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科院近日发布《城市蓝皮书：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5》，其中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比首次突破50%关口，达51.27%。由此表明，中国歷史性地结束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旧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
　　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始终有着这样一项趋势，即，中国的人口构成正在越来越显著地由传统二元结构进一步分化为三元结构，也就是说，在按户籍划分的城、乡两类人口之间，实际另有一个进城务工的庞大群体。倘若排除因这部分人群注入的“水分”，中国的城镇户籍人口占比实际仅为35%，相较51.27%的城镇常住人口占比低逾16个百分点之多。
　　由于当下劳动力配置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就业政策、保障体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的制度性歧视与分割，基本以户籍所在为标识，倘若就其实质性权利而论，这种“城镇化”明显是存在争议的。事实上，也正是因为深刻洞悉以往城镇化进程中被搁置的难题无法绕过，近期由国家发改委会同国土、农业、公安、交通运输等多部委共同完成的“新型城镇化改革方案”开始进入决策程序，而其出发点，用发改委相关官员的话来说就是，“要给予所有进城农民自由的迁徙权和选择权”。
　　但这注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甚至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基本不存在大幅改进的可能性。就城乡二元户籍划分来看，时下一个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二三线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远不如想象中那么大，例如外来务工者最为集中的广东省，除了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其余城市如东莞、佛山、清远等入户条件已极为宽松，然而农民工对积分入户甚为冷淡。东莞符合条件准入类和积分管理类人数已达30万～60万之多，但是去年申请后入户的人数仅为5000多人，不足广东省给予的1.8万个名额的1/3。
　　但在另一方面，入户需求高度集中的一线城市基本无可能继续消化蜂拥而入的外来人口。以上海为例，根据该市政协近期进行的专题调研结果显示，按照过去十年外来人口流入速度，短短三年内，城市人口规模就将突破极限承载量。
　　因为大城市中显而易见的利益冲突，一种近乎共识的观点是中国的城镇化道路在于发展中小城镇，而这种出路与现状间的巨大隔阂，必须求诸土地这个核心变量才能弥合。
　　目前农民工之所以不愿意落户二三线城市，主要担心入户城镇后会被收回宅基地、承包地，而预期的权益又难以保障。因此，如果能够像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求是》杂志第2期上指出的那样：“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尊重和保护农民以土地为核心的财产权利，应当让他们带着这些权利进城，也可以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由他们自主流转或处置这些权利。”那么，二三线城市的吸引力自然陡增，一线城市的入户压力也可缓释，而中国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也才有可能在利益兼容的前提下有序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