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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亲长征前是红一军团作战科科长，长征时始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他的好多战友都在渡湘江的时候，被炮火击中沉到了江底！那些都是生龙活虎的小伙子呀！我父亲说：当时湘江的水都是红的，那是几万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的，这些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左”倾教条主义者白白地糟蹋掉了！
智取定番城
红军主力大踏步地向云南挺进，敌人竟没有一丝察觉，但红军不敢怠慢，因为敌人迟早会发现他们上当了。红军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在连续翻了两座大山，敌军已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情况下，部队才开始宿营。
我父亲的教导营负责给红一军团的部队找房子、筹给养。当时房子很难找，又都人困马乏，费了半天劲只找到了很少的房子。因为不够住，我父亲只好率领教导营沿着光秃秃的山脊继续前行。在走了一段路以后，终于发现了一处破旧的房子，几乎无法居住。但军委直属机关已顾不上这些，立即在这里安营扎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首长就挤在一间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内，他们还要在一张小方桌上摆上军用地图，研究第二天的行动方案。 我父亲很过意不去，执意要给他们找更好的房子。几位首长相互对视一下，接着都笑了。朱德首先说道：“士榘同志，你莫担心，这房子虽然破旧，但目标不明显，反倒更安全。现在已经晚了，我们凑合凑合这宿就过去了！”
周恩来向我父亲表示慰问，说教导营今天是最辛苦的，但是还要继续辛苦，让所有的部队都能住上房子，不要待在野地里宿营，因为那样会休息不好。还有给养问题，明天早晨部队起来以后要吃得好，吃得有营养。
我父亲向周恩来打了一个立正，说：“请首长放心，我们教导营一定完成任务！”
我父亲率领教导营继续寻找房子，走了好几十里，才终于找到了几间房子。这时已经是午夜了，我父亲心急得不得了，因为第二天早晨部队的饭还没有着落呢。可教导营的战士已经累得不行了，我父亲于是命令多数战士立即宿营，抽调十几名身体素质好的战士到附近的村庄打土豪以筹集粮饷。
幸运的是，这十几名战士在三里外的一个村庄找到了一个有钱的财主，敲开了他家的门。深更半夜来了十几个端着枪的士兵，那个财主立即就吓傻了，满口答应士兵们提出的要求。于是，战士们高高兴兴地抬回了两头大肥猪和一袋米。炊事员也不能休息了，立刻磨刀霍霍，杀猪炖肉。
等第二天部队起来时，香喷喷的米饭和炖肉已经做好了。在这种人生地不熟又是连续行军的情况下，能吃上这样一顿猪肉可不是件容易事。战士们一边吃一边说土豪的猪肉真香，大米饭也好吃极了。
刚吃完饭，教导营就接到了总司令部的命令：立即向赤城镇进发，经过赤城镇不要停息，火速向定番前进，占领定番城后方可宿营。总司令部特意警示：定番离贵阳100余里，要向该方向警戒。
有了战斗命令，又刚吃完猪肉大米饭，教导营的战士群情振奋，走起路来疾步如飞。只用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就达到了赤城镇，算了一下竟走了40多里，快赶上汽车轮子了。
但这时，我父亲他们发现了两架敌机，低空盘旋，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我父亲刚想下令部队趴下，可发现敌机并没有像往常似的看见共军就扔炸弹，还用机枪扫射。敌机几乎没有停留，轰鸣着向远处飞去。
我父亲很纳闷，对周围的地形地貌仔细观察后他发现了敌机飞走的原因。原来是因为赤城镇的区公所楼顶挂了一面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
我父亲脑袋里顿时冒出一个想法：何不利用这杆青天白日旗做个幌子呢？我父亲当即对一个班的战士说：“到区公所的楼顶，拔下那杆青天白日旗。”战士们有些不解，但还是服从命令把旗子拔了下来，父亲又命令一传令兵：“你扛着，举得越高越好！”
战士们更为诧异，有个战士说：“举他们的旗干什么？我看见就恶心。”父亲也顾不得了：“让你举就举，这是命令！”战士高高地举起青天白日旗。
传令兵扛着那杆青天白日旗还真是起了作用，不但敌人的飞机没有来干扰，沿途的民团土匪也都离得远远的。更绝的是部队快到定番城的时候，发现城墙上人头攒动，彩旗飘扬。还有一大批人站在城墙下排成几列队伍，手里举着小旗子。看来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的官吏把教导营当成中央军，想来一个夹道欢迎了。
我父亲高兴极了，立即下令部队快速接近城门。走近了以后，这些人才发现这些部队不是中央军，但为时已晚。尽管保安团立即卧倒向教导营开火，守门的士兵急忙关闭城门，但我们的战士已经到了城门洞底下。守门的士兵当场被击毙，部队迅速占领了城门冲进城内。
