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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铁凝在会上指出，“乡村以及乡村社会，之于中华文明的存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很多作家依然“依靠过去的经验去想象和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严丝合缝地踩在前辈作家的脚印上，述说一个记忆中的、几近凝固的乡村。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而乡村似乎是不变的，似乎一直停留在、封闭在既有的文学经验里。这样的写照即使不能说完全失效，起码是与我们的时代有了不少的距离”。因此，提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包含着以“新时代”所要求的观念和立场重新想象和书写乡村生活，并且塑造“新时代的新人”这样的要求。
事实上，在城市文学被倡导了近三十年之际，由中国作协郑重其事地重提乡村题材创作，有其自身的背景和逻辑。“乡村题材创作”令人联想到“农村题材小说”“乡土文学”等概念。事实上，“农村题材小说”和“乡土文学”这两个概念在指称对象上虽有某种重叠性，但表述不同，其内涵、方法论和价值观也大相径庭。不难发现，今天新时代的“乡村题材创作”，接续的显然是“农村题材小说”这个概念及其文学谱系。
洪子诚先生指出，“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在他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承续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反映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对事件、运动的取材趋向;同时，“农村题材小说”内部也存在着重视先进人物塑造，富有浪漫理想主义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的倾向。在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对应“革命历史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知识分子题材”等概念。将题材作为文学分类的重要标准，显示了特定时代对文学的想象和功能要求。对“农村题材小说”的重视，既跟五六十年代农业和农业人口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全国人口的重要占比相关，也跟社会主义文学重视发挥文学想象现实、再造现实的功能相关。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改革开放的展开，城镇化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城市景观在激发人们投身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80年代新启蒙主义和人的文学观催生了强调本体性的“纯文学”观之后，“题材决定论”一时备受反思。虽然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功能依然为官方所强调，但“农村题材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却不再具有此前的风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已经不再与农村题材有关，事实是，在“农村题材小说”概念被打入冷宫之后，一方面，催生人们新的现代化想象的重任被转移到“城市文学”这一概念上;另一方面，与城市文学题材相区别的乡村题材作品，则更多被置于“乡土文学”这一五四时期便已产生的理论概念中进行梳理和讨论。
“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发明权被归于鲁迅名下，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这段话经常被引用。鲁迅并未明确对“乡土文学”做出正面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指向是那批寄寓于都市，受到现代教育和思想洗礼者回眸其乡土经验所产生的文学。因此，如果说“农村题材小说”属于左翼革命文学的话，“乡土文学”则无疑从属于启蒙文学和现代性文学谱系。正如陈晓明所说：乡土“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在现代性的思潮中，人们才会把乡土强调到重要的地步，才会试图关怀乡土的价值，并且以乡土来与城市或现代对抗”。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最新提出的“乡村题材创作”为什么不是“乡土文学创作”，也不是“农村题材创作”。