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常识除作者姓名、别号、国别、生平事迹和生活、政治遭遇等，还有社会制度和社会背景，作者的思想品格，甚至还有流派、师从、创作潮流，这一切都属于文学常识的范畴。教师在导入新课时，往往忽视文学常识的介绍，其实，文学常识的介绍并非可有可无，它对文本的准确解读起着引路的作用。具体说来，文学常识在文本解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点。
　　一、了解作者生平遭遇，准确理解文本
　　作者的生平遭遇和时代背景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作品的创作，作者也不可避免地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政治主张蕴涵在作品里面。
　　如《报任安书》里作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自己不马上复信，就是因为作者的自身遭遇。作者遭受了宫刑，这是奇耻大辱，也就是说司马迁已经是一个废人了，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作为人的尊严已丧失殆尽；而当时社会又有“刑不上大夫”之说，受了宫刑，又不“解决”，这在当时是要受社会尤其是士大夫的嘲讽和讥笑的。因此在当时，司马迁受到的心理压力是非常之大的。更重要的是，他还背负“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即著书立说之重任，“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就因这个，他忍受住了社会的嘲讽，直面现实。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能很好理解《报任安书》的选材以及作者的感情及坚强不屈的勇士精神。
　　可以这样说，作者的生平遭遇、时代背景直接影响了他的思想品格，影响了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审美观，而这种品格或审美观反过来又影响或左右他对事物的评判，影响他对时代环境、社会制度的评判。这种评判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文本中，或者说，文本成了他评判事物的载体。所以，不但要知人，更要知世。只有真正的知人、知世，才能谈得上知人论世，才能谈得上论文。
　　二、了解作者思想品格，正确理解人物形象
　　作者的思想影响或决定了作品的主题。文如其人，人品如何，文品就如何。文以载道，信什么“道”，就或多或少地在文本里表现这种“道”。
　　《屈原列传》里大加描写、渲染屈原的忠贞爱国，其间体现出的不屈不挠、宁死不愿同流合污的品格，就有司马迁受到屈辱后坚持理想的影子。反过来，司马迁就是要通过屈原的不屈精神来表现自己当时坚持理想的信念，或者因自己坚持理想而使作品有了不屈的品格。同样的例子我们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里也找得到。诗里为何会有“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为什么“幸福”要从明天开始？这都源于他的思想，源于他对社会主流的把握和对事物所持的评判态度。由此可见，了解作者思想品格方面的常识，有助于准确把握文本里的人物形象，进而把握文本主题。
　　三、有助于把握文本的文学技巧
　　作者的思想、遭遇、时代特点影响了作品的表现形式。作者的观点、思想要通过作品来表现，或直白，或含蓄，这些都和作者面临的生活、政治上的遭遇密切相关。
　　晚唐诗人李商隐一生政治失意，希望受到君王的重视却又屡遭冷遇，《贾生》里“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有李商隐对自己不被重用的苦闷和不满。但在当时“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时代，他只能借贾谊的遭遇来喻指自己。这种因时代局限而决定文本的表现形式的例子从古至今比比皆是。“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中以“硕鼠”比贪婪奴隶主，源于当时的社会制度；闻一多《死水》里含蓄、反复手法的运用，鲁迅《纪念刘和珍君》里含蓄而蕴藉的描写，都是受时代背景的影响。当代朦胧诗的出现，更印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四、拉近文本和读者之间的距离
　　某些作品创作年代久远，要快速地把握作品有一定的难度，文学常识可以拉近读者与文本主题及技巧使用的距离。对于时代久远的作品的理解，如果我们了解相关的文学常识，就较容易理解和分析文本。如《氓》里的女子到底是属于被弃还是自决的形象，这形象有何时代意义？这都要通过文学常识来缩短时代与文本形象意义理解的距离。同样，没有相关的常识，是很难理解鲁迅“漏船载酒泛中流”的处境的。
　　五、写作也要知人论世
　　这里的“知”有玩味、评价之意。只有在知人论世的基础上，才能准确分析人物，作出恰当的评价。反过来，有写作的体会和经验，对作品的玩味鉴赏才更确切，更进一层，才能真正达到披文入情的境界。这些都离不开文学常识的丰富与充实。平时作文常无米下锅，即便是教材里的名人，也知之不多，只知道作者的名号、时代、国别或至多记得流派之类的，而对其生平品格等重要的常识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所以评述只能停留在表面上，不能透彻地分析人物在面对事物时表现出的态度、品格、才情及对事物发展趋势的把握等，因此作文就显得肤浅。没有丰富的文学常识作基础，分析也要打折扣。
　　可见，文学常识的学习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该长则长，该短则短，该详则详，该略则略。文学常识大多数是在课前导入时用的，有时是在课间穿插的。由于近几年高考都没有考文学常识，于是有的教师放弃了文学常识的教学，这是不可取的。
　　作者单位：江西省信丰中学（34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