保安团顿成惊弓之鸟，四处逃散，那些迎接我们的头面人物也不知跑哪里去了，一个肥胖得像猪似的男人，因为跑不动举起双手当了我们的俘虏。一打听，这个人是县政府的财政科长。他们听说有一支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中央军过来了，于是赶快过来迎接，没想到却碰上了中央红军。
教导营占领定番城后，立即着手解散国民党政权组织，释放政治犯，并要反动官吏和军警宪特人员到指定地点登记自首。教导营按照总司令部的指示，继续营造攻打贵阳的假象。定番城的城墙上，都被刷上了“打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中国工农红军和贵州工农心连心”等红色口号。
由于不知道能在这里待多久，教导营没有在这里成立工农兵革命政权。但在广泛征求当地贫苦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召开了一次城乡群众大会。大会上我父亲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将从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还有当地土豪劣绅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主要是衣物、粮食，分发给贫困的城乡群众。这些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出的贫苦大众，看到手里分到的浮财，一个个泪流满面。
总司令部对教导营顺利攻占定番的行动十分满意，毛泽东在看了我父亲写的教导营攻占定番的报告后，笑着对朱老总说：“这个陈士榘用兵还很得法嘞，他也会跟敌人搞起了名堂哩！”
朱老总回答：“就是呀，一杆青天白日旗，还真是省了不少枪弹！”
长征路上，父亲被关了一个月禁闭
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声东击西的做法巧妙地为自己的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红军在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到达云南会理地区后，部队进行了五天的休整。为什么要休整？是因为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区了，当时彝族与汉族之间存在较深的矛盾，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部族武装，不服从当地官府的统治，自己处理自己聚居区里的事情，有很浓的自治味道。
如何通过这样一个对汉族军队有着极大戒备心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时的红军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想了很多办法。除了要求部队加强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彝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外，他还想方设法接近彝族的部落首领，和他们交朋友。刘司令告诉这些彝民首领，红军到这里仅仅是路过，红军不在这里久留，我们要去攻打四川的军阀刘文辉。彝民们对刘文辉都很反感，因为他的军队经常骚扰彝民聚居区。
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对刘伯承尤其有好感，首先提出和红军交好。他找到刘伯承的驻地，两个人坦诚相待，无话不说。两个人最终结成了把兄弟，还按照彝民的传统和刘伯承歃血为盟。刘伯承将一面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任命他为支队长，任命小叶丹的弟弟为副支队长，并当场写下了委任状。小叶丹十分感动，特意派出四个彝族娃子给红军带路。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即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人员进入彝族聚居区时，彝民听说毛泽东是这里最大的官时，便想试探一下毛泽东的诚意。他们派出了十几名代表，端着一罐子自己亲手制作的酪枣来到军委总部，要毛泽东尝一尝。彝民有一个习惯，客人来了要先送酪枣品尝。
警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要求代毛泽东品尝。彝民代表的脸色当时就很难看，毛泽东立即制止了警卫人员的做法，恭恭敬敬地从彝民代表手中接过酪枣，边吃边称赞酪枣做得好。
就这样，彝族同胞终于打消了对汉族军队的敌意，自发地给红军带路。尤其是彝族部落首领，他们不但不阻挠彝民对红军的友好，还亲自为红军出谋划策，筹集粮草。这样，红军不仅顺利地走出了彝族聚居区，还筹集到了相当多的给养。听彝民说再往前走就是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了，筹集给养肯定难上加难，红军指战员都感到万分高兴。
