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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翻译研究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就是跨学科性。本文回顾了翻译学跨学科研究的历史以及语言学长期以来在翻译研究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然后从文化、哲学以及社会学等不同视角，阐述了翻译理论架构的跨学科性。
关键词：翻译科学 翻译理论 跨学科
一、翻译科学的定性
全球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翻译活动也日益增多，翻译研究的格局也呈现多元化发展。各国翻译理论家以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为指导，逐步构建了翻译学理论，远远超出了文本和语言层面的精细分析。同时，翻译理论研究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包括文化研究学者、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社会学家。翻译科学的跨学科性贯穿了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始终，成为翻译理论及实践发展的主要趋势。
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翻译学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内在规律，并解决了其内部与外部的矛盾，在分析与综合解决矛盾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和认识，从而形成了一个有结构特征的理论体系，最后经过翻译实践的检验。显然，这是一个“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翻译实践的对象已然从文学作品逐步扩展到规章制度、法律文件、科技文献等，使得翻译研究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发展为对文化的翻译和阐述。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生存方式，就像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由此可见，文化包罗万象，且处于动态发展中，所以翻译也并非只是简单的文本字面的转化过程，而是应从源文本衍生出多份文本，再综合这些文本的一个过程，这样才能使翻译作品趋于完美。
二、翻译理论研究的跨学科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传统的文学翻译论、语言学研究的翻译科学论和文化翻译论这三个学派相互融合，并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这一研究过程产生了不少令人瞩目的理论及研究，对推进翻译跨学科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如英国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约翰·卡特福德率先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他曾明确指出，翻译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学者罗杰·贝尔在卡特福德研究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他主张把心理语言学、人工智能、文本语言学与系统语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更有效地描述了翻译过程，试图创建一种在“智力上令人满意”“实践上又能应用的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研究是一个能把文体学、文学史、语言学、符号学与美学联系起来的全新领域的探索，从而达到形成一种能用来指导翻译综合性理论的最终目的，为世界翻译理论研究指引了新的方向，开辟了崭新的研究方法，使得学科渗透更加广泛。跨学科研究促进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术之间的联系，敢于挑战传统的思维方式，从而完成了交叉学科的研究与合作。
从学者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我们可以得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跨学科意识早已存在，翻译的跨学科性是翻译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要趋势，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研究对象的转移。如果一门学科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是另一门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另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可以相应地运用到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中，这就是翻译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转向”现象，即研究方法、研究途径或者研究视域都有了一定的变化。
1.语言学与翻译学的融合
在本质上，翻译活动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过程，翻译理论的科学发展必然带有鲜明的语言学色彩。正如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乔治·穆南所言：“翻译的许多问题，诸如翻译活动的正当性、可行性等基本问题，都可以从语言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由此，翻译研究进入“语言学转向”阶段，语言学家把翻译中的一些问题提高到语言学的高度进行阐述，把翻译过程看作是语言的综合处理。从此，翻译研究摆脱了文学研究的束缚，逐步向一个独立的领域发展，翻译活动变得越来越规范化、模式化，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套路。然而，在条条框框的束缚下进行翻译活动，最后的翻译作品难免会缺乏一定的艺术感染力，这也就是翻译语言学的局限性。
2.跨文化领域
