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8月4日，贝鲁特港口发生巨型爆炸。我在网上看到，自己曾经用双脚丈量过的一条条精致街巷，都沦为了瓦砾。贝鲁特街头的餐厅、酒吧和夜店，不仅仅是经营场所，还寄托着黎巴嫩年轻一代对未来的信仰。
　　我祈祷当地朋友平安，希望黎巴嫩这次能像以往一样，经历灾难后迅速重建，恢复城市自由、宽容、活泼的元气。

“真主党员”

　　我第一次近距离了解黎巴嫩，是通过一个在德黑兰大学读书的黎巴嫩真主党朋友。
　　当时我在德大读历史，他被真主党公费送来读电学（其实我一直怀疑他学的是做炸药），住对门宿舍，没事经常跟我聊天。
　　这位叫达赫尼的小伙面庞英俊，身材健美，宛如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再世，因而也就不缺桃花运，平时一群伊朗姑娘争先开着豪车拉他出去玩。
　　可他还是对在伊朗的生活不满意，没事就在宿舍里犯抑郁，一个人跪在地上痛苦地抱头呻吟。我问他为何不悦，他说：“伊朗饭没黎巴嫩的好吃，姑娘没黎巴嫩的漂亮，社会氛围没黎巴嫩宽松自由。”
　　我当时还没去过黎巴嫩，饭和姑娘不好评价，只是吃惊地问他，作为真主党成员，怎么敢追求社会自由这种西化的东西？
　　他以更吃惊的表情回复我：“难道反以色列跟泡吧撩妹有矛盾么？别用你在伊朗的经历衡量我们。真主党只是个政治组织，不管你个人生活。”
　　宽松自由成了我对黎巴嫩的第一印象。
　　后来这位仁兄遇到了一位学波斯语的意大利姑娘，在猎艳的康庄大道上翻了车，两人迅速陷入热恋。达赫尼课也不念了（其实也不可惜，他生活过于奔放，几乎每学期都挂一半科），直接跟这姑娘跑去了米兰定居。
　　又过了半年，宿舍里的朋友想念他，问他在米兰活得开心不。他说刚跟姑娘吹了，已经返回贝鲁特生活。阿富汗和叙利亚室友纷纷谴责他脑残，“应该至少装一段孙子跟姑娘结婚拿到欧盟居住证再说”。要知道，阿富汗人想去欧洲生活几乎必须靠偷渡，不仅耗费银两，还有性命之虞。看到达赫尼如此挥霍欧洲定居的机会，他们大概有目睹焚琴煮鹤之骇然吧。
　　达赫尼倒是不介意，只说了句“贝鲁特比米兰舒服多了”。
　　这是我对贝鲁特的第二个印象，也成为后来我想前往贝鲁特旅行的动因。

“小意大利”

　　从德黑兰大学毕业后，我来到在伊中企工作，终于在2019年冬季的年假，下了决心去贝鲁特看看那传说中比米兰还美好的生活。
　　出发之前，我联系了达赫尼。他很开心，说会专门安排两天时间带我转转。
　　贝鲁特机场跑道的尽头就是蔚蓝地中海，飞机降落的一刹那，我吓得以为自己要掉进海里。出了机场，搭乘出租车前往市中心酒店，途中穿过了贝鲁特的南城。
　　破烂的房屋、乱堆的垃圾、没有玻璃的窗户，眼前一片贫民窟的场景，让我追寻“比米兰更美好城市”的心凉了大半截。也许是看到了我皱起的眉头，身旁的出租车司机赶紧用英语宽慰我说，这里是什叶派居住的地方，他们是穷人，贝鲁特大多数地方还是很奢侈、很美好的。
　　果不其然，过了15分钟，车开到了市中心，看到街边各种贴满大理石的欧式建筑和身材高挑、衣着时尚的青年男女，我的心慢慢平和下来。至少表面上看，这里跟半年前去过的巴黎还真没啥两样。
　　办好酒店入住手续，刚到下午4时，达赫尼还在店里上班，我就自己先出去转悠，几分钟就走到了贝鲁特北部的海岸。这里的地中海跟尼斯的一样蓝。尽管还是2月，但气温却不寒冷，沿海步道上，有姑娘穿着胸衣和热裤遛狗跑步，也有姑娘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坐在长椅上看书。
　　黎巴嫩果然是宽容与自由的地方。
　　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从北岸溜达到了西岸，看到了传说中的贝鲁特地标景点鸽子岩，其实就是海上的两块巨型拱形岩石。都说这里的地中海落日堪称黎巴嫩第一胜景，出来一趟我也没法免俗，便到靠海的悬崖边找了一家小馆，点了份八爪鱼小食，对着鸽子岩发呆。