但这时候，我父亲却出事了。因为当时尽顾着如何与彝民搞团结了，部队都分散派出去做工作，一个排甚至一个班的各自为战。等出了彝民区我父亲发现教导营里有二十几个人掉队了。不知道他们是有意离队还是迷失方向找不着部队了，教导营减员20余人，陈士榘作为营长，当负首要责任。
军团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两人同时在军团部找我父亲谈话。林彪板着脸说：“教导营减员太多，你作为营长，要负责任！”
我父亲低头道：“我领导不力，愿意接受批评！”
林彪说：“批评？要执行纪律！”
我父亲问：“执行什么纪律？”
林彪说：“禁闭一个月！”
我父亲糊涂了：“部队天天行军，怎么关我禁闭？怎么执法，我还要走路啊！难道要抬着我？”
聂荣臻笑了起来：“抬着你？还有这好事？路，你还是要走，关禁闭就是不许你骑马，你的马由警卫员牵着。”
不让骑马倒是无所谓，就是不许过问部队的事让他有点别扭。话又说回来了，“关禁闭”就是剥夺你行动的自由。不然还算处分吗？
我父亲其实倒是轻省了很多，他每天就是跟随部队行军，不用筹集粮草，不用值班查哨。到了开饭时间警卫员就端过来饭和菜，晚上只为自己找门板搭床铺。原来作为一营之长，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现在一下子清闲下来，有点不适应。
6月8日，红一军团来到冰峰峭立、白雪皑皑的夹金山脚下。12日，我父亲随部队向夹金山进军。尽管我父亲还没有解除禁闭，但还是找到了用武之地。当时雪山上空气稀薄，我们的战士衣着又很单薄，大家爬山累得气喘吁吁，常常你靠我我靠你坐下了休息。我父亲曾在救护训练班里学习过，知道在空气稀薄的时候人是不能停下来休息的，因为一停下身体冻僵体温下降心脏就可能停止跳动。于是我父亲立即向战士们讲了这个医学知识，要求部队不能停下来休息。身体好体力壮的要组织起来搀扶体弱有病的，无论多么累都不能在山坡上休息。
我父亲还向别的部队也介绍了这个医学常识，但有些部队并不在意没有传达，他们翻越途中三五成群的在垭口上休息，其中有不少人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教导营的大队人马，没有一个人在中途坐下休息，全都活了下来。一些战士不无感慨地说：“幸亏陈营长懂得这点医学常识，不然我们可能也得有不少人在雪山上长眠了！”后来每过一个垭口，大家都格外地警觉，越走越有经验，终于跨过了长征途中的数座大雪山。
当时在长征中同样受处分的有许多高级将领，如黄克诚、萧劲光等。他们是不是也是“走路禁闭法”，我父亲不得而知，反正林彪的一军团都是这个处分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就这个问题问过周总理。周总理笑着说：“这件事主席讲了，延安七大也做出过决定，长征中受过的处分一律不算数！”
我父亲跟总理开玩笑：“这还差不多，要不然的话，我们教导营减员几十人，就给我这个营长关了一个月禁闭；那长征后红军30万人减员到几万人，如要给人关禁闭差不多得关8000多年！”
周恩来听后纵声大笑：“陈士榘要秋后算账了……”
毛泽东让我父亲做“设营司令”
翻越夹金山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的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各个消灭红军的计划。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8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前进。从毛儿盖到班佑，要经过数百里的茫茫草原。我父亲的处分还没有到期，仍然在马下走。劳累他不怕，二十几岁的人，一般的战士都走不过他，他所难受的是没有事情做。听说前面就是大片大片的草地了，过草地应该比过雪山更艰难，因为过雪山脚底下是硬的，有劲能使得上，而过草地脚底下的是软的，有劲也使不上。不过我父亲的机会很快来了。这时毛泽东随红一军（由红一军团改称）机关行动，和林彪、聂荣臻他们一块行走。毛泽东大概知道了我父亲在关禁闭，于是笑呵呵地走上前来说：“陈士榘，听说你下马受罚，一点怨言也没有，还给部队出了好多好主意，表现不错嘛！”
我父亲小声回答：“将功补过呗。”
毛泽东大笑道：“好啊，再给你一个将功补过机会，你给我们当设营司令吧，给我们的红军打前站，摸清楚民情、政情、路情，为后续部队提供地图、路标、房屋、粮草。”
我父亲大声说：“我愿意！”
当时我父亲的处分还没有到期，但既然毛泽东说话了，林彪、聂荣臻没有表示反对，我父亲就不管那么多了，骑上马到新的岗位报道了。去了以后我父亲才知道，他是去接任赵尔陆担任供给部长兼司令部管理科长。