答案是：“乡村题材”与“乡土文学”并不在同一个文学谱系中，它要倡导的价值、坚持的方法与“乡土文学”相去甚远，它当然不可能沿着“乡土文学”概念已有的意义惯性继续向前;另一方面，虽然“乡村题材”与“农村题材”同属于家族性概念，但在2018年中国城镇率已经达到60%，并且持续地将城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背景下，沿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提法既不准确也缺乏召唤性。事实上，“乡村”和“农村”两个词的内涵不同，所激发的想象空间也大为不同。农村是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而乡村则是城镇之外的社会生活空间。因此，农村是放在产业关系框架中产生的概念，乡村则是放在城乡关系框架中产生的概念。乡村并非只有农业，只提供农产品，乡村是一个渗透着生态、审美、伦理维度的社会生活空间，而农村则主要强调采用农业性生产方式的生产聚居地。农村这个说法之所以流行起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现代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迫切的工业化目标，才如此鲜明地把乡村当作“农村”。如今，在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中国已经拥有了全世界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一方面城乡发展不平衡促使国家层面启动“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所暴露的城市病也吁求着“乡村”的反哺和疗愈。这或许正是“乡村题材创作”被提出并在表述上替代“农村题材”的微妙之处。
“鄉村题材创作”的提出，和“农村题材小说”分享着相近的文学要求：要求文学去回应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要求文学想象参与并成为国家规划的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部分，更要求文学在“反映现实”之外，凸显“再造现实”的理想性和现实塑形功能。
2
这两年通过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从中国火到世界的李子柒可以作为我们讨论“乡村题材创作”的一个个案。毫无疑问，从传播角度看，李子柒就是当代流行文化“乡村题材创作”的成功范例。作为一个从城市返回乡村的青年，李子柒的作品以鲜明的逆时针策略，在城市经验成为当代普遍生活经验的背景下，通过影像和自媒体传播平台建构了一种想象性的古典乡村经验。古典经验和乡村经验在当下的稀缺性是李子柒作品流行的重要背景。在个人日用品基本被工业产品全覆盖的时代，手工性便获得了独特的工艺和象征价值。在一条短视频作品中，李子柒如此耗时地依循着自然时序，种下棉花，收采棉花，弹棉花，并亲手将弹成的棉花套进她亲自缝制的被套中。李子柒一丝不苟地经营着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自足农耕的手工劳作经验。人们惊叹于她的慧手巧心，惊叹于她在精密的现代社会协作体系之外挽留一种自给自足的存在可能。可是，那些农事劳动的烦琐、辛苦和艰难全部被过滤，取而代之的是娴熟、优雅、行云流水般的舒畅。农事劳作所处的乡村场景在构图、景观、用光和后期剪辑的配合下，建构了一种令人心醉神怡的古典景观乃至于田园乌托邦。普通的观影者可能忽略了李子柒视频作品对于物理时间的压缩。农事活动所需要面对的黏稠物理时间及其不可压缩性，在影像中完全不是问题，观众既从作品中感受到物理时间的刻度，又可以轻易地超越时间的路障。因此，我们不能忘记，作为一种新农事、新乡村、新古典经验的表达，李子柒作品最重要的基础乃是现代的影像技术和更具当下性的短视频传播平台。如果说，李子柒作品全力营造的是古典、手工和自足的乡村经验，那么支撑这种经验的却是现代、工业和团队协作的城市化运作。李子柒作品在国内的大获成功，甚至成功实现文化输出，折射的是后工业时代非机械复制经验的稀缺性及其对城市病的想象性疗愈。 不妨这样说，李子柒，用景观化的乡土疗愈城市，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然而，我们要问的是：李子柒的短视频作品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提供样板了吗？
3