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语言无法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两者的不可分割性直接决定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密不可分的关系。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应该从一种文化语境和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它。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无论两种语言是多么的相似，我们都不能说它们代表着相同的社会现实。不同的世界是由各自不同的社会构成的，而不是贴着不同标签的相同的世界。”其他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单纯文字之间的转换，而是以文字为载体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由此，翻译学研究中出现了“文化转向”的概念。苏珊·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中首次提出了这一个概念。同时，加拿大翻译学家西蒙指出：“‘文化转向’的出现为翻译研究领域指引了新的方向，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因此，翻译研究者要不断地汲取和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来开阔自己的视野。
从这些经验理论中，可以得知翻译不能局限于字面，而应多考虑源语和目的语双方的文化环境，把它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大语境之下进行研究。由此而见，文化研究的介入进一步加深了翻译活动的多面性，使得翻译活动成为译者和读者基于语言和文化语境下的多元互动过程。
3.社会学领域的翻译研究
作为一项古老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从本质上来说，这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交流与互动正是人类走向社会化的过程。近年来，翻译研究学者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即翻译活动自身一直蕴含着的社会属性被长期忽视。在论述翻译的本质特征时，中国翻译学者许钧曾明确肯定过翻译的社会性，他指出：“翻译活动之所以存在，或者之所以有必要存在，是因为操不同语言的人之间需要交流。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必定具有社会性。”根据翻译活动所具备的社会属性，从社会学角度探索翻译现象是合乎学理的。作为一种翻译研究的新模式，翻译社会学能够展现出翻译活动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于研究众多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和制约，更能有效地揭示出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
三、结语
在翻译活动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翻译不再是单一的宗教翻译或文学翻译，不再是个人行为活动和零散的思维感悟，而是发展到了一门需要团队协作的多元化理论系统，翻译理论与实践经历了巨大的发展。跨学科下的翻译研究是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择翻译与语言、文化、社会等各个学科之间相互关联的最佳融合点。当然，在研究过程中必定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我们必须坚信，翻译理论与任何一门学科的结合，都会对翻译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毕竟，翻译学是一门发展无极限的学科。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Translation Studies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2]Bell R.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1.
[3]Edward Sapir.Culture， Language and Personality [M]. Berkeley， Los Ange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6.
[4]Simon S.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8]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9]杰里米·芒迪（英）.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春学院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翻译科学 翻译理论 跨学科
一、翻译科学的定性
全球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随之而来的翻译活动也日益增多，翻译研究的格局也呈现多元化发展。各国翻译理论家以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心理学、认知科学、计算机科学和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为指导，逐步构建了翻译学理论，远远超出了文本和语言层面的精细分析。同时，翻译理论研究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其中包括文化研究学者、心理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社会学家。翻译科学的跨学科性贯穿了翻译研究和翻译实践的始终，成为翻译理论及实践发展的主要趋势。
作为一门独立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翻译学运用相关学科的理论，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内在规律，并解决了其内部与外部的矛盾，在分析与综合解决矛盾过程中形成的观念和认识，从而形成了一个有结构特征的理论体系，最后经过翻译实践的检验。显然，这是一个“实践——理论——再实践——再理论”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翻译实践的对象已然从文学作品逐步扩展到规章制度、法律文件、科技文献等，使得翻译研究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发展为对文化的翻译和阐述。
文化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生存方式，就像马克思曾说过的那样：“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由此可见，文化包罗万象，且处于动态发展中，所以翻译也并非只是简单的文本字面的转化过程，而是应从源文本衍生出多份文本，再综合这些文本的一个过程，这样才能使翻译作品趋于完美。
二、翻译理论研究的跨学科性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传统的文学翻译论、语言学研究的翻译科学论和文化翻译论这三个学派相互融合，并把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于翻译。这一研究过程产生了不少令人瞩目的理论及研究，对推进翻译跨学科的研究具有深远的影响。