当时筹集粮草、兵饷极为困难，部队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后勤工作极为难搞。我父亲没有专职搞过后勤，但对后勤工作并不陌生，因为他管理教导营时几乎所有的大事小情都要过问，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解决粮饷和房子问题。我父亲很快就投入到角色中去，带着副官、侦察员、司务人员给部队打前站，一边搞民情调查，一边插路标指示牌，划分宿营区域，标定驻地房号，确定好宿营地后提前埋锅造饭，等着大部队到来。 但我父亲很快感到了压力，因为一望无际的湿软草地上人烟稀少。走了几十里地甚至上百里地也看不到一个村庄，即便找到了村庄也是家家穷得揭不开锅，花钱都买不到东西。漫漫草地，何来物资供给？而部队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官兵们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部队减员情况较严重。根据有关敌情和社会情况调查，我父亲向总部提出在没有敌情威胁的情况下缩短行军距离、增加休息时间的建议，认为这样可以减轻战士的体力消耗，也可以节省部队粮饷，减少部队疲劳，并发动大家做群众工作，取得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此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说：红军一边行军，一边休息，还可以用半天时间做群众工作。这样部队有精神了，节省了体力，陈士榘这小鬼还真是能想办法。
根据毛泽东和军团首长的指示，我父亲每天率先头部队穿行于草地之间，抓住一切线索，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给养问题。因此，军团主力每天行军20公里宿营，休息得好，还能做群众工作，生活也有所改善，大家体力逐渐恢复，减员情况大为减少。经过六七天的艰苦跋涉，终于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走出茫茫的大草地。
带错了路，差点酿成大错
9月16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腊子口两面悬崖绝壁，周围崇山峻岭，一条河流从悬崖下面穿越，水深流急。河上的一座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军以两个营的兵力部署在木桥和山隘处，并在桥头和山坡上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当晚攻取腊子口的战斗打响，战士们屡攻不克。毛泽东举目看看腊子口方向的险山峻峰，又俯首查看军用地图，深思片刻，招手要我父亲过去，命令说：“你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另外可以通行的道路，要尽量减少部队损失。”我父亲马上找到当地群众调查，并审问了三个俘虏，查明别无他路。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后，毛泽东果断地说道：“你上山看看，找一个便于观察的地方。”我父亲于是带上聂荣臻的望远镜，转身离去，登上一个既安全隐蔽又便于察看的石头山上。这时已是第二天清晨，只见从山后峭壁爬上山顶的红军突击队，在敌军背后发起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奋勇占领了腊子口，我父亲火速返回，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将右臂用力地一挥说道：“好，赶快走！”毛泽东快步疾行，率先来到腊子口。此时，部队刚刚通过，毛泽东站立在腊子口上，目送远去的部队，而后便大步流星地赶去。
太阳下山后，我父亲找好房子请毛泽东休息。第二天，天色未亮，他就提前起来，静坐在院子的天井里等候。这时毛泽东走到父亲面前问道：“他们都来了吗？”毛泽东是指军委其他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我父亲回答：“主席放心，他们都来了。”
红一军团突击队歼灭了天险腊子口守敌之后，中央红军主力蜂拥通过了四川通往甘肃的唯一一道隘口。前面就是汉回民族杂居的黄土高原，那些给红军战士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雪山草地，终于被红军甩在后面了！
那一日，我父亲为军委机关带路。毛泽东也在队伍里面，他走得非常快。黄土高原地势平坦，站在高处能望出几十里地。我父亲他们认为一条土路可以直达一个村子，于是也没有先走一遍就带着军委机关上路了。
但翻沟越岭走了大半天时间，不知是走错了路还是看错了路，已经到了村子边上就是过不去。原来碰到了一条被洪水冲刷出来的长长的深沟，对面的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说话的声音清晰可辨。这条沟不宽，但一步又迈不过去，沟壁直上直下，沟底尽是污泥杂草。我父亲问对面的群众，可不可以跨过沟去。对面群众说这沟是过不去的，更不能下沟了，下去就上不来了！
一听这话，我父亲脑子一下子大了！
这过不去沟，后面要再出现敌情，可就麻烦了。总部的领导都很着急，有的还发起了脾气。毛泽东脸上也浮现出严肃的神情，但他并没有责备我父亲，而是冷静地拍拍我父亲的肩膀，说：“没有关系，过不去我们就往回走嘛，我不信绕不过去这条沟！”
毛泽东的镇定神情稳定了众人的情绪，大家不再埋怨指责，而是迅速地排成纵队，向来的方向撤去。尽管最终绕过了这条长沟，但多走了大半天路。幸亏当时没有敌情，否则的话，前无出路，后无援军，后果不堪设想。我父亲多年来一直很后怕，如果那天真的出现敌情，中国的历史可能重写。
当时我父亲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毛泽东请求处罚，毛泽东挥手一笑，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小事一桩，又不是土地神，谁记得清那么多路，走错了重走就是了，我这个人就喜欢爬山！”