今天討论“乡土题材创作”，不能不注意到这个概念在当下的内在悖论：假如我们天然地将城市视为乡村的前景和样板，如何要求乡村为城市提供精神反哺？因此，“乡村题材创作”这一概念的提出，内在地要求打破关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进化论想象。换言之，我们关于未来的美好想象，并非要将世界整体地城市化。这可能既不现实，也不美好。从前人们习惯用一种二元对立的进化论思维在乡村/城市和前现代/现代之间建立一种绝对的同构关系，仿佛走向现代的过程，就必须是城市取代乡村的过程。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乡村不是一个生产方式的概念，更是一个包含着生态、审美、伦理的生活空间概念。对于中国来说，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并非是城市完全取代了乡村，而是一方面乡土性弥散在充满炫目科技感的城市中，另一方面城市化元素也日渐渗透和改变着当代的乡村。今天，我们既看到乡土中国那一套差序格局塑造的人伦方式依然塑造着大城市里的中国人;同时又看到最为潮流的快手、抖音、拼多多等APP快速地打开乡村市场，受到乡村青年的热烈追捧。理解和追寻美丽中国的未来可能性，不能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作截然的割裂，而应以更加立体、交互的思维来打开崭新的经验。
我们已经知道，“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这两个不同概念表述有着并不相同的方法和价值。这两个概念内在所携带的方法都既有其敞开性，也有其遮蔽性。“乡土文学”所依凭的启蒙文学谱系要么带着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俯视而将乡土想象为残破而终将逝去的历史残留物，要么就是带着对现代城市的恐惧和抗拒而在乡土上投寄以世外桃源的浪漫想象，这两种想象并不能真正靠近乡土的真实困境，或激发乡土内部的理想性潜能。相比之下，革命文学体系曾以“农村题材小说”的名义向文学索要一种光辉的典型性，柳青便曾因塑造了富于理想性的青年农民梁生宝而广受赞誉。问题在于，我们既不能将乡土简单地指派给残破落伍的想象物去填充，也必须意识到强制建构的乡村新人典型并不可靠。
或许，今天要重构一种具有现代性和未来性，既能见证现实，又具理想感召的新乡村叙事和伦理，就必须打通革命文学、启蒙文学乃至于中西古典文学的多重文学资源。提出“乡村题材创作”，并不意味着对“城市文学”等其他题材的疏离或否认;也不应只启用跟这个概念更具血缘关联的革命文学资源。我们应该建立的是一种更加丰富、更具弹性的想象世界的方式，而非一味将乡村浪漫化，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建立一种简单的价值翻转。乡土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既镶嵌了并不必然被时间所淘汰的价值，也深埋着跟现代社会生活不相匹配的思维和质素。因此，今天所谈的乡村和乡土，乃是一种基于当代中国乡村经验的新乡土，它不应该是对传统乡土毫无辨别的迎驾和还魂，不是对所有乡土价值的景观化、浪漫化和无条件复魅。今天的“乡村题材创作”应警惕将乡村田园牧歌化，对城市病进行想象性的疗愈，其真正的实质是打破前现代/现代、乡土/城市的二元对立，重构一种具有现代性品格的新乡土叙事和伦理。
2020年7月15日，中国作家协会召开全国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铁凝在会上指出，“乡村以及乡村社会，之于中华文明的存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而很多作家依然“依靠过去的经验去想象和书写今天的中国乡村”，“严丝合缝地踩在前辈作家的脚印上，述说一个记忆中的、几近凝固的乡村。白云苍狗、沧海桑田，而乡村似乎是不变的，似乎一直停留在、封闭在既有的文学经验里。这样的写照即使不能说完全失效，起码是与我们的时代有了不少的距离”。因此，提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包含着以“新时代”所要求的观念和立场重新想象和书写乡村生活，并且塑造“新时代的新人”这样的要求。
事实上，在城市文学被倡导了近三十年之际，由中国作协郑重其事地重提乡村题材创作，有其自身的背景和逻辑。“乡村题材创作”令人联想到“农村题材小说”“乡土文学”等概念。事实上，“农村题材小说”和“乡土文学”这两个概念在指称对象上虽有某种重叠性，但表述不同，其内涵、方法论和价值观也大相径庭。不难发现，今天新时代的“乡村题材创作”，接续的显然是“农村题材小说”这个概念及其文学谱系。
洪子诚先生指出，“在五六十年代，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作家人数，还是作品数量，在小说创作中都居首位”。在他看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小说”承续了40年代解放区文学反映中国社会深刻变化的对事件、运动的取材趋向;同时，“农村题材小说”内部也存在着重视先进人物塑造，富有浪漫理想主义色彩，“具有更大的概括‘时代精神’和‘历史本质’的雄心”的倾向。在五六十年代，“农村题材”对应“革命历史题材”“工业题材”“军事题材”“知识分子题材”等概念。将题材作为文学分类的重要标准，显示了特定时代对文学的想象和功能要求。对“农村题材小说”的重视，既跟五六十年代农业和农业人口在整个国民经济和全国人口的重要占比相关，也跟社会主义文学重视发挥文学想象现实、再造现实的功能相关。
