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社会政治生活中，“恩主-侍从（Patron-Client）”模式是最为常见的政治资源组织形式。一般而言，地主、氏族领袖、宗教领袖等少而强的势力成了恩主，而佃农、族人、信徒等多而弱的势力则成为了侍从。在这个体系中，侍从自下而上为恩主提供政治选票、经济供养、甚至充当炮灰，而恩主自上而下为侍从提供精神慰藉、个体保护、政治地位和经济分红。
　　但是，由于地主、氏族领袖的勢力范围有限，难以适应最新的政治传播趋势，因此各种宗教“上师”就脱颖而出，利用超越地理限制的精神宣讲，成为“恩主-侍从”模式的新时代主角。
　　辛格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对于追随者的强大号召力和动员力。既然这种力量可以用来替政党打选战，那么更可以用来解辛格的围。从这个维度上说，这次判决之所以能够引起骚乱，很大可能就是辛格和“真业之家”组织主动引导的“护主”行动。
　　此外，在辛格的支持者中，除了一部分人可能出于对教主的崇拜和虔诚的信仰而投身抗议，另外更大一部分走上街头的原因则可能是因为现实利益受损。例如，很多辛格的追随者其实也是与辛格捆绑在一起的利益代理人，他们需要“上师”站台、加持、背书才能顺利获得商业和社会影响力。然而，一旦辛格身陷囹圄或者由于强奸罪名誉扫地，这些代理人就无法在辛格的“圣光”照耀下行动了，而离开了“上师”的光环，这些人将成为无本之木。
　　南亚原生宗教（包括印度教、锡克教、佛教、耆那教）传统的神秘主义倾向和师尊传统，再加上对于神性的非严格定义，使得印度成为各种“上师”、“大师”、“尊师”、“圣人”、“古鲁（guru）”的乐园。
　　建国伊始，为了防止宗教、教派成为印度分裂的策源地，印度选择实行消极的世俗主义，在印度，消极的世俗主义也意味着对于所有宗教一视同仁，向每个宗教分封自由空间，实行与通行民法相异的教法（例如，穆斯林男子娶妻、印度教遗产分家可以按照宗教惯例）。
　　可以说，印度在宗教领域贯彻了比较彻底的“市场经济”，允许各路“大神”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通过多种手段吸引追随者，这也是各路“大神”充满争议的原因。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印度“上师”们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结合。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民众在快速的社会、经济变革面前，其精神刚需难以被既有的社会生活填补，使得大师们有机可乘；另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面对西方世界全方位领先的优势，社会自上而下都进入一种渴望挖掘民族自豪感的病急乱投医状态，把一些迷信、伪科学、骗术加上传统文化的外衣，奉之为圭臬，并大肆宣扬。
　　目前看来，印度似乎还没有走出“寻找自信”的阶段。经济、政治、军事、科技作为印度大国地位的支柱还未稳固建立，因此印度只能在软性的文化方面下功夫，把印度教文化作为民族主义的凝结核。以印度教民族主义立命的印度人民党2014年上台以后，这个趋势更是愈演愈烈，有把印度教、印度传统文化、印度教大师们都聚拢到民族主义旗下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