毛泽东波澜不惊的神态给我父亲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种超常的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具备的。当时那么多人都慌了，毛泽东却泰然自若，足以说明了问题。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中旬由红一方面军改称）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这标志着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我父亲也结束了他的“设营司令”任务。11月初，陕甘支队同红十五军团会师。随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辖红一、红十五军团。我父亲担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又回到战斗部队了，我父亲心里特别高兴。11月下旬，他和第四师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编辑 王世英）
（作者是陈士榘之子，对外经贸大学协调员）
智取定番城
红军主力大踏步地向云南挺进，敌人竟没有一丝察觉，但红军不敢怠慢，因为敌人迟早会发现他们上当了。红军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在连续翻了两座大山，敌军已离我们很远很远的情况下，部队才开始宿营。
我父亲的教导营负责给红一军团的部队找房子、筹给养。当时房子很难找，又都人困马乏，费了半天劲只找到了很少的房子。因为不够住，我父亲只好率领教导营沿着光秃秃的山脊继续前行。在走了一段路以后，终于发现了一处破旧的房子，几乎无法居住。但军委直属机关已顾不上这些，立即在这里安营扎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军委首长就挤在一间几平方米的小房间内，他们还要在一张小方桌上摆上军用地图，研究第二天的行动方案。 我父亲很过意不去，执意要给他们找更好的房子。几位首长相互对视一下，接着都笑了。朱德首先说道：“士榘同志，你莫担心，这房子虽然破旧，但目标不明显，反倒更安全。现在已经晚了，我们凑合凑合这宿就过去了！”
周恩来向我父亲表示慰问，说教导营今天是最辛苦的，但是还要继续辛苦，让所有的部队都能住上房子，不要待在野地里宿营，因为那样会休息不好。还有给养问题，明天早晨部队起来以后要吃得好，吃得有营养。
我父亲向周恩来打了一个立正，说：“请首长放心，我们教导营一定完成任务！”
我父亲率领教导营继续寻找房子，走了好几十里，才终于找到了几间房子。这时已经是午夜了，我父亲心急得不得了，因为第二天早晨部队的饭还没有着落呢。可教导营的战士已经累得不行了，我父亲于是命令多数战士立即宿营，抽调十几名身体素质好的战士到附近的村庄打土豪以筹集粮饷。
幸运的是，这十几名战士在三里外的一个村庄找到了一个有钱的财主，敲开了他家的门。深更半夜来了十几个端着枪的士兵，那个财主立即就吓傻了，满口答应士兵们提出的要求。于是，战士们高高兴兴地抬回了两头大肥猪和一袋米。炊事员也不能休息了，立刻磨刀霍霍，杀猪炖肉。
等第二天部队起来时，香喷喷的米饭和炖肉已经做好了。在这种人生地不熟又是连续行军的情况下，能吃上这样一顿猪肉可不是件容易事。战士们一边吃一边说土豪的猪肉真香，大米饭也好吃极了。
刚吃完饭，教导营就接到了总司令部的命令：立即向赤城镇进发，经过赤城镇不要停息，火速向定番前进，占领定番城后方可宿营。总司令部特意警示：定番离贵阳100余里，要向该方向警戒。
有了战斗命令，又刚吃完猪肉大米饭，教导营的战士群情振奋，走起路来疾步如飞。只用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就达到了赤城镇，算了一下竟走了40多里，快赶上汽车轮子了。
但这时，我父亲他们发现了两架敌机，低空盘旋，巨大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我父亲刚想下令部队趴下，可发现敌机并没有像往常似的看见共军就扔炸弹，还用机枪扫射。敌机几乎没有停留，轰鸣着向远处飞去。
我父亲很纳闷，对周围的地形地貌仔细观察后他发现了敌机飞走的原因。原来是因为赤城镇的区公所楼顶挂了一面青天白日的国民党旗。
我父亲脑袋里顿时冒出一个想法：何不利用这杆青天白日旗做个幌子呢？我父亲当即对一个班的战士说：“到区公所的楼顶，拔下那杆青天白日旗。”战士们有些不解，但还是服从命令把旗子拔了下来，父亲又命令一传令兵：“你扛着，举得越高越好！”
战士们更为诧异，有个战士说：“举他们的旗干什么？我看见就恶心。”父亲也顾不得了：“让你举就举，这是命令！”战士高高地举起青天白日旗。
传令兵扛着那杆青天白日旗还真是起了作用，不但敌人的飞机没有来干扰，沿途的民团土匪也都离得远远的。更绝的是部队快到定番城的时候，发现城墙上人头攒动，彩旗飘扬。还有一大批人站在城墙下排成几列队伍，手里举着小旗子。看来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的官吏把教导营当成中央军，想来一个夹道欢迎了。