　　“难道反以色列跟泡吧撩妹有矛盾么？真主党只是个政治组织，不管你个人生活。”

　　不久，达赫尼下班了，开车来接我去Foch大街，一路上跟我说，这片传说中有“小意大利”之称的街区是多么美好、多么有范、多么上档次。
　　其实，动身来黎巴嫩之前，我也做足了功课，了解这里有辉煌的古迹和古文明，以及时尚的夜生活。不过，看到Foch大街后，我心里还是产生了小小的震动。
　　沿街一色4层高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外面贴着整齐划一的杏黄色大理石，真的让人恍惚觉得来到了南欧。只是部分建筑入口上方的奥斯曼风格门拱，提醒我仍然身在一个中东国家。
　　建筑底层全都是古驰、爱马仕、卡迪尔、路易威登等奢华名牌店，当时正值情人节临近，很多商品都在打五折。建筑的上层为住户，家家户户的阳台上都摆满了玫瑰花圃，红色的花瓣与黄色的大理石相互争艳。
　　在两旁建筑的映衬下，街道并不显宽，上方每隔20米就拉起一道花环横幅，分别用英语写着“爱”“希望”“和平”，如此往复，直到街的尽头。

夜店轰趴

　　达赫尼在小意大利找了家黎巴嫩餐厅，请我吃当地特色餐，分别点了法图什沙拉、小菜拼盘以及两道沙威玛烤肉。沙拉里放了一种酸甜相济的酱，让整个蔬菜散发出清香;小菜拼盘里则是分别用鹰嘴豆泥、茄泥、石榴酱和玫瑰奶油调出的四种开胃菜;最让我心醉的是沙威玛烤肉，肉里放的调料很少，配味却恰到好处，跟一咸压百味的伊朗烤肉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新一代年轻人的族群意识淡薄了许多，在夜店玩的时候会心照不宣地不问彼此身份。

　　吃饭时，坐在我们身旁两位褐发碧眼的黎巴嫩姑娘跟达赫尼搭讪，然后盯着我看，发出了爽朗的笑声。她们的快乐似乎发自心底，十分阳光自然，透露着一种热爱生活的自信，不像伊朗姑娘那么刁蛮。
　　我开始慢慢理解了达赫尼在德黑兰读书期间的抑郁。
　　酒足饭饱后，达赫尼想买单，被我阻止，毕竟他明天还要开车带我去往返车程5小时的巴勒贝克古罗马遗址。
　　我本想回酒店休息，为明天的长途旅行充电，不料达赫尼执意拉我去体验贝鲁特的灵魂—夜店轰趴。他一边劝我，一边掰着手指头跟我解释：“贝鲁特一周有四天假期，周四周五是穆斯林的，周六周日是基督徒的。假日的前一晚夜店才有大Party，今天周六，如果错过今晚，就得等到下周三，可你周二傍晚就要离开了。”
　　我只好嘱咐他自己都35岁了，很多过分的事已经做不动了，去个“温和”点的夜店就好，别太作。于是我们来到一家叫Real Kala的店，以喝酒唱歌跳舞为主。
　　落座后，达赫尼通过眼神跟我比划、用波斯语介绍着店里的姑娘，这个是马龙派、那个是逊尼派，远处那个跟男人亲嘴的应该是亚美尼亚人。我吃惊地问，他莫非阅人无数这些姑娘全认识？
　　他哈哈大笑地否认，跟我说“看气质”。我再想进一步讨教这阅人神功，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只好做了个类比：“就像你能看出谁是中国人、谁是韩国人、谁是日本人，可他们在我眼里都一个样。”

　　随着酒吧内音乐节奏逐渐强烈，大家准备一起跳舞了。达赫尼嘱咐我：“勾搭姑娘时，千万别问人家教派，你是来玩的，不是来打架的。”
　　后来，在回酒店的路上，达赫尼跟我解释，黎巴嫩的宗教派别关系复杂，其间还杂糅着家族矛盾;好在新一代年輕人的族群意识较上一代淡薄了许多，在夜店玩的时候会心照不宣地不问彼此身份，尽管他们基本都像达赫尼那样能够轻易判断出对方的来历。
　　临走前，达赫尼冲我挤了挤眼睛说：“那个抱着你脖子跳舞的姑娘是逊尼派的。”

