性
《瞭望东方周刊》：中日两国文化上共通包容，经济上相互促进，能否对双方政治关系有所启示?
高洪：政治关系是最敏感、最直截了当反映国家关系的。但同时，经济关系进入一种互利、双赢的合作发展状态也是一件好事。政治、经济、文化这三者之间，从硬件到软件，从基础部分到上层建筑，是有一个内在关联机制在里面的。
中国和日本毗邻在经济最具活力的东亚，无论是在区域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都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关联。双方并不一定是一种零和博弈，比如说有没有远期的经济发展的一致性，有没有发展目标上的共性，我想还是存在的。
比如，在2009年，东亚地区的贸易额已经占到了全球贸易的4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量，而且按照现在各种国际机构的估算，再过十年就会占到50％，而2009年东亚经济体的外汇储备已经是全球总量的60％。这说明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有强大竞争力的地区。但在这地区内，东亚各国在主导国际经济秩序的发言权却非常小，不如北美，也不如欧盟。原因有很多，但东北亚主要国家间的矛盾，或者叫做内耗是不言而喻的。我想中国不应当在与外部尖锐对立的环境下发展，只能在互利双赢的局面中去争取一个更好的外部环境。这就是中日关系上为什么我不断强调要重视大局，要看长远目标，要从两国的长远利益着眼的原因。
日本方面，一些有眼光的战略家是能够认识到这个道理的。比如，鸠山由纪夫在辞职的时候含着眼泪说了一句话：“历史将证明我执行的这个政策和战略是正确的，只是……”只是什么，他没有说，但听的人都知道——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总会让一些人敏感，打破既有秩序必然带来冲击。
但中国在发展，世界格局在变化，到中国发展得更强更好之时，日本的战略家们一定会重新安排其国家战略。而眼前日本民主党的一些政治家们，出于个人的战略估算和考量，认为在现实条件下依傍美国、抗衡中国发展带来的压力和挑战是一个最划算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只是着眼现状，并非长远之策。
民间至少要争取相安无事
《瞭望东方周刊》：今年的调查结果显示，两国民间互信仍然相当脆弱，如何改善民间互信，你有什么建议吗?
高洪：要改善民间互信，我想至少有几点应该考虑。
第一，要正视当前面临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友好势头很强，所谓的干杯外交，但现在很难想象在很短时间内回到那时民间很亲近的状态，近期双方很可能是相互提防、相互猜忌的局面。两国第一步要做的是正视这个问题。争取做到和平相处，民间至少要争取相安无事。这是一个低水平的理想状态。
但从另一方面看，前面我讲到中日之间存在一个大局，也就是说从全球范围来看存在共同发展的利益，从长远发展目标看，存在着某些一致性。中日两个民族从大局从长远来看应该走向真正的和解——不仅是政府层面上的信任与和解，而是国民层面的和解。或者换个说法，我们两国民众不应该生活在相互对立的认知当中，应该本着公平的精神正视当前存在的问题。
第二，中日双方民众要保持冷静的头脑。尤其是日本老百姓需要对媒体煽动的“中国威胁论”等要有辨别能力，不要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断章取义，或者是误读中国民众的感情。
第三，不要以邻为壑，要多进行理性接触。其实中日民间往来、交流，都是相互认识的过程。两国民众还是应当尽量心平气和地对话，言之有理，尊重事实，才能得到对方的理解和赞同，才能收到实效。
第四，民众多思考中日关系要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为重。要有大局眼光。
中日之间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双方有一些利益趋同的地方，从总的方向讲建立伙伴关系仍然是关键所在，促进中日关系的唯一办法恰恰在于向前看，注重大局，才能使我们有一个和平发展的外部空间，才符合我们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