我父亲高兴极了，立即下令部队快速接近城门。走近了以后，这些人才发现这些部队不是中央军，但为时已晚。尽管保安团立即卧倒向教导营开火，守门的士兵急忙关闭城门，但我们的战士已经到了城门洞底下。守门的士兵当场被击毙，部队迅速占领了城门冲进城内。
保安团顿成惊弓之鸟，四处逃散，那些迎接我们的头面人物也不知跑哪里去了，一个肥胖得像猪似的男人，因为跑不动举起双手当了我们的俘虏。一打听，这个人是县政府的财政科长。他们听说有一支打着青天白日旗的中央军过来了，于是赶快过来迎接，没想到却碰上了中央红军。
教导营占领定番城后，立即着手解散国民党政权组织，释放政治犯，并要反动官吏和军警宪特人员到指定地点登记自首。教导营按照总司令部的指示，继续营造攻打贵阳的假象。定番城的城墙上，都被刷上了“打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中国工农红军和贵州工农心连心”等红色口号。
由于不知道能在这里待多久，教导营没有在这里成立工农兵革命政权。但在广泛征求当地贫苦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召开了一次城乡群众大会。大会上我父亲代表中国工农红军，将从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还有当地土豪劣绅那里搜刮来的民脂民膏，主要是衣物、粮食，分发给贫困的城乡群众。这些平时连大气都不敢出的贫苦大众，看到手里分到的浮财，一个个泪流满面。
总司令部对教导营顺利攻占定番的行动十分满意，毛泽东在看了我父亲写的教导营攻占定番的报告后，笑着对朱老总说：“这个陈士榘用兵还很得法嘞，他也会跟敌人搞起了名堂哩！”
朱老总回答：“就是呀，一杆青天白日旗，还真是省了不少枪弹！”
长征路上，父亲被关了一个月禁闭
长征途中红一方面军声东击西的做法巧妙地为自己的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红军在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到达云南会理地区后，部队进行了五天的休整。为什么要休整？是因为前面就是彝族聚居区了，当时彝族与汉族之间存在较深的矛盾，他们建立了自己的部族武装，不服从当地官府的统治，自己处理自己聚居区里的事情，有很浓的自治味道。
如何通过这样一个对汉族军队有着极大戒备心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当时的红军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刘伯承想了很多办法。除了要求部队加强民族政策教育、尊重彝族同胞的生活习惯外，他还想方设法接近彝族的部落首领，和他们交朋友。刘司令告诉这些彝民首领，红军到这里仅仅是路过，红军不在这里久留，我们要去攻打四川的军阀刘文辉。彝民们对刘文辉都很反感，因为他的军队经常骚扰彝民聚居区。
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对刘伯承尤其有好感，首先提出和红军交好。他找到刘伯承的驻地，两个人坦诚相待，无话不说。两个人最终结成了把兄弟，还按照彝民的传统和刘伯承歃血为盟。刘伯承将一面写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红旗赠给小叶丹，任命他为支队长，任命小叶丹的弟弟为副支队长，并当场写下了委任状。小叶丹十分感动，特意派出四个彝族娃子给红军带路。 当时还出现了一个插曲，即毛泽东率领红军总部人员进入彝族聚居区时，彝民听说毛泽东是这里最大的官时，便想试探一下毛泽东的诚意。他们派出了十几名代表，端着一罐子自己亲手制作的酪枣来到军委总部，要毛泽东尝一尝。彝民有一个习惯，客人来了要先送酪枣品尝。
警卫人员出于安全考虑，要求代毛泽东品尝。彝民代表的脸色当时就很难看，毛泽东立即制止了警卫人员的做法，恭恭敬敬地从彝民代表手中接过酪枣，边吃边称赞酪枣做得好。
就这样，彝族同胞终于打消了对汉族军队的敌意，自发地给红军带路。尤其是彝族部落首领，他们不但不阻挠彝民对红军的友好，还亲自为红军出谋划策，筹集粮草。这样，红军不仅顺利地走出了彝族聚居区，还筹集到了相当多的给养。听彝民说再往前走就是终年积雪的夹金山了，筹集给养肯定难上加难，红军指战员都感到万分高兴。
但这时候，我父亲却出事了。因为当时尽顾着如何与彝民搞团结了，部队都分散派出去做工作，一个排甚至一个班的各自为战。等出了彝民区我父亲发现教导营里有二十几个人掉队了。不知道他们是有意离队还是迷失方向找不着部队了，教导营减员20余人，陈士榘作为营长，当负首要责任。
军团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两人同时在军团部找我父亲谈话。林彪板着脸说：“教导营减员太多，你作为营长，要负责任！”
我父亲低头道：“我领导不力，愿意接受批评！”
林彪说：“批评？要执行纪律！”
我父亲问：“执行什么纪律？”
林彪说：“禁闭一个月！”
我父亲糊涂了：“部队天天行军，怎么关我禁闭？怎么执法，我还要走路啊！难道要抬着我？”
聂荣臻笑了起来：“抬着你？还有这好事？路，你还是要走，关禁闭就是不许你骑马，你的马由警卫员牵着。”
不让骑马倒是无所谓，就是不许过问部队的事让他有点别扭。话又说回来了，“关禁闭”就是剥夺你行动的自由。不然还算处分吗？