古罗马遗址与比布鲁斯遗迹

　　第二天一早，达赫尼准时接我去巴勒贝克。路上无聊，车里响起了Nancy Ajram和Hadi Aswad的音乐。这些都是达赫尼当年在伊朗读书时，宿舍里经常放的曲子，广受世界各国室友喜爱。黎巴嫩国家虽小，文化影响力却十分强大。
　　我们在巴勒贝克入口买票时，一位老大爷自荐讲解（当然是付费的），我犹豫之间，他用英语跟我说，当年伊朗前总统拉夫桑贾尼一家来访时，就是他做的解说。我赶快答应了。
　　巴勒贝克古罗马遗址的宏大壮观，远超土耳其、突尼斯、摩洛哥、法国、西班牙这些地中海沿岸前罗马帝国领土上的古代遗存。高耸的门廊让凡人叹息自己的渺小，而西边柱廊密布的酒神庙则被誉为“地球上保存最完整”的古罗马神庙。
　　老大爷一路讲解得很认真，还带我们看了一些藏得很深、不易被发现的浮雕遗迹。他告诉我，由于这里靠近叙黎边境，2014年叙利亚内战时，遭叙利亚反对派渗透，整个巴勒贝克地区陷入了冲突危险，景点被迫关闭，自己一度失去了经济来源。后来，武装的真主党协助平复了地区局势后，他才重操旧业养家糊口。他自己虽然是逊尼派，但还是很感谢真主党的帮助。
　　作为古迹控，来到黎巴嫩的第三天，我依然没有选择在贝鲁特的欧式建筑间过小资生活，而是要达赫尼带我去参观黎巴嫩国家博物馆，然后去比布鲁斯看腓尼基人和十字军占领期间的遗迹。
　　博物馆不大，只有两层。底层主要是古罗马时代东地中海地区特有的人像石棺，棺材盖上侧卧着墓主人的雕像。上层则是古代腓尼基时代的文物，比如小型青铜人偶等。
　　腓尼基人发明的字母及其海上商业文明，深刻影响了希腊文化，为西方文明播下了种子。所以，19世纪以来，面对西方尤其是法国对黎巴嫩地区的经济渗透和殖民，多数黎巴嫩人并没有太多反感，反而认为是西方世界对自身的反哺。

　　阿敏清真寺穹顶旁，并立着马龙派圣乔治教堂的十字架。

　　前往比布鲁斯的沿海公路内侧朱尼耶市附近，一座巨大的圣母像矗立在岸边高山上，这是黎巴嫩基督教马龙派重要的活动据点之一。我跟达赫尼坐着缆车前往山顶途中，回望海面，蔚蓝的大海，弯曲的海岸，再次让我想起了游历南法时的场景。今年以来，法国政府一直努力推进“地中海沿岸国家文明圈”，也许除了历史和现实的政治经济利益考量，真的有文化和地理上的共鸣基础吧。
　　下午，来到比布鲁斯遗迹后，在大学学过考古的我开始到处端详、在十字军城堡里上上下下。达赫尼则无聊地到处找石头在地中海上打水漂，嘴里嘟囔着“还不如去撩姑娘”。
　　结果，说曹操曹操到。从比布鲁斯遗迹前往停车场的路上，一家手工艺品店外，一位金发飘飘的姑娘斜倚在长凳上，翘着伸到热裤外的修长双腿，一面抽着水烟，一面跟达赫尼打招呼。看起来那意思是：“约么？” 达赫尼笑了笑摆摆手，带着我走开了。
　　看着自己的闲情逸致坏了人家的撩妹好事，当天的晚饭我又买单了。
　　在黎巴嫩的最后一天，我不好意思再打扰达赫尼，从酒店退房后，独自徒步前往小意大利街区。沿路各种精致的别墅让我眼花缭乱，突然一幢布满弹孔的高层建筑出现在眼前—1973年建成的假日酒店，贝鲁特富裕生活的象征，不料开张两年后就遭遇黎巴嫩内战，24层高的酒店又恰好位于内战两派势力的交界点，成为各方力量的必争之地，一幕幕攻坚、炮击和狙击在这里上演。如今，硝烟散去，酒店只剩下一具空壳，作为内战的见证者向世人诉说着宗教偏执的荒诞与残酷。
　　烈士广场南边，翠蓝色的阿敏清真寺穹顶旁，并立着马龙派圣乔治教堂的十字架，宗教和谐的表象下，更透露着对历史的顿悟。
　　我又来到了小意大利街区，衣着时尚的姑娘们嬉笑而过，脸上没有一丝国家苦难留下的阴影。我渐渐看清黎巴嫩年轻人浪荡不羁生活的背后，是对近50年国家苦难的反抗。他们拒绝严肃的生活，因为任何故作认真都是在向黑暗的过去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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