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说，《达·芬奇密码》的整个剧情结构并没有离奇到超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的程度，并且在故事的最后，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罗伯特·兰登在电影的最后站在卢浮宫倒立的金字塔上面，想象着也许并不真实存在的抹大拉的玛利亚的棺木，不知道他是不是后悔在超短时间内的这次巨大的冒险是否值得？
　　


　　剧情开始不久，那个由当年的傻阿甘转化来的罗伯特·兰登，的确没有太大地背离人们的预期。汤姆·汉克斯好像下了很大的工夫来颠覆自己那种憨厚的角色形象。胡子茬，长发和一种显得成熟、睿智得多的学者男人形象，注定要把观众拉得离银幕更近一些。
　　从检查卢浮宫博物馆馆长雅克·索尼埃的死亡现场开始，就注定他有一番非同寻常的表现。这个从哈佛大学来的符号学专家，以令人瞠目结舌的速度，一环接着一环地得出看似真实、事实上也真实的结论。他侦破的速度太快了，甚至远远超过了前辈福尔摩斯。
　　看这部电影无疑比看任何其他的侦破电影都吃力，因为它毫无节制地倾倒着基督教和耶酥的往事，并且把与达芬奇相关的一切都牵扯了进去。典故随着汤姆·汉克斯的嘴巴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了出来，如果事先没有看任何背景材料而坐在这里，对观众无疑是一种折磨。
　　扮演雷·提彬的伊恩·麦克莱恩，在演技上似乎继承了甘道夫的性格，过度自信而喋喋不休。而奥黛丽·塔图无疑从天使爱美丽的典雅和漫长的婚约中的坚韧中走了出来，变成了一位干练中渗透着柔情的女子。为了揭示迷离案情中的蛛丝马迹，在影片的上半部分从卢浮宫的逃脱过程中，她似乎更像一位领导者。在经过一番惊心动魄的折腾之后，哈佛的大学者与巴黎的女密码学家温情地拥抱在一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对影片血腥和恐怖的内容有一个“稀释”的作用。而这个职业的密码学家也没有忘记展现女人娇媚的一面。她用脚蘸了一下池子里的水，说：“我并没有使水变成酒。”
　　让·雷诺扮演的警察贝祖·法希比小说中的更严酷，他殴打飞机调度员的场面让人惊悸。而保罗·贝塔尼扮演的白化病人塞拉斯，无疑是本片中最让人恐惧的形象。这个形象也是影片中人物内心世界塑造最丰满的一个形象，其细腻程度甚至超过了对索菲·奈芙的刻画。塞拉斯是一个矛盾体，在他身上体现了受难与犯罪，邪恶与忏悔，对天堂的向往和对地狱无奈趋近的焦虑。他冷血的犯罪和痛苦的自我折磨和忏悔，都使人不能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道德观点来评判这个角色。塞拉斯幽灵似地在各种关键场合的突然出现，他的让人不安的脸，他的黑色的修道服，对于调动观众的情绪，加速人的心跳都是一个利器。
　　影片拍摄时用的俯冲拍摄，增加了情节的紧张效果。这种手法在卢浮宫和英国林肯教堂里的运用最地道。它们使场景在故事发生之前就有一种内在的紧张气氛。影片的上半段由于剧情的需要，运用了密集的蒙太奇，把各个不同时空的角色和情节有机地串了起来。而在影片的中间较为放松的间隙和后半段，一些时间较长的长镜头，增加了影片的抒情色彩。而关于塞拉斯忏悔和苦修的长镜头与罗伯特·兰登和索菲·奈芙在爱丁堡的长镜头，无疑是最让人难忘的。
　　说到底，本片与其他的悬疑电影、侦破电影最大的区别，还在于它涉及到的历史主题和对宗教文化、艺术公案的讨论。与小说想比，电影忽略了许多琐屑的侦破推断过程，简化了情节，但在对一些重大的历史问题的表现方面，电影无疑更加直观和有力。本片历经周折的拍摄经历，使它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对已有资源的利用。在取得希拉克总统亲自同意的基础上，摄制组取得了在卢浮宫的短暂拍摄权。而影片对这座世界艺术宝库的立体展现，无疑增添了她的魅力。虽然在伦敦，摄制组由于电影宗教主题的原因无法进入威斯敏斯特教堂实地拍摄，但在林肯教堂还是较好地表现了剧情。而作为具有“大团圆”色彩的爱丁堡教堂相聚一出戏，背景也是契合主题的。
　　正如《耶酥最后的诱惑》和《耶酥受难记》所引起的麻烦一样，本片将会遇到对它的主题的诟病，因为它涉及到一个重大的宗教史主题——耶酥有无后人和妻子的问题。但这同时也会给影片带来影响，使哥伦比亚电影公司1亿多美元的巨额预算能带来巨大的收益。
　　本片在拍摄过程中曾经受了世界宗教界、《达·芬奇密码》书迷圈的巨大压力。片中的郇山隐修会、女神崇拜、圣殿骑士团、圣杯等等关键词，都能激起大众对这些文化历史的关注。而对达芬奇名画中蕴涵的诸多秘密的直观探讨，使人们对这位天才有了新的认识。
　　不仅如此。影片在最后的似乎开放式的结局中，把圣杯的最后下落的推测交给了观众——它也许就在卢浮宫的玫瑰线的下面，但也许不是。
　　“这些都不重要”——影片在许多场合都暗示了这个思想。
　　真正的信仰在人的心中，你说她存在，她就存在。于是，圣杯的存在与否都显得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对信仰的肯定。
　　就像索菲·奈芙问那位符号学专家的问题：“耶酥到底是人还是神呢？”
　　“那有什么重要呢？”罗伯特·兰登回答，“人也是神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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