我父亲其实倒是轻省了很多，他每天就是跟随部队行军，不用筹集粮草，不用值班查哨。到了开饭时间警卫员就端过来饭和菜，晚上只为自己找门板搭床铺。原来作为一营之长，每天有忙不完的事情，现在一下子清闲下来，有点不适应。
6月8日，红一军团来到冰峰峭立、白雪皑皑的夹金山脚下。12日，我父亲随部队向夹金山进军。尽管我父亲还没有解除禁闭，但还是找到了用武之地。当时雪山上空气稀薄，我们的战士衣着又很单薄，大家爬山累得气喘吁吁，常常你靠我我靠你坐下了休息。我父亲曾在救护训练班里学习过，知道在空气稀薄的时候人是不能停下来休息的，因为一停下身体冻僵体温下降心脏就可能停止跳动。于是我父亲立即向战士们讲了这个医学知识，要求部队不能停下来休息。身体好体力壮的要组织起来搀扶体弱有病的，无论多么累都不能在山坡上休息。
我父亲还向别的部队也介绍了这个医学常识，但有些部队并不在意没有传达，他们翻越途中三五成群的在垭口上休息，其中有不少人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教导营的大队人马，没有一个人在中途坐下休息，全都活了下来。一些战士不无感慨地说：“幸亏陈营长懂得这点医学常识，不然我们可能也得有不少人在雪山上长眠了！”后来每过一个垭口，大家都格外地警觉，越走越有经验，终于跨过了长征途中的数座大雪山。
当时在长征中同样受处分的有许多高级将领，如黄克诚、萧劲光等。他们是不是也是“走路禁闭法”，我父亲不得而知，反正林彪的一军团都是这个处分办法。新中国成立后，我父亲就这个问题问过周总理。周总理笑着说：“这件事主席讲了，延安七大也做出过决定，长征中受过的处分一律不算数！”
我父亲跟总理开玩笑：“这还差不多，要不然的话，我们教导营减员几十人，就给我这个营长关了一个月禁闭；那长征后红军30万人减员到几万人，如要给人关禁闭差不多得关8000多年！”
周恩来听后纵声大笑：“陈士榘要秋后算账了……”
毛泽东让我父亲做“设营司令”
翻越夹金山后，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途中，同红四方面军一部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的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军各个消灭红军的计划。8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8月下旬，红一方面军主力从毛儿盖出发向班佑前进。从毛儿盖到班佑，要经过数百里的茫茫草原。我父亲的处分还没有到期，仍然在马下走。劳累他不怕，二十几岁的人，一般的战士都走不过他，他所难受的是没有事情做。听说前面就是大片大片的草地了，过草地应该比过雪山更艰难，因为过雪山脚底下是硬的，有劲能使得上，而过草地脚底下的是软的，有劲也使不上。不过我父亲的机会很快来了。这时毛泽东随红一军（由红一军团改称）机关行动，和林彪、聂荣臻他们一块行走。毛泽东大概知道了我父亲在关禁闭，于是笑呵呵地走上前来说：“陈士榘，听说你下马受罚，一点怨言也没有，还给部队出了好多好主意，表现不错嘛！”
我父亲小声回答：“将功补过呗。”
毛泽东大笑道：“好啊，再给你一个将功补过机会，你给我们当设营司令吧，给我们的红军打前站，摸清楚民情、政情、路情，为后续部队提供地图、路标、房屋、粮草。”
我父亲大声说：“我愿意！”
当时我父亲的处分还没有到期，但既然毛泽东说话了，林彪、聂荣臻没有表示反对，我父亲就不管那么多了，骑上马到新的岗位报道了。去了以后我父亲才知道，他是去接任赵尔陆担任供给部长兼司令部管理科长。
当时筹集粮草、兵饷极为困难，部队经常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后勤工作极为难搞。我父亲没有专职搞过后勤，但对后勤工作并不陌生，因为他管理教导营时几乎所有的大事小情都要过问，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解决粮饷和房子问题。我父亲很快就投入到角色中去，带着副官、侦察员、司务人员给部队打前站，一边搞民情调查，一边插路标指示牌，划分宿营区域，标定驻地房号，确定好宿营地后提前埋锅造饭，等着大部队到来。 但我父亲很快感到了压力，因为一望无际的湿软草地上人烟稀少。走了几十里地甚至上百里地也看不到一个村庄，即便找到了村庄也是家家穷得揭不开锅，花钱都买不到东西。漫漫草地，何来物资供给？而部队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官兵们的身体素质普遍下降，部队减员情况较严重。根据有关敌情和社会情况调查，我父亲向总部提出在没有敌情威胁的情况下缩短行军距离、增加休息时间的建议，认为这样可以减轻战士的体力消耗，也可以节省部队粮饷，减少部队疲劳，并发动大家做群众工作，取得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此建议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说：红军一边行军，一边休息，还可以用半天时间做群众工作。这样部队有精神了，节省了体力，陈士榘这小鬼还真是能想办法。
