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天的一个早上，63岁的陈佩斯5点多起床，6点吃完早餐，经过“太太审查”后，他穿着一件浅粉色的衬衣出门了，手里握着一支牙膏和牙刷迈进排练厅。
　　那里是他一天的喜剧战场。
　　“等等，再来，再来”
　　“3，2，1，开幕。”陈佩斯坐在窗户边的椅子上，话音落下，演员开始了表演。
　　“你那句‘电话占线’是往回走两步了才说……稍等，看不出你那气息来。”
　　一名年轻演员刚讲出台词，陈佩斯打断了他，“这表演整个是不对的，要特别积极的，你是急不可耐地要表达这句话。”他边说边自己演了起来。
　　此时，他是一个极严苛的导演。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场电话的戏，重复排了数十次。陈佩斯的目光在演员身上游移，脸上的表情随着剧情的起伏而变化，沉醉的笑或紧蹙的眉。“这是一个动作线和反动作线的关系，你们的动作线一定是要奔着幸福美满光明，奔着大喜悦大光明去的，这就好看了。你后面被人消解，被人欺负就好看了。”
　　整个排练大厅里，除了演员念台词的声音，只剩下陈佩斯给演员说戏的声音——
　　他能叫出每一个年轻演员的名字。演员气息不对，台词慢了，表述累赘，口型不对，节奏韵律不协调，情绪没有表达出来，他一准噌的从椅子上弹起来，“等等，再来，再来啊。”
　　排练休息间隙，几名年轻演员互相开着玩笑，陈佩斯在一旁嚼着根黄瓜，静静看着他们。
　　儿子陈大愚在《托儿》里面扮演一家婚介所的年轻小老板“陈晓”。当天的排练进入尾声，陈大愚正和另一个演员对戏，父子俩因为一个位置的坐法产生了分歧。
　　平时在家里，父子俩常聊的也是戏和表演。陈大愚是理科生，偏重逻辑思维，陈佩斯偶尔会让他帮忙整理剧本、打字和修改标点符号，询问他的一些想法。后来，他子承父业，也入行当了喜剧导演。
　　“自我折磨”和“取悦他人”
　　早在1986年，陈佩斯在河南农村拍《少年的磨难》的时候，他就开始琢磨这事儿。
　　那时，他在一条土路上拍戏，光着脚追汽车。地上都是蒺藜，夏天是绿色的，一入秋天就变黄了，跟土地颜色一样。他一跑一扭，脚底扎满了蒺藜。“里三层外三层的上万人看我光着屁股在那跑呢，别人看着觉得好笑。”
　　导演喊停，他一下就趴到了地上，周围的人又笑了。他把脚上的蒺藜一个个拔下来，“围观群众乐的呀，开心的呀，都笑得不行了。”此后，他总问自己喜剧是什么。“这么残酷这么残忍，我当时不能接受。”痛苦了五六年，脑子里转不过弯儿来。“后来强撑着把那几年的节目也都演下来了，但是心里的那个坎儿迈不过去，认为喜剧不是一个好东西，太残忍了。”
　　直到有一天，他再看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看到挂在墙上那张翻上翻下的床。“我想我拍一部电影，一个镜头要拍很多遍，他一个镜头拍了七八分钟啊，一个镜头完成得拍多少遍啊。”每一个技术和小的动作环节我都看得很开心，电影里的卓别林一会儿被床弹起来，一会儿被砸下来，一会儿又挂在墙上。
　　陈佩斯突然意识到，喜剧是“通过自我折磨，把这先完成了，再去取悦于他人。”
　　在演《警察与小偷》、《吃面条》、《羊肉串》这些早期作品时，他还不知道“悲情内核”，只知道反正有人倒霉就行，后来回过头分析，才发现“其实里面也有这种东西”。
　　在他和朱时茂的小品《警察与小偷》中：警察问小偷，你在哪儿上班？小偷答，派出所。警察问，派出所出来去哪？小偷答，去监狱。
　　双方用各自惯有的语言方式去问话和回答。“我们把这叫互不干涉，两人各说各话，才能把这误会维持下去。这里有个悲情内核，小偷刚从牢里放出来，临走还不忘偷一下警服出来，就等着那保险箱砸开了，在过年的晚上去偷，有饭吃了，巨大的悲情内核；警察看走眼了，他有他的悲情在里面。”
　　从2005年的喜剧《阳台》起，陈佩斯开始在舞台剧作品当中运用自己的喜剧理论。他认为，喜剧是依据条件存在的。比如悖逆条件就是创作者找出人物的行动线，然后利用另一个事件或者情况刺激导致人物行动被迫中断。
　　后来，陈佩斯将这些理论运用到电视喜剧中。2013年，他导演了一部电视剧《好大一个家》。他说自己只是想做个实验，“尝试我的很多喜剧的理论在电视上能不能用”。
　　拍摄现场，就像一场戏剧排演。开拍之前，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导演组，演员和摄影，自己要的是什么。一场戏他不满意的时候，直接打断，拿掉TV（监视器）。“所有的行动产生了，满意了再用TV记录下来。起码我被检验，我能够经得住检验。”
　　这张脸
　　排练厅的窗户占了半面墙，陈佩斯倚靠在窗前，时而站立，时而坐下。除了鼻子下面的那条灰白色胡茬和笑起来时挤出的几条鱼尾纹，他依然高大，动作敏捷，面部表情丰富。
　　还是那张脸。
　　在三十多年前的小品《拍电影》中，扮演导演的朱时茂描述过这张脸：“说句心里话，这个演员的形象不是太好看，焦点要注意啊，不要对着鼻子上。对着鼻子眼睛可就看不清楚了，因为他的眼睛和鼻子的距离比较远。”