进入20世纪80年代之后，由于改革开放的展开，城镇化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发展方向，城市景观在激发人们投身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在80年代新启蒙主义和人的文学观催生了强调本体性的“纯文学”观之后，“题材决定论”一时备受反思。虽然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功能依然为官方所强调，但“农村题材小说”作为一个文学概念却不再具有此前的风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时期以后的文学已经不再与农村题材有关，事实是，在“农村题材小说”概念被打入冷宫之后，一方面，催生人们新的现代化想象的重任被转移到“城市文学”这一概念上;另一方面，与城市文学题材相区别的乡村题材作品，则更多被置于“乡土文学”这一五四时期便已产生的理论概念中进行梳理和讨论。
“乡土文学”这一概念的发明权被归于鲁迅名下，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说：“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这段话经常被引用。鲁迅并未明确对“乡土文学”做出正面定义，但他勾画了当时的“乡土小说”的创作面貌。“乡土文学”这一概念指向是那批寄寓于都市，受到现代教育和思想洗礼者回眸其乡土经验所产生的文学。因此，如果说“农村题材小说”属于左翼革命文学的话，“乡土文学”则无疑从属于启蒙文学和现代性文学谱系。正如陈晓明所说：乡土“也是现代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只有在现代性的思潮中，人们才会把乡土强调到重要的地步，才会试图关怀乡土的价值，并且以乡土来与城市或现代对抗”。
因此，我们可以理解，最新提出的“乡村题材创作”为什么不是“乡土文学创作”，也不是“农村题材创作”。答案是：“乡村题材”与“乡土文学”并不在同一个文学谱系中，它要倡导的价值、坚持的方法与“乡土文学”相去甚远，它当然不可能沿着“乡土文学”概念已有的意义惯性继续向前;另一方面，虽然“乡村题材”与“农村题材”同属于家族性概念，但在2018年中国城镇率已经达到60%，并且持续地将城镇化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方向的背景下，沿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村题材”提法既不准确也缺乏召唤性。事实上，“乡村”和“农村”两个词的内涵不同，所激发的想象空间也大为不同。农村是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地方;而乡村则是城镇之外的社会生活空间。因此，农村是放在产业关系框架中产生的概念，乡村则是放在城乡关系框架中产生的概念。乡村并非只有农业，只提供农产品，乡村是一个渗透着生态、审美、伦理维度的社会生活空间，而农村则主要强调采用农业性生产方式的生产聚居地。农村这个说法之所以流行起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确立现代国家工业化的目标是密不可分的。正因为迫切的工业化目标，才如此鲜明地把乡村当作“农村”。如今，在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中国已经拥有了全世界最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一方面城乡发展不平衡促使国家层面启动“乡村振兴”战略，另一方面城市发展所暴露的城市病也吁求着“乡村”的反哺和疗愈。这或许正是“乡村题材创作”被提出并在表述上替代“农村题材”的微妙之处。
“鄉村题材创作”的提出，和“农村题材小说”分享着相近的文学要求：要求文学去回应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要求文学想象参与并成为国家规划的现代化建设目标的一部分，更要求文学在“反映现实”之外，凸显“再造现实”的理想性和现实塑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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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年通过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从中国火到世界的李子柒可以作为我们讨论“乡村题材创作”的一个个案。毫无疑问，从传播角度看，李子柒就是当代流行文化“乡村题材创作”的成功范例。作为一个从城市返回乡村的青年，李子柒的作品以鲜明的逆时针策略，在城市经验成为当代普遍生活经验的背景下，通过影像和自媒体传播平台建构了一种想象性的古典乡村经验。