根据毛泽东和军团首长的指示，我父亲每天率先头部队穿行于草地之间，抓住一切线索，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给养问题。因此，军团主力每天行军20公里宿营，休息得好，还能做群众工作，生活也有所改善，大家体力逐渐恢复，减员情况大为减少。经过六七天的艰苦跋涉，终于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走出茫茫的大草地。
带错了路，差点酿成大错
9月16日，红一方面军主力逼近川甘边界的要隘腊子口。腊子口两面悬崖绝壁，周围崇山峻岭，一条河流从悬崖下面穿越，水深流急。河上的一座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军以两个营的兵力部署在木桥和山隘处，并在桥头和山坡上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当晚攻取腊子口的战斗打响，战士们屡攻不克。毛泽东举目看看腊子口方向的险山峻峰，又俯首查看军用地图，深思片刻，招手要我父亲过去，命令说：“你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另外可以通行的道路，要尽量减少部队损失。”我父亲马上找到当地群众调查，并审问了三个俘虏，查明别无他路。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后，毛泽东果断地说道：“你上山看看，找一个便于观察的地方。”我父亲于是带上聂荣臻的望远镜，转身离去，登上一个既安全隐蔽又便于察看的石头山上。这时已是第二天清晨，只见从山后峭壁爬上山顶的红军突击队，在敌军背后发起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红军奋勇占领了腊子口，我父亲火速返回，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将右臂用力地一挥说道：“好，赶快走！”毛泽东快步疾行，率先来到腊子口。此时，部队刚刚通过，毛泽东站立在腊子口上，目送远去的部队，而后便大步流星地赶去。
太阳下山后，我父亲找好房子请毛泽东休息。第二天，天色未亮，他就提前起来，静坐在院子的天井里等候。这时毛泽东走到父亲面前问道：“他们都来了吗？”毛泽东是指军委其他领导和机关工作人员。我父亲回答：“主席放心，他们都来了。”
红一军团突击队歼灭了天险腊子口守敌之后，中央红军主力蜂拥通过了四川通往甘肃的唯一一道隘口。前面就是汉回民族杂居的黄土高原，那些给红军战士留下刻骨铭心记忆的雪山草地，终于被红军甩在后面了！
那一日，我父亲为军委机关带路。毛泽东也在队伍里面，他走得非常快。黄土高原地势平坦，站在高处能望出几十里地。我父亲他们认为一条土路可以直达一个村子，于是也没有先走一遍就带着军委机关上路了。
但翻沟越岭走了大半天时间，不知是走错了路还是看错了路，已经到了村子边上就是过不去。原来碰到了一条被洪水冲刷出来的长长的深沟，对面的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他们说话的声音清晰可辨。这条沟不宽，但一步又迈不过去，沟壁直上直下，沟底尽是污泥杂草。我父亲问对面的群众，可不可以跨过沟去。对面群众说这沟是过不去的，更不能下沟了，下去就上不来了！
一听这话，我父亲脑子一下子大了！
这过不去沟，后面要再出现敌情，可就麻烦了。总部的领导都很着急，有的还发起了脾气。毛泽东脸上也浮现出严肃的神情，但他并没有责备我父亲，而是冷静地拍拍我父亲的肩膀，说：“没有关系，过不去我们就往回走嘛，我不信绕不过去这条沟！”
毛泽东的镇定神情稳定了众人的情绪，大家不再埋怨指责，而是迅速地排成纵队，向来的方向撤去。尽管最终绕过了这条长沟，但多走了大半天路。幸亏当时没有敌情，否则的话，前无出路，后无援军，后果不堪设想。我父亲多年来一直很后怕，如果那天真的出现敌情，中国的历史可能重写。
当时我父亲怀着沉痛的心情向毛泽东请求处罚，毛泽东挥手一笑，拍了拍父亲的肩膀：“小事一桩，又不是土地神，谁记得清那么多路，走错了重走就是了，我这个人就喜欢爬山！”
毛泽东波澜不惊的神态给我父亲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种超常的心理素质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具备的。当时那么多人都慌了，毛泽东却泰然自若，足以说明了问题。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9月中旬由红一方面军改称）突破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今吴旗县城），这标志着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我父亲也结束了他的“设营司令”任务。11月初，陕甘支队同红十五军团会师。随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辖红一、红十五军团。我父亲担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又回到战斗部队了，我父亲心里特别高兴。11月下旬，他和第四师一起参加了著名的直罗镇战役。（编辑 王世英）
（作者是陈士榘之子，对外经贸大学协调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