如英国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约翰·卡特福德率先把语言学的研究成果引入翻译，他曾明确指出，翻译属于应用语言学范畴。学者罗杰·贝尔在卡特福德研究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他主张把心理语言学、人工智能、文本语言学与系统语法有机地结合起来，更有效地描述了翻译过程，试图创建一种在“智力上令人满意”“实践上又能应用的翻译理论”。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奈特认为，翻译研究是一个能把文体学、文学史、语言学、符号学与美学联系起来的全新领域的探索，从而达到形成一种能用来指导翻译综合性理论的最终目的，为世界翻译理论研究指引了新的方向，开辟了崭新的研究方法，使得学科渗透更加广泛。跨学科研究促进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和技术之间的联系，敢于挑战传统的思维方式，从而完成了交叉学科的研究与合作。
从学者们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我们可以得知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跨学科意识早已存在，翻译的跨学科性是翻译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要趋势，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研究对象的转移。如果一门学科研究对象的一个方面，是另一门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那么另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就可以相应地运用到这一方面的理论研究中，这就是翻译理论研究过程中的“转向”现象，即研究方法、研究途径或者研究视域都有了一定的变化。
1.语言学与翻译学的融合
在本质上，翻译活动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话语转换过程，翻译理论的科学发展必然带有鲜明的语言学色彩。正如法国著名语言学家和翻译学家乔治·穆南所言：“翻译的许多问题，诸如翻译活动的正当性、可行性等基本问题，都可以从语言科学的研究成果中得到启示。”由此，翻译研究进入“语言学转向”阶段，语言学家把翻译中的一些问题提高到语言学的高度进行阐述，把翻译过程看作是语言的综合处理。从此，翻译研究摆脱了文学研究的束缚，逐步向一个独立的领域发展，翻译活动变得越来越规范化、模式化，形成了一定的规则和套路。然而，在条条框框的束缚下进行翻译活动，最后的翻译作品难免会缺乏一定的艺术感染力，这也就是翻译语言学的局限性。
2.跨文化领域
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语言无法脱离文化而单独存在，两者的不可分割性直接决定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密不可分的关系。翻译是不同语言之间的交流，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翻译者应该从一种文化语境和文化发展的策略来研究它。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说：“无论两种语言是多么的相似，我们都不能说它们代表着相同的社会现实。不同的世界是由各自不同的社会构成的，而不是贴着不同标签的相同的世界。”其他学者们也逐渐认识到翻译不仅仅是单纯文字之间的转换，而是以文字为载体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由此，翻译学研究中出现了“文化转向”的概念。苏珊·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中首次提出了这一个概念。同时，加拿大翻译学家西蒙指出：“‘文化转向’的出现为翻译研究领域指引了新的方向，它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因此，翻译研究者要不断地汲取和借鉴文化研究的方法论来开阔自己的视野。
从这些经验理论中，可以得知翻译不能局限于字面，而应多考虑源语和目的语双方的文化环境，把它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大语境之下进行研究。由此而见，文化研究的介入进一步加深了翻译活动的多面性，使得翻译活动成为译者和读者基于语言和文化语境下的多元互动过程。
3.社会学领域的翻译研究
作为一项古老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从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从本质上来说，这种以语言为媒介的交流与互动正是人类走向社会化的过程。近年来，翻译研究学者逐渐意识到一个事实，即翻译活动自身一直蕴含着的社会属性被长期忽视。在论述翻译的本质特征时，中国翻译学者许钧曾明确肯定过翻译的社会性，他指出：“翻译活动之所以存在，或者之所以有必要存在，是因为操不同语言的人之间需要交流。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所形成的一种关系，必定具有社会性。”根据翻译活动所具备的社会属性，从社会学角度探索翻译现象是合乎学理的。作为一种翻译研究的新模式，翻译社会学能够展现出翻译活动与各种社会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于研究众多社会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影响和制约，更能有效地揭示出翻译活动的社会属性。
三、结语
在翻译活动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翻译不再是单一的宗教翻译或文学翻译，不再是个人行为活动和零散的思维感悟，而是发展到了一门需要团队协作的多元化理论系统，翻译理论与实践经历了巨大的发展。跨学科下的翻译研究是让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选择翻译与语言、文化、社会等各个学科之间相互关联的最佳融合点。当然，在研究过程中必定存在着某些局限性，我们必须坚信，翻译理论与任何一门学科的结合，都会对翻译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毕竟，翻译学是一门发展无极限的学科。
参考文献：
[1]Bassnett S.Translation Studies [M].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2]Bell R.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1.
[3]Edward Sapir.Culture， Language and Personality [M]. Berkeley， Los Angel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6.
[4]Simon S.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5]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6]谭载喜.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7]廖七一.当代英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
[8]许钧.翻译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9]杰里米·芒迪（英）.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作者单位：江西省宜春学院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