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匡衡“嗜书如命”，大概一点也不过分。
　　匡衡是西汉东海郡承地（今山东枣庄东南）人，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而且很穷。于是，他不得不靠替人家当雇工来维持生活。然而，饭可以一天不吃，书却不能一天不读。白天给人家干活，自然不能读书；晚上回到家中呢，天早已黑了，又买不起蜡烛，想读书也读不成。怎么办？隔壁邻居家点着灯呢！他就悄悄地在墙上凿了个洞，将邻居家的灯光引过来，“以书映光而读之”（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这就是成语“凿壁偷光”的由来。
　　后来，他听说同邑富翁文不识家里藏书极多，就跑到他家去帮工。匡衡吃苦耐劳，勤勤恳恳地干活。过了一段时间，文不识要付给他工钱，他却摇头说不要。文不识奇怪地追问原因，匡衡便道：“如果能将主人家的藏书读个遍，我就很满足了。”文不识大受感动，从此对他另眼相待，不但免费让他读书，最后还将他的工钱折算成书价，让他随意挑选最喜爱的书带回去。
　　匡衡大致生活在西汉宣帝、元帝与成帝时期，那时候，写《史记》的司马迁早已去世了。与匡衡大致生活在同一个时期的另一位史学家褚少孙补写了部分《史记》，写到《张丞相列传》时，也替匡衡作了传。原来，匡衡的智商并不高，褚少孙说他“才下，数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意思是说他才能低下，多次参加朝廷的考试都没有考中，直至考到第九次时才凑合中了个丙科。所谓“丙科”，就是候补的备用名额。然而，功夫不负苦心人，由于一直在刻苦攻读，痴心不改，他的学业大有长进，终于成为一位大学问家。
　　班固在《汉书·匡衡传》中的记载就更加详细了：由于匡衡的学问很深，得到不少学者的推荐，并一直被推荐到京城长安，连全国著名的大儒萧望之等人在对他考核之后，也认为他学问“精细”“可观”。于是，他从地方上的“平原文学”一职被调到中央政府任郎中。这样一来，他渊博的学问更是派上了大用场：朝廷处理政事有所疑问时，匡衡常常引经据典，细加剖析，说出自己的见解，对施政大有裨益。他的职位也由郎中而博士，由博士而光禄大夫、太子少傅，最后经御史大夫而当上了丞相。
　　官阶的高低固然不应成为评价人的唯一标准，甚至不应成为主要标准。平心而论，匡衡政绩平平，别说政治家，甚至连“西汉名臣”也算不上。然而，他的文章确实写得不错，班固在他的本传中，大段地引用了匡衡写给皇帝的奏章，数量甚至超过了记载其一生“事迹”的文字。
　　其实，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开卷”尚且“有益”，苦读一生的匡衡，怎会不成为文章好手，不成为一个大学问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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