　　这张脸，也曾被北京軍区文工团、总政歌舞团鉴定为“普通”。19岁的时候，陈佩斯报考这两个单位都被拒绝，因为这张脸在河北河南之类的地方，“一拉一大把”。
　　考到第三家的时候，陈佩斯终于被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录取。录取他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那张脸。
　　那时演员剧团需要一些出演反派的演员，陈佩斯那张“长得比他爸爸还难看”的脸，恰好为他谋得一次机会。
　　这张脸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线，是在话剧《万水千山》里。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部反映红军长征的话剧，陈佩斯的角色是一个跑场的匪兵。
　　那时，他和搭戏的演员合计，跑路时一人回头放枪，一人配合把帽子扔天上，以增加戏剧性。因为这种琢磨劲，他后来被“提拔”去演一个俘虏兵。 　　俘虏兵不过几分钟的戏，但被陈佩斯演得活灵活现，“那时候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他很有天赋。大伙一块说笑话，他在語言上、动作上就是比别人可乐，他有把人弄笑的天资。” 当时在总政话剧团、参与了《万水千山》演出的编剧毓钺曾向媒体回忆说。
　　但这张脸被观众熟知，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他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出现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
　　在这个舞台上，他和搭档朱时茂留下了《吃面条》、《羊肉串》、《警察与小偷》、《主角与配角》等经典作品。不过他后来也在媒体采访中回忆，和春晚的合作并不顺利：陈佩斯热衷探索舞台形式的突破，他曾多次提出根据不同小品内容，运用视频手段等试验，但都没被采纳。
　　这个舞台成就了他，也改变了他，上了11年春晚后，陈佩斯和这个舞台决裂了。1998年他和朱时茂出演小品《王爷与邮差》后，再没有在春晚露面。
　　那几年里陈佩斯似乎凭空消失，随之而来的是各种揣测和流言。有人说他被央视封杀，没有任何演出机会，穷困潦倒，只能去北京郊区承包荒山种石榴谋生。
　　事实上，那片山在风波前的几年就承包了，他在那买了院子，是周末常去的一个家，想在山林的环境下“使自己安定下来”。山上种了果树，朋友们常来采摘，但没靠这座山赚过钱。
　　陈佩斯仍然在开拓自己喜剧的疆土。
　　喜剧“个体户”
　　他说，自己走上喜剧道路，“完全是因为生活所迫。”
　　1991年，陈佩斯脱离体制，单打独斗，在海南注册成立了一家喜剧制作有限公司。两年后，他把公司改名为“大道影业公司”，取名“大道”是因为希望“这是一条走得通、说得清、道得明，可以坦坦荡荡地走下去的路”。这是中国最早集影视、制作、发行于一体的民营企业。
　　2001年，成为喜剧“个体户”的陈佩斯开始演出话剧。这种演出方式有点类似旧式艺人的撂地：放下架子，直接面对观众表演，即时接受他们的反应。
　　“撂地能成就一个艺人，能得到很多舞台上得不到的经验。”陈佩斯说。
　　同年，陈佩斯带着喜剧《托儿》行走全国。那是中国话剧的低谷期，体制转型，人才断档，话剧演员纷纷在外演出电视剧。陈佩斯说，无论什么行业，坚持到最后的人都是少数，他看得开。
　　在上世纪80年代的老照片里，陈佩斯打扮时髦，长发飘飘，衬衫解两个扣束在牛仔裤里。如今，年纪越大，他越返璞归真，穿长衫踩布鞋。
　　编剧史航曾向媒体形容陈佩斯：“他在我们眼中也许就像一个身穿大褂的老和尚，但他的背后却可能挂着刀和枪。”
　　现在的陈佩斯，除了研究喜剧、演出和写剧本，几乎没有其他爱好。他的世界很安静，每天腾出两三个小时在电脑上写剧本，没事的时候宁愿坐在院子里发呆。“别人都以为，喜欢穿布鞋和中式服装的陈佩斯很古朴，其实他很现代。”跟了陈佩斯三年的助理说。
　　尽管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互联网上关于他的文章还是不断冒出来。这两年，小品借助综艺攻城略地，出现了多档喜剧爆款节目，但陈佩斯还是像那个身穿大褂的老和尚，入了定，稳稳地扎在舞台喜剧里钻研。
　　演出了数百场后，2013年，陈佩斯不再参与《阳台》的演出。对年近六旬的他来说，里面人物的动作太过激烈，“我演不动了。”
　　《阳台》交给了他的学生，他自己专注演《戏台》里侯班主。
　　在他的演出规划里，有一天演不动侯班主了，他还可以选戏份较少的角色演：70岁演剧里的徐处长，80岁扮刘八爷，“90了我就演一剃头的，开场完我回去睡觉。”说完，他仰头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