古典经验和乡村经验在当下的稀缺性是李子柒作品流行的重要背景。在个人日用品基本被工业产品全覆盖的时代，手工性便获得了独特的工艺和象征价值。在一条短视频作品中，李子柒如此耗时地依循着自然时序，种下棉花，收采棉花，弹棉花，并亲手将弹成的棉花套进她亲自缝制的被套中。李子柒一丝不苟地经营着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自足农耕的手工劳作经验。人们惊叹于她的慧手巧心，惊叹于她在精密的现代社会协作体系之外挽留一种自给自足的存在可能。可是，那些农事劳动的烦琐、辛苦和艰难全部被过滤，取而代之的是娴熟、优雅、行云流水般的舒畅。农事劳作所处的乡村场景在构图、景观、用光和后期剪辑的配合下，建构了一种令人心醉神怡的古典景观乃至于田园乌托邦。普通的观影者可能忽略了李子柒视频作品对于物理时间的压缩。农事活动所需要面对的黏稠物理时间及其不可压缩性，在影像中完全不是问题，观众既从作品中感受到物理时间的刻度，又可以轻易地超越时间的路障。因此，我们不能忘记，作为一种新农事、新乡村、新古典经验的表达，李子柒作品最重要的基础乃是现代的影像技术和更具当下性的短视频传播平台。如果说，李子柒作品全力营造的是古典、手工和自足的乡村经验，那么支撑这种经验的却是现代、工业和团队协作的城市化运作。李子柒作品在国内的大获成功，甚至成功实现文化输出，折射的是后工业时代非机械复制经验的稀缺性及其对城市病的想象性疗愈。 不妨这样说，李子柒，用景观化的乡土疗愈城市，这就是问题的实质。然而，我们要问的是：李子柒的短视频作品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提供样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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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討论“乡土题材创作”，不能不注意到这个概念在当下的内在悖论：假如我们天然地将城市视为乡村的前景和样板，如何要求乡村为城市提供精神反哺？因此，“乡村题材创作”这一概念的提出，内在地要求打破关于乡村和城市之间的进化论想象。换言之，我们关于未来的美好想象，并非要将世界整体地城市化。这可能既不现实，也不美好。从前人们习惯用一种二元对立的进化论思维在乡村/城市和前现代/现代之间建立一种绝对的同构关系，仿佛走向现代的过程，就必须是城市取代乡村的过程。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乡村不是一个生产方式的概念，更是一个包含着生态、审美、伦理的生活空间概念。对于中国来说，从前现代走向现代，并非是城市完全取代了乡村，而是一方面乡土性弥散在充满炫目科技感的城市中，另一方面城市化元素也日渐渗透和改变着当代的乡村。今天，我们既看到乡土中国那一套差序格局塑造的人伦方式依然塑造着大城市里的中国人;同时又看到最为潮流的快手、抖音、拼多多等APP快速地打开乡村市场，受到乡村青年的热烈追捧。理解和追寻美丽中国的未来可能性，不能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作截然的割裂，而应以更加立体、交互的思维来打开崭新的经验。
我们已经知道，“乡土文学”和“农村题材”这两个不同概念表述有着并不相同的方法和价值。这两个概念内在所携带的方法都既有其敞开性，也有其遮蔽性。“乡土文学”所依凭的启蒙文学谱系要么带着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的俯视而将乡土想象为残破而终将逝去的历史残留物，要么就是带着对现代城市的恐惧和抗拒而在乡土上投寄以世外桃源的浪漫想象，这两种想象并不能真正靠近乡土的真实困境，或激发乡土内部的理想性潜能。相比之下，革命文学体系曾以“农村题材小说”的名义向文学索要一种光辉的典型性，柳青便曾因塑造了富于理想性的青年农民梁生宝而广受赞誉。问题在于，我们既不能将乡土简单地指派给残破落伍的想象物去填充，也必须意识到强制建构的乡村新人典型并不可靠。
或许，今天要重构一种具有现代性和未来性，既能见证现实，又具理想感召的新乡村叙事和伦理，就必须打通革命文学、启蒙文学乃至于中西古典文学的多重文学资源。提出“乡村题材创作”，并不意味着对“城市文学”等其他题材的疏离或否认;也不应只启用跟这个概念更具血缘关联的革命文学资源。我们应该建立的是一种更加丰富、更具弹性的想象世界的方式，而非一味将乡村浪漫化，在乡村和城市之间建立一种简单的价值翻转。乡土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既镶嵌了并不必然被时间所淘汰的价值，也深埋着跟现代社会生活不相匹配的思维和质素。因此，今天所谈的乡村和乡土，乃是一种基于当代中国乡村经验的新乡土，它不应该是对传统乡土毫无辨别的迎驾和还魂，不是对所有乡土价值的景观化、浪漫化和无条件复魅。今天的“乡村题材创作”应警惕将乡村田园牧歌化，对城市病进行想象性的疗愈，其真正的实质是打破前现代/现代、乡土/城市的二元对立，重构一种具有现代性品格的新乡土叙事和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